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与张方平

北宋崇宁二年（1103），苏辙被以太中大夫致仕。第二年正月，他就移居颍川，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多年前，苏辙就在那里置了田产，建了房屋，退休后，他就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崇宁三年（1104）三月，正在新建的“遗老斋”里读书的苏辙，很偶然地抬头远看，居然见到侄子苏过（1072—1123），也就是苏轼的第三个儿子，背着一个大大的包向门口走来。自从哥哥苏轼三年前去世后，他与这个十分喜爱的侄子也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他激动地把苏过请进屋内，上了茶，接着当然是一番聊天。

苏辙看到苏过放在椅子一边的大包，就问苏过：“为什么要带着这么大一个包？这么重，一路也辛苦了。”

苏过说：“包里的东西都是家父的遗物，我特地带过来的。”

苏辙一听说是苏轼的遗物，当即就打开来看。一件一件看着，突然一首字迹工整的诗歌出现在了苏辙面前。什么诗呢？就是当年乌台诗案后，苏辙离开京城时，张方平（1007—1091）赠他的一首诗歌，因为与苏轼在一起，后来这首诗歌就由苏轼收藏了。看着二十多年前张方平的手迹，想着张方平去世已经十三年，苏辙竟然一下子大放悲怀，痛哭不已。过了很长时间，苏辙的情绪稍微缓和一点。他一字一句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

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

这首诗几乎回顾了一生与张方平的交往经历，从最后一句“一生知己有斯人”来看，苏辙对张方平怀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把他看成是一生中最好的知己朋友。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首诗歌。

第一句“少年便识成都尹”，是追忆第一次在成都拜会张方平的情况。其实在这首诗歌前面的引言中，苏辙就说自己与父亲苏洵（1009—1066）、哥哥苏轼拜见当时在成都担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

张方平其实只比苏洵大两岁，他字安道，晚年自号“乐全居士”。他的祖籍应该是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后迁居到了扬州。他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在四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虽然也有起伏，但总体是受重用的，宋神宗初年更一度出任参知政事，后以太子少师致仕。在朝廷的声望是比较高的，号称名臣。

张方平是至和二年（1055）出任益州知州，驻地在成都。苏洵当然知道两个儿子的才华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了，但他也深深地知道，再有才华的青年，如果长年待在眉山这样的小地方，只能结识川中的一些高人，那眼界就很有限了。所以苏洵就带着苏轼、苏辙准备去京师，一路拜会各地的豪杰和高人。而当时张方平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朝廷大臣了，正是他们要拜见的人。张方平见到苏洵父子，也很高兴。苏洵知道张方平名望大，识人也准，就把两个儿子的文章给张方平看，并弱弱地问：“像这样的水平参加乡举应该是有把握的吧？”

张方平没有马上作答，而是继续专心读苏辙、苏轼的文章，过了好一会儿，他对苏洵说：“像这样的水平不能把乡举当作目标，他们的水平远在一般参加乡举的人之上，他们一定有更广阔高更远的发展空间。”又说：“这两个人都是‘国士’级别的啊。”所谓“国士”就是全国最优秀的人物。这“国士”可是张方平当时的原话，苏辙不仅深受鼓舞，而且在几十年后都对这两个字记忆犹新。他在这首诗歌的引言中说：“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引言）

张方平更是私下直言不讳地对苏洵说：“你两个儿子都很优秀，老大苏轼聪明洒脱，老二苏辙谨慎稳重，可能以后老二的成就还在老大之上。”可见张方平虽然对苏轼、苏辙兄弟都很欣赏，但对苏辙的欣赏要更多一点。张方平不光是口头赞美，更是用行动开始推举苏辙、苏轼走向仕途。他向当时权知贡举的欧阳修写了一封推荐信，而欧阳修对苏辙、苏轼也十分欣赏，结果大家当然也猜到了。嘉祐二年（1057），苏辙应省试，欧阳修权知贡举。这年三月，苏辙与哥哥苏轼皆进士及第，苏轼第六名，苏辙第十五名。这个功名的取得，苏辙深深地感受到张方平的力量。他在后来写的一首诗中说：

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

猖狂感一遇，邂逅登仕籍。

（《送张公安道南都留台》）

在拜见张方平的许多人中，张方平唯独对自己特别赏识，“猖狂”其实就是非常激动的意思，因为这种相识与赏识，所以苏辙“邂逅登仕籍”，这个理解不管是否合理，但至少可以看到苏辙对张方平的感恩之意。这是认识张方平十六年后写下的文字。

可见这种感恩一直在苏辙心里珍藏着。

现在我们明白苏辙“少年便识成都尹”，这七个字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幸运和感恩了。这首诗歌，我先分析这一句，因为不了解后面他们交往的过程，再分析下去，可能就有点懵懂了。

我们把时间一下子跳过十多年，北宋熙宁二年（1069），苏辙在守完父亲苏洵的三年丧期后回到京城。这个时候朝廷是怎样的一番景况呢？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熙宁变法”。苏辙性格沉静，凡事喜欢多一步思考，他在了解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后，对其中的财政变革有不同意见，就给宋神宗上书，直接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态度。宋神宗倒是给他机会，让他负责对变法条例进行审核与颁布。苏辙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他兢兢业业，要报答宋神宗的信任。但他在青苗法的实施上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差很大，这个我就不展开了。简单来说，他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看上去是用国家财政来补贴老百姓一时的经济困难，但其实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尤其是当时自然灾害不断，待秋后还国家债务的时候，老百姓已经承担不起。但王安石是个性极强的人，他哪里听得进苏辙的意见，所以强行推行青苗法。而王安石变法总体是得到宋神宗几乎无条件的支持的。结果可想而知，回到京城不满半年的苏辙被贬为河南推官。这对于壮志满怀的苏辙来说，打击肯定是大的。第二年宋神宗任命苏辙为中书省试点检试卷官，这是一个闲官，苏辙上任不甘心，不上任又不好。在苏辙为难之际，张方平被任陈州知州，张方平便马上上书朝廷要求辟苏辙为陈州教授，也就是陈州的学官，负责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间张方平与苏辙仕履的兜兜转转，我们再跳过去几年。熙宁九年（1076），这一年王安石被罢免了相位，苏辙在齐州的三年任期满了，回到京城。他以为他以前反对王安石，所以被贬谪到地方。现在不一样了，王安石被罢相了，是不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呢？答案是其实没来。一个显著的证据是，第二年，苏辙只是被任命为著作佐郎，这又是一个八品的闲官。要知道这苏辙可是想做事的人，你弄点闲官给他做，等于是惩罚他了。正在苏辙为难之际，时为应天府（河南商丘）知府的张方平再次出手拉了他一把，马上荐举苏辙出任应天府判官。他们在应天府合作了三年，当然配合无间，友情也是更深了一层。

我为什么要讲这两段经历，因为这就是苏辙诗歌中“中岁仍为幕下宾”一句的意思。

到了元丰二年（1079），七十二岁的张方平只想着一件事了，那就是退休。宋神宗当然首先是挽留，看挽留不住，也只能同意了。一个人荣休了，照例要写一篇谢表，张方平致仕的这篇谢表也是苏辙代写的，可以看出张方平对苏辙该有多信任。

但就在张方平荣休的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因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发表了不少批评新法的言论，加上当年转任湖州的苏轼在谢表中，有些用语被他的对手放大，导致苏轼被抓，关在了京城。宋神宗一时暴怒，差点要杀掉苏轼。后来在许多人的求情下，苏轼侥幸留下一命。苏辙与苏轼兄弟情深，他能为苏轼做点什么呢？他上书宋神宗，他愿意把自己辛苦几十年获得的官职让朝廷免掉，以换得苏轼的不死。结果是苏辙被贬谪监筠州盐酒税。

元丰三年（1080）初，先是苏轼去了黄州团练副使任上，接着苏辙也要去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了。这一天苏辙来到张方平府上告别，相识相知那么多年，苏辙面对面前这位七十多岁亦师亦友的张方平，当然是百感交集，而张方平呢？就更是舍不得了，这么多年来，与苏辙共事，实际上已经形成对苏辙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不仅是工作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张方平对苏辙说：“先坐下来，我们好好喝两杯。”

其实张方平还没喝上几杯，可能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居然有了几分醉意。他吩咐家人拿上纸笔，写了一首诗歌送给苏辙：

可怜萍梗飘浮客，自叹瓠瓜老病身。

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

（《别苏子由》）

第一句感叹苏辙这么多年一直漂泊无定，就像浮萍和断梗一样，怎么也扎不下根，稳定不下来。张方平对苏辙的遭遇再清楚不过了，他觉得像苏辙这样的“国士”应该得到国士一般的尊重和重用，但结果恰恰相反。而自己呢？一旦苏辙远行，自己就像瓠瓜（葫芦的一种）一样，独处一边，七十三岁的自己不仅年迈，而且疾病缠身，哪里还经受得起这种令人伤感的离别呢？

第三句是用了一个典故。根据《后汉书·徐稺传》记载，陈蕃任太守的时候，在工作的地方一般不接待客人，但当他知道徐稺要来的时候，就专门摆好榻，所谓榻，就是狭长而较矮的一种供坐的家具。等徐稺离开，他又把这个榻收起来。这个叫什么？叫情怀。徐稺有时候很长时间不来。灰尘就布满了榻。所以就有了“尘榻”这个词，比喻什么呢？就是对宾客、贤士特别优待敬重的礼节。现在张方平说，你苏辙要去筠州了，我的这张榻也就只能悬挂起来了，慢慢地变成“尘榻”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张方平对苏辙特别礼遇和欣赏。但越是礼遇和欣赏，对苏辙的远行，张方平就越感到伤感和孤独了。

最后一句，张方平说，你走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兴致把榻上的灰尘清扫一下，迎接哪位客人了。张方平的意思其实十分明确，从此以后，我就没有一个可以忘情地相对而谈的朋友了。很显然，张方平对苏辙离开后的茫然，已经预料到了。

张方平把这首诗写完，大概实在是写得动情了，居然写得泪流满面。后来苏轼知道这个事情后说：我认识张方平那么多年，无论是多悲伤的事情，我从来没见过他当面流过眼泪，这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苏辙诗中“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二句了。徐孺子就是徐稺，是东汉的一个名士，多次被公府征召，都不去应召，他为人恭俭义让，淡泊明志，被当时认为是道德高士。苏辙的意思是说，你张方平就好像东汉的陈蕃，把我当作徐稺。这是您的恩情，也是对我的信任。

带着张方平的诗歌，苏辙就上路去筠州了，途中专门到黄州看望了兄长苏轼，把这首诗歌的故事讲给苏轼听，也把这首诗歌的墨迹留在了黄州。而在张方平去世十多年，兄长苏轼也去世几年后，从侄子苏过带来的苏轼遗物中再次见到张方平当年写下的这首诗歌，苏辙追忆过往的点点滴滴，更是痛哭不止。张方平当年的难得一哭，与现在苏辙的痛哭不已，两个人之间的深情厚谊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当年张方平是为“国士”的不平遭遇而痛哭，而苏辙是为张方平对自己一直的提携与关爱而哭。

元祐六年（1091），苏辙到任翰林学士承旨一职，从杭州来到了京城。而此前的苏辙一直因为与朝廷权贵的格格不入，要求外任。苏轼到任不久之后，再度陷入政治斗争中，所以没多久就去颍州当知州去了。而这一年的十一月底，八十四岁的张方平感觉自己好像在快速走向生命的终点。这一天他把家人招来身边说：“我可能来日无多了，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别无牵挂，只是两个当朝的‘国士’苏轼、苏辙兄弟，还陷在各种是非中，这种真正的国家栋梁，如果把生命消耗在无穷无尽的斗争之中，那不只是他们个人才华的损失，更是国家的损失！”说完这一番话，张方平直喘气，从此之后，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到第二天去世。

苏辙获悉张方平去世后，虽然知道张方平曾对自己的子孙说，不要为他向朝廷请谥号，但苏辙觉得像张方平这样的国家重臣，怎么能没有谥号呢？所以他主动为张方平向朝廷请谥号，后来谥号为文定。在苏辙看来，这完全是一个朋友和一个未亡人应尽的义务。接着苏辙又满怀着深情写下了《祭张宫保文》，一方面追忆与张方平相识相交的过程，另一方面对张方平的政治智慧、道德情操也做了很高的礼赞。

写了这篇情文并茂的祭文，苏辙觉得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所以又写了三首挽词，称赞张方平“道广中无竞，才高治不烦”（《赠司空张公安道挽词三首》之一）、“孤高出世学，豪迈谪仙人”（《赠司空张公安道挽词三首》之二），对张方平过人的才华才干、清高的人品学问、豪迈的性情性格，都做了很好的评价。同时用“一言知我可，久好谁复知”（《赠司空张公安道挽词三首》之三），表达了张方平对自己一见如故，从第一次见面的大力赞赏到临终时的念念不忘，这份情义那么持久，那么稳定，那么有力量，那么令人回味。

张方平生于1007年，苏辙生于1039年，两人相差了三十二岁。苏辙说他与苏轼第一次拜见张方平，张方平就把他们兄弟两人当作朋友，也就是苏辙说的“忘年之契”，我们现在叫忘年交。友情往往是可以超越年龄差距的。在张方平晚年，苏轼主动要求帮助张方平整理文集，并编定了《乐全集》，而且写了一篇序，在序言里，苏轼一直以“门生”自居。张方平看了序后，就不高兴了，说：“门生”两个字用得过了，我们早就确定是忘年交，赶紧把“门生”两字删掉，回到朋友的名分上来。这话是对苏轼说的，但其实也是对苏辙说的。张方平从未将苏辙当作自己的弟子，而是一个比自己小三十七岁却彼此心灵相通的知己。

一段跨越三十七岁的友情，一段持续了近四十年的友情，在每个环节都留下了动人的故事，一个倾心提携，一个满怀敬重。“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苏辙的感怀、感激与感恩都凝聚在短短的这两句诗中。在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中，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北宋王朝，他们的友情超越了利益关系，而变得如此纯净，也因为纯净而变得如此美丽，如此令人神往。

“一生知己有斯人”，我总觉得因为有张方平，所以苏辙成了既幸运又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