水浒晬语

施耐庵、罗贯中

文学史教科书概云《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可是并没有存世版本为证，甚至最早见于著录也只是明中期嘉靖间高儒所撰书目《百川书志》。是书卷六：“《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此谓“的本”，即真本、原本。这个本子应该就是嘉靖间武定侯郭勋的都察院刊本，以后称作李卓吾评点的百回本即出自武定版，却已改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不过，著录更早的可能是郎瑛《七修类稿》，其卷二十三有“三国宋江演义”条，谓：“《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郎瑛在世大抵比高儒略早，他见到的本子尚称《宋江演义》，当早于郭勋刊印的《忠义水浒传》。

认定《水浒传》出现在元末明初，是根据作者施耐庵、罗贯中在世年代推算。二人生卒年未详，亦自不外乎那一时期，《中国历史大辞典》是将施、罗二人作为元人收载（见辽夏金元史卷）。传为明初贾仲明所作《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有简略介绍，称元末至正甲辰（1364）与之相遇。但作为戏曲家载入该书的罗贯中是否就是作《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小说家，学界仍有争议。至于施耐庵，感觉应该略晚于罗氏。学者通常也是凭感觉去找证据，果然江苏大丰县发现施氏族谱和若干出土材料，推断施耐庵元末曾居浙江，活到明初永乐年间。

既谓“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又谓“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如今看来这类署名都比较含混，亦费猜详：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工作流程？这里，只是“的本”一词意思明确，施氏的“集撰”与罗氏的“编次”或“纂修”是什么关系，不甚明了。

“集撰”不是缀集之义。小说《水浒传》汇集宋元以来宋江三十六人的民间叙事（包括杂剧与话本）改编和加工而成，缀集必是先期工作。作为“编次”或“纂修”的罗贯中应是缀集者。施氏署名在前，罗氏在后，并不意味这部小说最后是在罗氏手中成型，否则施氏的“的本”该如何理解？似乎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先是罗贯中整合各种水浒话本辑成宋江和梁山好汉的故事汇编，或是粗略的稿本（这是“编次”或“纂修”的意思），后由施耐庵加工成付梓的书稿（这是所谓“的本”的意思）。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专门讲到作者问题，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见是书第五编第五章）。

资料考述与文本研究

关于《水浒传》研究，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水浒传》本事考辨，二是版本沿革梳理，三是作者（延及刊刻者、评点者）之身世考证，四是文本解读和评论。

前三项属于资料考述，至今留下的疑问还不少，当然绝非研究者不够努力，主要碍于文献阙如，时至如今恐怕难以再有重要发现。我自己做的是文本研究，过去专业学者一般不做这一块，好像觉得不大有学问。“五四”一代学人中研究《水浒传》最用力的是胡适，现在看来其文本研究比较粗浅。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在很长时间内，文学史家对于《水浒传》只是满足于浅俗化的文本解读。

本事、版本及作者之类，这三项研究往往互相打通，因为都是从旧籍中钩稽资料并参互考证。然而，做文本研究，亦须顾及前边三项。从本事来源可以揣摩文本捏合之义，而版本沿革也反映了叙事意图的变化，因为《水浒传》非一人一时之作，必须考虑到文本的生长性及其变异。说来《水浒传》研究涉及面甚广，问题是文本内外用力极不平衡，相对资料整理和考述，文本研究这方面一直比较欠缺。

对于文本以外的前三项，我自己不做专门研究，只是斟酌学者的意见择善而从。我通常采用的版本是根据袁无涯本（又称杨定见序本）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在《水浒传》常见的三种通行本中这个本子故事最全。其他两种通行本是百回本和七十一回本。百回本大多以容与堂本为底本整理，它没有征田虎、王庆那两部分的内容；七十一回本源自金圣叹假托古本删改的贯华堂本（金本七十回，前作“楔子”），将梁山泊受天文石碣之后的故事都删去了。金圣叹的意图是不能让“强盗”从良，但删去了招安，却使得梁山泊这支反政府武装更具反叛性（亦即革命性），过去给青少年阅读的“洁本”都是根据金本整理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是出于维护王权的立场，却弄出一个彻底“作乱犯上”的文本，如胡适就说他是完全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

这部作品的误读现象由来已久，其文本复杂性不是金圣叹辈所能洞悉的。

太行山、三十六人

《水浒传》之前的水浒叙事主要是宋话本和元杂剧。从《醉翁谈录》著录“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名目来看，宋代说话的水浒故事可能是以单篇的个体叙事为主。宋话本无一存世，现存元刊《大宋宣和遗事》是宋遗民所作拟话本，其中已将个体叙事捏合成群体叙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概括为十二个故事情节：

杨志等押花石纲阻雪违限杨志途贫卖刀杀人刺配卫州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石碣村晁盖伙劫生辰纲宋江通信晁盖等脱逃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宋江得天书有三十六将姓名宋江奔梁山泺寻晁盖宋江三十六将共反宋江朝东岳赛还心愿张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将降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这已约略勾勒出《水浒传》的基本梗概，当然很不完整，其中若干情节与小说并不一致。如“往太行山落草”和“宋江三十六将”之说，自与小说大相径庭。

最早的水浒叙事以“太行山”和“三十六人”为范式，此亦见诸宋遗民龚开（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见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卷）。龚赞各以四句四言诗描述宋江等三十六人，大抵在太行山一带。如关于卢俊义的赞语：“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太行，皮毛终坏。”这里“三十六人”的说法跟《宣和遗事》相同，而且卢俊义、燕青、张横、戴宗、穆横五人的赞语带有“太行”字样。可见水浒早期叙事中，宋江一伙只是三十六人，啸聚太行山而非梁山泊（泺）。龚氏偈赞中找不出与梁山泊（泺）有联系的字样。

小说第十六回写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说杨志和押运财宝的军士到了黄泥冈，插入一段描述山势险峻的赞赋，结尾有这样两句：“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黄泥冈地处郓城周边，靠近梁山泊，跟太行山离得很远。这显然是小说家沿用宋代说话人之遗留文字，亦足以佐证水浒原初的叙事地点不是梁山泊，而是太行山。

《宋史》所记宋江及梁山泊

“宋江三十六人”之说，亦见《宋史》。据《宋史·侯蒙传》：“（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齐魏，即今山东半岛至河南东部一带，在宋代为京东东路至京畿路。这跟小说描述的梁山人物活动范围倒也大致吻合。

不过，《张叔夜传》则谓：“宋江起河溯，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河溯（亦作河朔），通常泛指黄河以北，有数千里之地，从太行山到幽燕蓟冀都括入其中。想来先是“起于河溯”，之后“横行齐魏”。另据《徽宗纪》所记：“（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张叔夜招降之。”这一段又从齐魏之地南下江淮，抵达楚州（今江苏淮安、盐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了。宋江最后在海州被围剿和招安。从《宋史》这些零星记载看，这三十六人最初是在黄河以北聚集（或暗合太行山之说），然后递次向东南蹿进。

据《宋史》所载，宋江这支队伍并没有固定的山寨和根据地，而是惯于冲州过府的流寇式作战。其“横行齐魏”一节，亦乃四处扫荡，未见盘踞梁山泊的记载。

梁山泊这地方，北宋后期确有盗匪出没，但与宋江等人无关。《宋史》蒲宗孟、许幾、任谅诸传都说到梁山泊（泺）匪盗之事。如《许幾传》谓：“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任谅传》谓：“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可知梁山泊（泺）的匪盗只是当地渔人，无非是以行舟之便从事劫掠勾当，这跟宋江的武装团伙搭不上，那些“荡无名籍”之辈不至于真刀真枪地跟官府相抗衡。蒲宗孟、许幾、任谅三人都是郓州或京东路地方官（后二者大约与宋江同时代），各自本传记述他们治盗之政绩，可见当时梁山泊（泺）并非江湖啸聚之处，当地匪患说到底是治安问题。

宋江三十六人乃或梁山一百零八人，见于《宋史》记载只是宋江一人，而史家关于宋江的记述亦相当简率。毫无疑问，作为《水浒传》叙事主体的梁山泊基本上是一个虚构的对象。小说是基于宋人说话、元杂剧和民间传说糅合而成，具有传奇性，其历史依据并不充分，这跟《三国演义》的性质有很大不同。《三国演义》讲述的是一段历史，《水浒传》讲述的是一种想象的历史。因为史家并未提供宋江等人的具体活动内容，只能由文艺家去想象和建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水浒传》列入“讲史小说”，可能是考虑到此书具有附会历史的特点。除了梁山众人这个叙事主体，其他方面小说倒是尽量坐实处理，如北宋末年的历史背景和方舆地名（尽管错讹不少），以及风俗、制度等，又如高俅、蔡京、徽宗一类亦实有其人。

元杂剧水浒叙事

宋江的山寨自太行山挪至梁山泊，不是小说家原创，大抵源于元杂剧。

元杂剧中的水浒戏亦是《水浒传》本事来源。其水浒戏存目有二三十种，傅惜华等人所编《水浒戏曲集》收入有文本流传的六种：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燕青博鱼》、康进之《黑旋风负荆》、李致远《还牢末》、无名氏《争报恩》和无名氏《黄花峪》。另外还收入明初朱有燉二种，即《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以及标以“元明间无名氏作”杂剧四种，即《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和《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考虑到朱有燉和元明间无名氏杂剧与《水浒传》成书时间较为接近，这样作为水浒早期叙事的杂剧存世有十二种。

这些剧目中，宋江的山寨已是梁山泊，不再提及太行山。杂剧台词中仍称“兄弟三十六人”或“三十六员英雄将”，又说“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这样的表达比较含混，已暗合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人之数。

这十二种存世剧目大抵对应《水浒传》后半截叙事，主要演绎梁山好汉如何扶危济困，救民于水火，只《九宫八卦阵》说的是征辽一节（小说中这阵法是对付童贯）。由于存世剧目太少，综合剧情与小说大有参差，如林冲只在《闹铜台》提及，武松仅现于《东平府》，这些个重要角色都未见上梁山之前的个人冤情和复仇之事。鲁智深在《黄花峪》《自还俗》两剧中都有出现，却完全不是小说中的故事。这些杂剧中李逵的关目居多，大体是一个戏谑角色，而《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亦保留了那些搞笑成分，却重新塑造了拙朴、刚直而凶顽的莽汉形象。奇怪的是，就连《九宫八卦阵》“正末”（男主角）也是李逵，各剧中宋江倒是作为“冲末”“外末”（杂剧次要男角）的串场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杂剧全然略过众好汉的聚合过程，剧情交代的梁山泊已是一方大镇。只是各剧人物出场自报家门的台词中多有提及宋江杀阎婆惜、刺配江州及三打祝家庄诸事。晁盖已然被撇去，元剧《双献功》《燕青博鱼》《黑旋风负荆》《还牢末》《黄花峪》都交代晁盖打祝家庄身亡，只有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说是折于曾头市。可见，元剧作为水浒叙事的“中间物”与小说差别还相当明显。

梁山泊的地理意义

绿林啸聚，按说应选择“山高皇帝远”那种地方。太行峰峦绵延，山势峭拔，地貌复杂，显然比梁山泊更适合安置这样一彪人马。相比之下，梁山只是一抔土丘。杂剧、小说何以舍太行而取梁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宋时梁山在寿张县境内（郓州属县，今山东梁山县），本名良山。顾祖禹《方舆纪要》卷三十三：“汉梁孝王常游猎于此，因改为梁山。《史记》：梁孝王北猎良山。是也。山周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即古大野泽……”所谓“山周二十余里”，大致四乘五华里范围，或再稍大些。其南边的大野泽就是梁山泊，北宋末年还是很大一片湖沼，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图形估算，约有八百平方千米，小说里称“八百里梁山水泊”真不是夸张。可惜这片水域到元代末期就几乎消失了。

梁山泊夹在郓州（即东平府，治今山东东平）和济州（治今山东巨野）之间，宋江所在的郓城县属济州地界。史书上没说宋江籍贯何处，元剧亦不见交代，很可能是小说家就便将他安排在这里。《水浒传》以梁山泊为山寨自是沿袭元剧，但元剧叙事为什么要搬到这地方，想不出什么道理（从存世水浒剧目看，并无水上作战的戏码），但小说将一支庞大的非政府武装摆到这儿，可谓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