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学相济：从自卑走向自信

杨阿敏：请您谈谈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情况及中小学学习经历。

赵伯陶：我祖籍山西文水，但生于北平，长于北京，且从未回过原籍，因而就常以“北京人”自居了。父亲原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语文教师，母亲在该校医务室工作，过去填表，家庭出身一栏就写“职员”。幼时口吃，性格内向又易冲动，有些不合群，也不知“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重要性，似乎患有轻微的“阿斯伯格综合征”。1955年七岁时报考住家附近的大佛寺小学，因复述一段故事有几处结巴而被拒之门外。家父情急之下联系了位于王府井以北的私立培元小学，每学期学杂费15元，远高于当时公立小学只需2.5元的费用。所幸第二年公私合营，培元小学转为公立，校名改称王府大街小学，称老师为“先生”的规矩也就此革除。培元小学前身是贝满小学，只招收女生，与著名的贝满女中同系。

这所小学的老师敬业乐群，校风严整，学生“国骂”一类的口头语绝不能出口，否则被同学“告老师”就大为不妙，甚至要“请家长”。校长李荣德先生沉稳儒雅，一次代课给我们讲苏秦、张仪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至于在全国“除四害”的热潮中，李校长面对全校师生宣讲“轰打毒掏”以“围剿”麻雀的四字方针，曾引来部分同学的极大兴趣。打弹弓、搬梯子上房，一时间百无忌惮，淘气的男生大可一显身手。教高年级语文的北京市特级教师武育真先生终身未嫁，据说她讲课活泼生动，但课下却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一次我在校内滚铁环，大汗淋漓中迎风解开上衣纽扣稍事休息，正巧遇到武老师路过，叫住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声色俱厉。一二年级的班主任秦美元老师、三年级班主任黄孝伦老师全为女先生，对学生态度就较为和蔼了。一次作文课，须用诗歌赞美公社食堂，我写了七言四句，只记得第三句是“山珍海味一满桌”，被黄老师改为“可口的饭菜一满桌”，打破了我“严整”的七字句，当时颇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之极。

小学四年级时因家庭变故，搬家至护国寺附近的百花深处胡同1号，转学至八道湾小学，校址地处胡同内一所四合院中。班主任王老师（恕我不恭，忘记了她的名字）教学认真负责，关心同学细致入微。我那时不知何故经常在早9时左右患右侧偏头痛，需要服用镇痛片或索密痛方可缓解，有时剧痛难忍，即使用右手紧按太阳穴也难以止痛，只好请假休息。王老师为此曾两次家访，至今印象深刻。五年级时又因搬家，转学至赵登禹路小学，班主任廉慧云老师讲课生动，行事干练，指名我当班长。说来奇怪，如小说中曹阿瞒的头风顽疾竟然不治而愈，至今六十年，我无论罹患何疾，再没有头痛过。

我所就读的上述三所小学，至今都已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王府大街小学20世纪70年代前后撤销。八道湾小学所处的八道湾胡同，原位于新街口一带的前公用胡同北侧，11号曾是鲁迅及其兄弟周作人的故居。前些年拆迁，整条胡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赵登禹路小学原位于赵登禹路南段的辘轳把胡同，隔街与什八半截胡同相对，后改称太平桥小学。随着城市的发展，这所小学早已随辘轳把胡同一起化为乌有。三所小学中，留有深刻印象的仍是“培元”，也许这所小学承载了我幼时太多的记忆。

培元的北侧有一座基督教（新教）社会活动组织“救世军”的灰楼，其钟楼之下的南墙上面写有一段黄底黑字的话，在校园中抬头即见，当时读不成句，只记得“独生子”“灭亡”“永生”等词，每个字有两尺多见方，其字体大有颜真卿《多宝塔》的风味，几十年后方知那是《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中的一段文字。20世纪60年代中再到王府井，发现这段文字已被清除，钟楼也不见了。我上一年级时一次路过这所灰楼，听到里面传来悦耳的乐声，好奇心驱使，从大门溜进去，发现前面有一位“长”着翅膀的白衣人，吓得我急忙夺路而逃。回家一问，家父告诉我那是西方的“天使”，并警告我以后不可再去。至于那音乐声当源于管风琴，因而低音显著，这也是在以后的追忆中分析而得。

灰楼再向北，隔一条胡同就是大名鼎鼎的首都剧场，下学路过常驻足其橱窗前，还记得有《带枪的人》《名优之死》《伊索》《潘金莲》等人艺话剧系列剧照，其两侧的大广告牌，剧目经常更换，吴祖光先生编剧的《风雪夜归人》广告，因与幼时曾背诵过的唐诗“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有联系，所以至今难忘。我曾在首都剧场看过一场电影《徐秋影案件》，因当时已过热映期，记得门票仅五分钱，且观者寥寥。

1956年以后，文联大楼在培元小学的南侧落成，其三四层之间装点有若干鲜艳的团花图饰，引人瞩目，现在想来大约是“百花齐放”的寓意。20世纪70年代后，这里成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社址。1982年我分配至中华书局任编辑，昔日的培元小学已改为景山学校印刷厂。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居然又重回王府大街，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1955年的培元小学，上学、放学时，门口常停有带篷的三轮车，各自等候其所接送的同学，有时甚至排成队。那是住家较远且家境富裕的同学家所雇用的包车，1956年以后，这种现象就逐渐消失了。穿戴之外，同学家境状况也反映在美术课上，家境富裕的同学用十二色彩笔或高级水彩色，且有纸壳支架，家境一般如我等，只能选用一角钱一包十支的彩色蜡笔，这都令我莫名地萌生了自卑心理。

赵登禹路小学毕业后，我考入位于按院胡同的男八中，曾获“优良奖章”。然而堪称我“优胜记略”者，却是一次西城区多校联合举行的查字典比赛，45分钟一节课的时间，须查出一百个难读的字，所用字典不限，但须用汉语拼音或注音字母注出每个字的读音，并标示所用字典的页码。作为语文课代表的我，所用者为《四角号码新词典》，只花费22分钟即交卷，拔得头筹，引来语文教研室部分老师的啧啧称赞，并得到几张印制的当时著名书法家所写诗词的书签的奖励。初一教本班语文的刘齐瓛老师与初二教过本班历史的高自谦老师，至今印象深刻。

杨阿敏：1964年，您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即到一家建筑公司做学徒工，在建筑业前后干了十四年之久，请谈谈当时的工作生活情况。

赵伯陶：1964年北京中考，按规定，考生可以按层次选报十八个志愿，即高中、中专、技工学校各六个志愿。全班四十一位同学，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同学落榜，我们三人连垫底的技工学校都无缘。在当时的北京，男八中是仅次于男四中的名校，一个班的中考失利率竟然达到百分之七强，的确出乎预料。当时只怪自己不争气，从小学一年级即滋生的自卑心理，从此又得到了加强。近来互联网上传言20世纪60年代中的高考乃至中考实行“先政审，后阅卷”的程序，政审不合格（父辈的事）者，即无考分，当然也就无从录取了。从积极方面看，这自然可以减省一部分资源的浪费。当时号召高考、中考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只能选择后一种“准备”即服从分配，到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机械队先当混凝土搅拌机学徒工，一干就是十四年。

当机械工人期间，我不甘人后，自学机械制图、电工学、钳工技术、金属加工热处理等，其实并无大志，不过想在需要的时候派上一些用场而已。在建筑工地中，机械坏了又无备件可换的情况下，我就可以画出零件草图送交队部加工，及时修复机械，因而颇受一位技术员的青睐。可以写入“续优胜记略”的是，1965年中，大约受军队“大比武”的影响，北京建工局组团到各建筑工地检查机械，兼考察工人的专业知识。当天，文化无多的老师傅们早已借故躲开，我们几个青工自然不能逃避。一位被同行人尊称为“牛处长”的人连续问了我几个专业问题，见我问一答十，竟然问起齿轮模数、渐开线齿轮与摆线齿轮的不同乃至异步电机与同步电机的区别等更为专业的问题。他得到满意的答复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有前途！”这让我着实高兴了三两天。

然而自卑心理如影随形，并不因有“优胜记略”而消除。20世纪70年代初，我与因病提前退休的母亲居住在当时已被撤销的北京政法学院大操场北侧的简易宿舍内，母亲的退休工资划归街道发放，恰与某停业的艺术团同。母亲经常将一些人的退休金一同携归，以照顾腿脚不灵便者就近领取，有“北笛”之誉的冯子存先生就来过我家几次。而我自学梆笛多年，虽然已能转换两三个调子吹奏，却“自惭形秽”，不敢向冯先生请教一二乃至拜师学艺，丧失了他人看来求之不得的宝贵机会——自卑真害人！

杨阿敏：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您以同等学力报考，居然考了400多分，进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级文学专业，您还记得当时准备及考试的情形吗？

赵伯陶：多年辗转建筑工地，常随身携带当时不难寻觅到的王力先生所编《古代汉语》四册以及言文对照《古文观止》、《古代散文选》（上）、《唐诗三百首》等书，作为工余读物。书荒年代，甚至连《演员的自我修养》《和声对位》《摄影原理与实用》《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以及魏格纳有关大陆漂流学说的书，也要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并看得津津有味。至于读懂与否，则完全没有功利性的计较，打发时间而已。同工棚的师傅有一本家传的《辞海》，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厚厚的像一块城砖。平时放在通铺上，大家都可以随时翻阅，而我是主要的“看客”，学到各类知识的同时，也算解闷儿一法，并因此有了“博士”的绰号。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并非“老三届”，似乎与我无关。事过半年，大学准备再次招生，周围人起哄，怂恿我以同等学力报考。无意之间的“博览群书”是我1978年偶然凭借机遇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基础。当然，如此“弃工学文”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一番折腾，比其他同学晚报到一个来月，早已没有了京剧《红鬃烈马》中“薛平贵也有今日天”的喜悦。

杨阿敏：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当时的中文系是一种什么状态，大学期间有哪些让您难忘的事或人？

赵伯陶：大学同窗中与我年纪相仿佛者总有十来位，不论有无证书，大都有高中的经历。相形之下，我四年的学习就深感吃力，年逾“而立”，专业方向尚未确定。论年龄，我在五十二人的班集体中不是最年长者，大概居于第五或第六的位置，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刚满十六岁，老少男女生济济一堂，成为那时全国1977、1978两级大学生的独特风景线。入学后得知，中文系的许多同学身手不凡，如文学1977级的陈建功学长在小说创作上早已小有名气，我们班的熊光炯学长入学前即已在《诗刊》发表长诗《伟大的第一枪》，其他同学也各有特长，或能歌善舞，擅长表演;或能书善画，笔头犀利;或沉潜学术，蓄势待发。这无疑更增加了我这个晚入学者的压力，少壮未必没有努力过，但“老大徒伤悲”的阴影却一时难以消除，自卑心理实难去怀。

大学四年的学生生活，最令我难以忘怀的除了同学们的相互激励、时不我待的学习劲头外，就是北大老师们各有特点的传道、授业、解惑了。

这里谨以教授古典文学的老师为例：费振刚先生为我班讲授先秦两汉文学，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他是当时的教科书《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的五大主编之一，这一度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课下常向费老师讨教编纂文学史的甘辛，费老师坦诚以对，有问必答。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老师是褚斌杰先生，他讲课从容不迫，时出隽语，和蔼可亲，不乏幽默。讲授隋唐文学的老师是倪其心先生，他讲课一板一眼，丝丝入扣，严谨之中时时流露出睿智;后来他是我毕业论文《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的指导教师，正是因为倪老师的悉心指教，论文以后得以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史的老师由沈天佑与周强两位先生承担，沈老师讲课语调和缓，循循善诱，他曾在课堂上讲中文系的同学至少必须有两套不同风格的书面语言，才能应付事业的需求，此话时常萦绕耳际，至今难忘;周老师讲课细致入微，不厌其烦，繁简得当，娓娓动听，因而颇获同学好评。

以上列举者为古代文学必修课的老师，中文系为适应同学的不同喜好，还开设了若干选修课，依本人所选，这里仅介绍古代文学与相关学科的老师。林庚先生开设楚辞研究课，报名听讲的同学很多，许多外系的同学也慕名而至，教室常有人满之患。林老师讲课风度潇洒，指挥若定，疾徐有致，能令满室生辉。袁行霈先生开设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选修课也座无虚席，他吟诗抑扬顿挫，语调铿锵，特别是他那一手漂亮的行书体板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至今叹为观止。有关诗歌情韵义、引申义、言外意等鞭辟入里的探讨，更令我受益匪浅，为以后从事古代诗词鉴赏与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吴小如先生开设的唐宋词研究选修课，因选修的同学太多，只能在大教室上课;吴老师讲课语音洪亮，掷地有声，动情处神采飞扬，令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季镇淮先生开设韩愈研究选修课，神情严肃，不怒而威，析薪破理，要言不烦。马振方先生开设小说创作选修课，有的放矢，侃侃而谈，马老师写过小说，谈创作经验现身说法，绝非隔靴搔痒之论，受到同学的欢迎也就势所必至。毕业以后，我拜读了马老师1986年出版的《聊斋艺术论》，发人深省之处甚多，可见学贵心悟的重要性。陈铁民先生开设唐诗文献与整理选修课，主要以有关王维等人诗歌的文献考订为讲授内容;陈老师讲课逻辑清晰，思维缜密，严谨整饬，头头是道，具有乾嘉朴学的风范。赵齐平先生开设宋诗研究选修课，深入开掘，一丝不苟，融会贯通，左右逢源;毕业以后我拜读了赵老师的《宋诗臆说》，始知他讲课时的旁征博引来源于切切实实的文献功底，诚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开设历史音韵学选修课的是著名的音韵学家周祖谟先生，周老师清癯儒雅，学贯古今，讲课举一反三，深入浅出，有关反切字音的归纳整理、古今音韵的演变历史，本属“绝学”一类，经周老师一讲，即化繁难为简易，极大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在属于归纳法的研究方法上也颇多启发。金开诚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也颇受系内外同学的欢迎，他一开讲，大教室内人头攒动，过道处皆有同学站立;金老师知识面宽广，语言生动，古今中外掌故，信手拈来，看似随意而谈，实则经过认真准备，绝非信马由缰。张少康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选修课吸引了众多学子，张老师讲课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具有令人回味的魅力。侯忠义先生开设文言小说研究选修课，旁征博引，收放自如，也颇受同学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