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与张方平
作者: 彭玉平北宋崇宁二年(1103),苏辙被以太中大夫致仕。第二年正月,他就移居颍川,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多年前,苏辙就在那里置了田产,建了房屋,退休后,他就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崇宁三年(1104)三月,正在新建的“遗老斋”里读书的苏辙,很偶然地抬头远看,居然见到侄子苏过(1072—1123),也就是苏轼的第三个儿子,背着一个大大的包向门口走来。自从哥哥苏轼三年前去世后,他与这个十分喜爱的侄子也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他激动地把苏过请进屋内,上了茶,接着当然是一番聊天。
苏辙看到苏过放在椅子一边的大包,就问苏过:“为什么要带着这么大一个包?这么重,一路也辛苦了。”
苏过说:“包里的东西都是家父的遗物,我特地带过来的。”
苏辙一听说是苏轼的遗物,当即就打开来看。一件一件看着,突然一首字迹工整的诗歌出现在了苏辙面前。什么诗呢?就是当年乌台诗案后,苏辙离开京城时,张方平(1007—1091)赠他的一首诗歌,因为与苏轼在一起,后来这首诗歌就由苏轼收藏了。看着二十多年前张方平的手迹,想着张方平去世已经十三年,苏辙竟然一下子大放悲怀,痛哭不已。过了很长时间,苏辙的情绪稍微缓和一点。他一字一句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
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
这首诗几乎回顾了一生与张方平的交往经历,从最后一句“一生知己有斯人”来看,苏辙对张方平怀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把他看成是一生中最好的知己朋友。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首诗歌。
第一句“少年便识成都尹”,是追忆第一次在成都拜会张方平的情况。其实在这首诗歌前面的引言中,苏辙就说自己与父亲苏洵(1009—1066)、哥哥苏轼拜见当时在成都担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
张方平其实只比苏洵大两岁,他字安道,晚年自号“乐全居士”。他的祖籍应该是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后迁居到了扬州。他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在四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虽然也有起伏,但总体是受重用的,宋神宗初年更一度出任参知政事,后以太子少师致仕。在朝廷的声望是比较高的,号称名臣。
张方平是至和二年(1055)出任益州知州,驻地在成都。苏洵当然知道两个儿子的才华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了,但他也深深地知道,再有才华的青年,如果长年待在眉山这样的小地方,只能结识川中的一些高人,那眼界就很有限了。所以苏洵就带着苏轼、苏辙准备去京师,一路拜会各地的豪杰和高人。而当时张方平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朝廷大臣了,正是他们要拜见的人。张方平见到苏洵父子,也很高兴。苏洵知道张方平名望大,识人也准,就把两个儿子的文章给张方平看,并弱弱地问:“像这样的水平参加乡举应该是有把握的吧?”
张方平没有马上作答,而是继续专心读苏辙、苏轼的文章,过了好一会儿,他对苏洵说:“像这样的水平不能把乡举当作目标,他们的水平远在一般参加乡举的人之上,他们一定有更广阔高更远的发展空间。”又说:“这两个人都是‘国士’级别的啊。”所谓“国士”就是全国最优秀的人物。这“国士”可是张方平当时的原话,苏辙不仅深受鼓舞,而且在几十年后都对这两个字记忆犹新。他在这首诗歌的引言中说:“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引言)
张方平更是私下直言不讳地对苏洵说:“你两个儿子都很优秀,老大苏轼聪明洒脱,老二苏辙谨慎稳重,可能以后老二的成就还在老大之上。”可见张方平虽然对苏轼、苏辙兄弟都很欣赏,但对苏辙的欣赏要更多一点。张方平不光是口头赞美,更是用行动开始推举苏辙、苏轼走向仕途。他向当时权知贡举的欧阳修写了一封推荐信,而欧阳修对苏辙、苏轼也十分欣赏,结果大家当然也猜到了。嘉祐二年(1057),苏辙应省试,欧阳修权知贡举。这年三月,苏辙与哥哥苏轼皆进士及第,苏轼第六名,苏辙第十五名。这个功名的取得,苏辙深深地感受到张方平的力量。他在后来写的一首诗中说:
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
猖狂感一遇,邂逅登仕籍。
(《送张公安道南都留台》)
在拜见张方平的许多人中,张方平唯独对自己特别赏识,“猖狂”其实就是非常激动的意思,因为这种相识与赏识,所以苏辙“邂逅登仕籍”,这个理解不管是否合理,但至少可以看到苏辙对张方平的感恩之意。这是认识张方平十六年后写下的文字。
可见这种感恩一直在苏辙心里珍藏着。
现在我们明白苏辙“少年便识成都尹”,这七个字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幸运和感恩了。这首诗歌,我先分析这一句,因为不了解后面他们交往的过程,再分析下去,可能就有点懵懂了。
我们把时间一下子跳过十多年,北宋熙宁二年(1069),苏辙在守完父亲苏洵的三年丧期后回到京城。这个时候朝廷是怎样的一番景况呢?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熙宁变法”。苏辙性格沉静,凡事喜欢多一步思考,他在了解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后,对其中的财政变革有不同意见,就给宋神宗上书,直接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态度。宋神宗倒是给他机会,让他负责对变法条例进行审核与颁布。苏辙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他兢兢业业,要报答宋神宗的信任。但他在青苗法的实施上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差很大,这个我就不展开了。简单来说,他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看上去是用国家财政来补贴老百姓一时的经济困难,但其实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尤其是当时自然灾害不断,待秋后还国家债务的时候,老百姓已经承担不起。但王安石是个性极强的人,他哪里听得进苏辙的意见,所以强行推行青苗法。而王安石变法总体是得到宋神宗几乎无条件的支持的。结果可想而知,回到京城不满半年的苏辙被贬为河南推官。这对于壮志满怀的苏辙来说,打击肯定是大的。第二年宋神宗任命苏辙为中书省试点检试卷官,这是一个闲官,苏辙上任不甘心,不上任又不好。在苏辙为难之际,张方平被任陈州知州,张方平便马上上书朝廷要求辟苏辙为陈州教授,也就是陈州的学官,负责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间张方平与苏辙仕履的兜兜转转,我们再跳过去几年。熙宁九年(1076),这一年王安石被罢免了相位,苏辙在齐州的三年任期满了,回到京城。他以为他以前反对王安石,所以被贬谪到地方。现在不一样了,王安石被罢相了,是不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呢?答案是其实没来。一个显著的证据是,第二年,苏辙只是被任命为著作佐郎,这又是一个八品的闲官。要知道这苏辙可是想做事的人,你弄点闲官给他做,等于是惩罚他了。正在苏辙为难之际,时为应天府(河南商丘)知府的张方平再次出手拉了他一把,马上荐举苏辙出任应天府判官。他们在应天府合作了三年,当然配合无间,友情也是更深了一层。
我为什么要讲这两段经历,因为这就是苏辙诗歌中“中岁仍为幕下宾”一句的意思。
到了元丰二年(1079),七十二岁的张方平只想着一件事了,那就是退休。宋神宗当然首先是挽留,看挽留不住,也只能同意了。一个人荣休了,照例要写一篇谢表,张方平致仕的这篇谢表也是苏辙代写的,可以看出张方平对苏辙该有多信任。
但就在张方平荣休的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因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发表了不少批评新法的言论,加上当年转任湖州的苏轼在谢表中,有些用语被他的对手放大,导致苏轼被抓,关在了京城。宋神宗一时暴怒,差点要杀掉苏轼。后来在许多人的求情下,苏轼侥幸留下一命。苏辙与苏轼兄弟情深,他能为苏轼做点什么呢?他上书宋神宗,他愿意把自己辛苦几十年获得的官职让朝廷免掉,以换得苏轼的不死。结果是苏辙被贬谪监筠州盐酒税。
元丰三年(1080)初,先是苏轼去了黄州团练副使任上,接着苏辙也要去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了。这一天苏辙来到张方平府上告别,相识相知那么多年,苏辙面对面前这位七十多岁亦师亦友的张方平,当然是百感交集,而张方平呢?就更是舍不得了,这么多年来,与苏辙共事,实际上已经形成对苏辙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不仅是工作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张方平对苏辙说:“先坐下来,我们好好喝两杯。”
其实张方平还没喝上几杯,可能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居然有了几分醉意。他吩咐家人拿上纸笔,写了一首诗歌送给苏辙:
可怜萍梗飘浮客,自叹瓠瓜老病身。
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
(《别苏子由》)
第一句感叹苏辙这么多年一直漂泊无定,就像浮萍和断梗一样,怎么也扎不下根,稳定不下来。张方平对苏辙的遭遇再清楚不过了,他觉得像苏辙这样的“国士”应该得到国士一般的尊重和重用,但结果恰恰相反。而自己呢?一旦苏辙远行,自己就像瓠瓜(葫芦的一种)一样,独处一边,七十三岁的自己不仅年迈,而且疾病缠身,哪里还经受得起这种令人伤感的离别呢?
第三句是用了一个典故。根据《后汉书·徐稺传》记载,陈蕃任太守的时候,在工作的地方一般不接待客人,但当他知道徐稺要来的时候,就专门摆好榻,所谓榻,就是狭长而较矮的一种供坐的家具。等徐稺离开,他又把这个榻收起来。这个叫什么?叫情怀。徐稺有时候很长时间不来。灰尘就布满了榻。所以就有了“尘榻”这个词,比喻什么呢?就是对宾客、贤士特别优待敬重的礼节。现在张方平说,你苏辙要去筠州了,我的这张榻也就只能悬挂起来了,慢慢地变成“尘榻”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张方平对苏辙特别礼遇和欣赏。但越是礼遇和欣赏,对苏辙的远行,张方平就越感到伤感和孤独了。
最后一句,张方平说,你走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兴致把榻上的灰尘清扫一下,迎接哪位客人了。张方平的意思其实十分明确,从此以后,我就没有一个可以忘情地相对而谈的朋友了。很显然,张方平对苏辙离开后的茫然,已经预料到了。
张方平把这首诗写完,大概实在是写得动情了,居然写得泪流满面。后来苏轼知道这个事情后说:我认识张方平那么多年,无论是多悲伤的事情,我从来没见过他当面流过眼泪,这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苏辙诗中“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二句了。徐孺子就是徐稺,是东汉的一个名士,多次被公府征召,都不去应召,他为人恭俭义让,淡泊明志,被当时认为是道德高士。苏辙的意思是说,你张方平就好像东汉的陈蕃,把我当作徐稺。这是您的恩情,也是对我的信任。
带着张方平的诗歌,苏辙就上路去筠州了,途中专门到黄州看望了兄长苏轼,把这首诗歌的故事讲给苏轼听,也把这首诗歌的墨迹留在了黄州。而在张方平去世十多年,兄长苏轼也去世几年后,从侄子苏过带来的苏轼遗物中再次见到张方平当年写下的这首诗歌,苏辙追忆过往的点点滴滴,更是痛哭不止。张方平当年的难得一哭,与现在苏辙的痛哭不已,两个人之间的深情厚谊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当年张方平是为“国士”的不平遭遇而痛哭,而苏辙是为张方平对自己一直的提携与关爱而哭。
元祐六年(1091),苏辙到任翰林学士承旨一职,从杭州来到了京城。而此前的苏辙一直因为与朝廷权贵的格格不入,要求外任。苏轼到任不久之后,再度陷入政治斗争中,所以没多久就去颍州当知州去了。而这一年的十一月底,八十四岁的张方平感觉自己好像在快速走向生命的终点。这一天他把家人招来身边说:“我可能来日无多了,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别无牵挂,只是两个当朝的‘国士’苏轼、苏辙兄弟,还陷在各种是非中,这种真正的国家栋梁,如果把生命消耗在无穷无尽的斗争之中,那不只是他们个人才华的损失,更是国家的损失!”说完这一番话,张方平直喘气,从此之后,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到第二天去世。
苏辙获悉张方平去世后,虽然知道张方平曾对自己的子孙说,不要为他向朝廷请谥号,但苏辙觉得像张方平这样的国家重臣,怎么能没有谥号呢?所以他主动为张方平向朝廷请谥号,后来谥号为文定。在苏辙看来,这完全是一个朋友和一个未亡人应尽的义务。接着苏辙又满怀着深情写下了《祭张宫保文》,一方面追忆与张方平相识相交的过程,另一方面对张方平的政治智慧、道德情操也做了很高的礼赞。
写了这篇情文并茂的祭文,苏辙觉得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所以又写了三首挽词,称赞张方平“道广中无竞,才高治不烦”(《赠司空张公安道挽词三首》之一)、“孤高出世学,豪迈谪仙人”(《赠司空张公安道挽词三首》之二),对张方平过人的才华才干、清高的人品学问、豪迈的性情性格,都做了很好的评价。同时用“一言知我可,久好谁复知”(《赠司空张公安道挽词三首》之三),表达了张方平对自己一见如故,从第一次见面的大力赞赏到临终时的念念不忘,这份情义那么持久,那么稳定,那么有力量,那么令人回味。
张方平生于1007年,苏辙生于1039年,两人相差了三十二岁。苏辙说他与苏轼第一次拜见张方平,张方平就把他们兄弟两人当作朋友,也就是苏辙说的“忘年之契”,我们现在叫忘年交。友情往往是可以超越年龄差距的。在张方平晚年,苏轼主动要求帮助张方平整理文集,并编定了《乐全集》,而且写了一篇序,在序言里,苏轼一直以“门生”自居。张方平看了序后,就不高兴了,说:“门生”两个字用得过了,我们早就确定是忘年交,赶紧把“门生”两字删掉,回到朋友的名分上来。这话是对苏轼说的,但其实也是对苏辙说的。张方平从未将苏辙当作自己的弟子,而是一个比自己小三十七岁却彼此心灵相通的知己。
一段跨越三十七岁的友情,一段持续了近四十年的友情,在每个环节都留下了动人的故事,一个倾心提携,一个满怀敬重。“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苏辙的感怀、感激与感恩都凝聚在短短的这两句诗中。在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中,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北宋王朝,他们的友情超越了利益关系,而变得如此纯净,也因为纯净而变得如此美丽,如此令人神往。
“一生知己有斯人”,我总觉得因为有张方平,所以苏辙成了既幸运又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