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海内外宋代诗经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关键词：诗经学 文学阐释 淫诗说 时代思想

宋代诗经学是我国诗经学史上继汉唐之后的又一高峰，研究人员之众多，著述之丰硕，观点之新颖，尤其以偏离汉唐传统、以《诗》言《诗》、重人情义理及风土说、“淫诗说”为特色，代表了诗经学的新进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以来学人对宋代诗经学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我们拟从进程、成就、特点和不足等方面进行综述和评价，以期有益于今后的研究。

20世纪以来海内外宋代诗经学研究的进程

（一）1900年到1918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

此时期政治上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初的动荡，学术研究在承袭萧条中潜流涌动。虽然此时期无诗经学专著，但从经学概论类著作中仍可窥探到缓慢蜕变的消息。1907年，皮锡瑞出版了《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前者在论述《诗序》、三家《诗》及传注时多涉及宋代，后者之“经学变古时代”对宋代诗经学有较全面的勾勒。皮氏是今文学大家，但持论能客观中允，有一定的纯学术特点，与时下的科学启蒙精神暗合。相对来说，国学大师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走得更远，他们的研究已具有了一定现代学术意识。他们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国学杂志》《国学荟编》等杂志发表了系列诗经学文章，涉及宋代的部分虽多流于简略，但无疑表现了新的科学眼光，结论也被后人继承。唯一例外的是公羊学家廖平，由研究宋学进而治汉学尊今文，前后“六变”，其诗经学论著既对宋学变古表示了不满，又对宋人废《序》表示了赞赏。

（二）1919年到1949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以后，学人高擎科学与民主旗帜，思想和学术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人疑古思辨的学风和独立创新的精神因与此社会思潮近似而受到青睐，宋代诗经学也为人瞩目，胡适、傅斯年以及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研究和言论尤具代表性。

早在1911年胡适就撰写了《论宋儒之功》，1914年1月胡适以笔名“藏晖”发表了《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1915年又撰写了《论宋儒注经》和《为朱熹辩诬》，认为宋儒远胜汉儒，朱熹注《诗》远胜毛郑。1919年后，胡适视《诗经》为文学、为歌谣，他以《诗》史角度更加赞赏郑樵、朱熹在突破《诗序》和“风”“兴”等方面的见解，肯定朱熹“叶韵”的意义，也看到朱熹《诗》说的不彻底性。傅斯年于1919年4月发表了《论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辨〉》，认为《诗集传》“实在比毛公的传、郑君的笺高出几百倍”。1928年他在《泛论诗经学》中称赞“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敏锐”是前所未有的。在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的感召下，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在此一领域做出了更大成绩，这集中体现在《古史辨》第三册下编。陈槃、郑振铎、俞平伯、何定生、钟敬文等大多接受了《诗经》民歌说反对《诗序》，在谈及宋代诗经学新见时，看到不足的同时也多有肯定。顾颉刚因疑古思想对郑樵、朱熹和王柏的诗经学尤其热衷，他1921年始辑《诗辨妄》，1923年发表《郑樵著述考》和《郑樵传》，1925年《诗辨妄》辑成时撰写《〈非诗辨妄〉跋》，1930年编校《诗辨妄》入《辨伪丛刊》并校点出版王柏的《诗疑》，撰《重刻〈诗疑〉序》j说明王柏诗经学优劣及王柏、朱熹对“淫诗”的看法。

这一时期的经学和诗经学专著也往往谈到宋代诗经学。经学专著有20世纪30年代初周予同撰写的《群经概论》、1936年出版的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和钱基博《经学通志》，对宋代诗经学均有概述，并注意到流派及倾向认识。1928年出版的胡朴安《诗经学》是我国第一部诗经学专著，将宋代诗经学分三派评述，此后相继出版的金公亮《诗经学ABC》（1929）、蒋善国《三百篇演论》（1931）、谢无量《诗经研究》（1933）及徐澄宇《诗经学纂要》（1936）谈及相关问题时也多能提到宋人见解。此外，周予同注释皮锡瑞《经学历史》（1928）深化了宋代诗经学认识，承袭传统诗经学的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均兼采宋代诗说和训解。

1937年后，国家陷入了抗战和内战，长期战乱导致学术研究的停滞，“古史辨”派在艰难中延续着宋代诗经学研究，如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和《诗言志辨》能较具体地谈到程颐、朱熹等人的见解。此外，张寿镛1944年出版了所辑曹粹中的《放斋诗说》。

海外研究以法国学者高本汉和日本学人的研究为代表。高本汉在其《诗经注释·自序》中从语言学角度对朱熹《诗集传》不守训诂法度做了批评。日本学人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1935）中宋代部分对诗经学做了勾勒，山宫作甫对宋代诗经学废《序》做了考订，斋藤嘉一对朱熹六义说做了解释，杖下隆之则全面论述了朱熹的《诗集传》。

（三）1949年到1979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

中国大陆“前十七年”尽管受到政治“左”倾化的影响，但人们对宋代诗经学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进展。顾颉刚重新校订了《诗辨妄》和《诗疑》，还校点了《朱子语类》中朱熹论《诗》之语，20世纪20—40年代的诗经学名著也得到了重印。值得一提的是，胡念贻1957年发表的《论赋比兴》、黄药眠主持编辑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均能关注到宋人的新见解。此外，余冠英、金开诚等《诗经》译注、赏析类作品相继出版，也多能看到、吸收宋人的成果。

中国台港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成绩令人瞩目。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始于1945年后陆续赴台的屈万里、林尹、高明、钱穆、何定生、潘重规、王静芝等人，他们延续民国现代诗经学路径，撰写论著，并在高校教授经学，培养学生。屈万里对苏辙、郑樵、朱熹、王柏等均有论述。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台湾这方面已是人才济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的有裴普贤、龙宇纯、张以仁、程元敏、赖炎元、陈新雄、赵制阳、朱守亮等，研究多资料丰富，功夫精深，见解独到，其中尤以程元敏《王柏之诗经学》、裴普贤《诗经兴义的历史发展》、赵制阳《朱熹诗集传评介》为代表。香港浸会大学左松超对朱熹《诗集传》的八卷本和二十卷本做了比较研究。香港大学李家树师承黄六平自1979年发表《国风毛序朱传异同考》走入宋代诗经学研究领域，在日后的研究中成果丰硕。

国外以日本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吉川幸次郎与尾崎雄二郎对魏了翁《毛诗要义》有研究，安田荣作讲、坂田新对欧阳修《诗本义》做了论述，清水洁对王安石的“周南诗次”做了解释，友枝龙太郎、后藤俊瑞、目田加诚、铃木修次等对朱熹《诗集传》做了较深的考订和论述。

（四）1980年到今天的宋代诗经学研究

1980年以后，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思想活跃，学术文化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宋代诗经学研究在迅速复苏后得到了深入发展，与中国港台形成了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首先，程俊英、夏传才、胡念贻、赵沛霖、洪湛侯、向熹、祝敏彻、张启成、蒋立甫等老一辈学者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著书立说，厚积薄发，在文献、语言、文学及思想等方面都对宋代诗经学有新的认识。其次，以束景南、徐有富、朱杰人、莫砺锋、邹然、蔡方鹿、张祝平、张宏生、曹虹、鲁洪生及刘晓南、陈鸿儒、张民权等代表的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以全新的思路和敏锐的识见将宋代诗经学研究推向深入。再次，1990年代后期以来，邹其昌、郝桂敏、谭德兴、顾永新、杨新勋、檀作文、陈战峰、刘茜、李冬梅等青年学者锐意进取，创作了多部专著和数以百计的论文，视野开阔，议题广泛，见解新颖，代表着中国大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和全面成熟。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大陆成立了以夏传才为会长的中国诗经学会，定期举办会议，交流心得，规划课题，出版论文和书籍，有力地促进了宋代诗经学研究。

中国台港方面，首先上文提到的台湾六七十年代崛起的学者在八九十年代依然是主力军，著作丰富，新见迭出，如裴普贤1981年出版《欧阳修诗本义研究》、程元敏1986年出版《三经新义辑考汇评—诗经》均有重要影响。其次，稍后以夏长朴、林庆彰、何泽恒、蔡根祥、叶国良、杨晋龙、彭维杰、黄忠慎、蒋秋华、陈文采、汪惠敏、陈美利等为代表的学人成为台湾宋代诗经学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继承了老一代学人的笃实学风，功力深著，论述全面，见解客观。再次，1990年代后期以来，以车行健、冯晓庭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在宋代诗经学研究中能融入国际视野和理论视角，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国外以日本和韩国的研究成就为巨。日本以江口尚纯成绩为巨，对欧阳修、晁说之、王质、吕祖谦、程大昌等均有论述，考据与阐释均佳。此外，边士名朝邦和增子和男对欧阳修批判郑笺和《诗本义》版本做了考订，村山吉广对王质《诗总闻》有考论。韩国学人洪瑀钦、金时俊、南宫铉等多能重视、肯定朱熹的《诗》说。此外，美国汉学家闵道安1993年撰写的《诗经学上的转折点：论宋学关于〈诗〉乐问题》也很见功力。

20世纪以来海内外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

（一）文献学方面

目录学方面，中国台湾主要有陈文采的《两宋〈诗经〉著述考》，分现存书录、辑佚书录和未见书录，共207种，均有介绍和考订。此外，赵制阳《诗经名著评介》三集总评宋代名著7种，虽数量有限，但能具体深入，指摘优劣，评价中允。中国大陆目录学著作主要有三种：一是蒋见元、朱杰人著《诗经要籍解题》著录宋代见存著作15种，就体例、内容、思想做全面评价，尤对书中得失认识具体，富有启发性;二是刘毓庆著《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以辑录加按语的形式收录宋代作品299种，为迄今收录最全者;三是夏传才、董治安主编《诗经要籍提要》，此为中国诗经学会组织学者编纂《诗经要籍集成》所撰，收宋代作品20种，存目20种，体例仿《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说明有参考价值。

版本方面，车行健《诗本义析论》对《诗本义》的宋版系统、明版系统有较好的梳理。陈明义、李致忠、李冬梅对苏辙《诗集传》的成书和版本也做了考订。在左松超研究之后，束景南《朱熹作〈诗集解〉与〈诗集传〉考》对朱熹两书的完成、刊刻与版本加以考证;莫砺锋在《朱熹文学研究》中对《诗集传》的成书也有考订，认为朱熹修订直至“去世前的一年”，今传二十卷本当朱熹晚年定本，八卷本为坊刻;朱杰人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杜海军对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的成书、流传做了梳理。程元敏《王柏之诗经学》对王柏之《诗可言集》《读诗记》《诗考》和《诗疑》的成书、版本和流传均有考证，吴洋对程氏的《诗疑》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张祝平、蒋秋华对王应麟《诗考》《诗地理考》版本及源流也有考证。

除了前文提到顾颉刚辑《诗辨妄》、张寿镛辑《放斋诗说》之外，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也有辑佚成果。对于王安石《诗经新义》，邱汉生辑有《诗义钩沉》，程元敏辑佚文1026条，评论254条，成《三经新义辑考汇评—诗经》，更为丰富。对朱熹早年的《诗集解》，潘重规辑65条成《诗序旧说》，杨钟基有《“诗集传”旧说辑校》，束景南辑《诗集解》二十卷更为完备。又吴国武2008年发表《董逌〈广川诗故〉辑考》。

（二）语言学方面

训诂方面主要集中在朱熹《诗集传》的认识上。除了上文提到高本汉苛评朱熹《诗集传》不守训诂法度之外，黄六平和李家树也先后表达了类似观点。与此不同，钱穆、徐复观认为朱熹注释用字精审，屈万里肯定朱熹训诂少有“根本谬误”，张宏生认为朱熹在名物、训诂、义理、文学等方面都有所发明。赵制阳既肯定朱熹训释词语繁简有则，又批评朱熹释词常臆断。对此，黄忠慎在其《朱子〈诗经〉学新探》既反驳了黄、李之说，也认为赵氏没有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客观评价，认为《诗集传》是融合汉宋之学而成。相对来说，向熹、祝敏彻这方面的系列论文从汉语史的角度切入研究更为具体、深入，见解也更为客观。向熹还从训诂角度研究了苏辙的《诗集传》。

朱熹称承吴棫在《诗集传》中大量使用“叶韵”注音，此被陈第、顾炎武、段玉裁等认为是不明音理随意改读。宋代诗经学研究在音韵学方面一个突出进展是20世纪后期以来对宋代古音学尤其是朱熹“叶韵”说有了新的认识。经过许世瑛、陈复华、何九盈尤其是陈鸿儒、刘晓南、张民权、汪业全等的持续研究，人们已基本取得一致，认为吴棫之后朱熹、程迥、郑庠和项安世均对古音有所认识，虽然他们对古韵分部认识不太一致，对通转关系和韵字的认识不尽合理，但无疑是古音学的萌芽、先导和初步发展，朱熹“叶韵”为其心目中的上古音，对古音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不应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