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中国文学复兴之志

“我文学研究的‘根’一直都在珞珈山”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我翻看《南方文坛》张燕玲和张萍主编的《我的批评观》和《批评家印象记》两本书，发现从1998 年开始迄今，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都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关注过，或者说，很多青年批评家是从“今日批评家”栏目走上批评界的。在年轻一代批评家中，你也是被关注最早的之一，2010 年第3 期“今日批评家”推介了兄。批评家的成长需要自身的努力学习和各种外力的助推，我想请教的是“今日批评家”栏目的推介对你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李遇春（以下简李）：任何文学批评家的成长都离不开文学报刊的助推。其实文学报刊不仅是作家的摇篮，也是批评家的孵化器。当代文学几代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都有重要的批评阵地。《南方文坛》在张燕玲老师主持笔政之后气象万千，以地方性的文学批评期刊向学术中心进军，20 多年来将全国有活力的中青年批评家几乎“一网打尽”、一时间天下英雄有尽入彀中之感。这是地方性文学批评期刊办刊的一个典范，也是一个奇迹。我在2010 年有幸进入《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阵营，这于我是一次重要的“出场”，我不仅公开表明了自己《从阐释到实证》的批评观，而且著名作家刘醒龙老师、同门周新民教授也为我写了推介文章，如此这般以一组专栏文章的形式推介我，如今想来真是受之有愧！记得2010 年底，我还应邀参加了《南方文坛》在上海与上海市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在上海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好多“70 后”批评家，以前但知其名、不见其人，这次终于有缘在会上各抒己见。因为我长期在武汉求学和工作，此前从未进入上海和北京的学术圈，颇有外省人进巴黎的感觉。记得大家探讨的是全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问题，随后以一组文章集束发表在《南方文坛》2011 年第1 期。其中就包括我根据发言写的短论《被媒体绑缚的文学批评》。所以我要感谢《南方文坛》，感谢张燕玲主编，2010 年对于我个人确实具有纪念意义。岁月飘忽，人事倥偬，至今想来仍倍觉温暖，无限感念。

周：你的研究方向受於可训老师影响颇深，还有好多专著，都是於可训老师亲自为你写序，我认真拜读了於可训老师写的序言，觉得那些序言并非应景或应情之作，是非常深入地对你的研究进行探讨的（其实我不难发现，很多老师或长辈的序言，几乎都是抹不开面子随便大而化之地谈点印象式的东西）。好多次和於老师通电话，他都告诉我，你们在一起聊天呢。能谈谈於可训先生对你学术研究，甚至为人处世上的影响吗？

李：於可训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是他把我引进了文学批评的大门，乃至一步步深入文学研究的堂奥。读研究生之前，我在武汉市郊外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里教书，而且上大学读的是行政管理，与文学基本不沾边。但就是我这样一个门外汉和野狐禅，於老师也能耐心点拨，耳提面命，他的学术胸襟是我终生服膺的。说起来於门弟子中有好多我这样的半路出家人，像中山大学的张均教授是学机械的，武汉大学的叶立文教授是学考古的，中南民族大学的吴道毅教授是学政治的，还有和我同届的华中科技大学周新民教授是浠水师范毕业的，所以於门早年的弟子们很有点文学批评的“杂牌军”味道。老实说，能把我们这等杂牌军带出来并不容易，於老师在我们身上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入於门快30 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和於老师谈天说地话古今，老师从不正襟危坐板起面孔训导，而是循循然善诱人，类似今人说的“谈话疗法”，及时释疑解惑并指点门径。於老师最大的秘诀大概是孔夫子说的“因材施教”四个字，能根据我们几个弟子的秉性进行分类指导，让我们做各自“性之所近”的选题和研究。

我追随於老师读硕士和博士长达六年整，博士毕业后也在武汉工作，我就职的华中师范大学与母校武汉大学也就一条马路之隔，所以向於老师当面请益是很常见的事。我这人话多，在师门里大概是说话比较没遮拦的一个。我喜欢和於老师聊天，这是真心话，没有任何矫情。和於老师聊天经常会让我进入忘我的境地，仿佛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回到了我的故乡那个叫作“先生塆”的小村庄。小时候我在故乡村庄里经常听老人聊天，大人喜欢抬杠，老人就比较平和，讲起稀奇古怪的陈年往事往往没完没了，我就是那个喜欢多嘴的少年，也是故乡的老人觉得比较文气的一个。多年后我在於老师的家里找到了这种聊天的感觉。黄师母还健在的时候也经常加入我们的闲聊，具体内容也没啥大不了的，关键是那个聊天的气氛很难得，有点像贾平凹写小说的做派，我曾经在文章里把它叫作“闲聊体”，是“说话体”中更自由自在的一种叙事体。至于学术本身，则往往在闲聊中灵光乍现，我的很多学术灵感都是在和於老师聊天中得到的。比如某一天於老师在闲聊中说，遇春你应该把去西安采访陈忠实和贾平凹这件事当作一个研究课题做下去，几年后我就真的把《西部作家精神档案》书稿送上门请他写序，然后说起是他让我写这本书的，於老师这时就会笑着说是吗。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我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也得益于於老师闲聊中的指点。

周：在求学路上能遇到於可训老师这样的好导师，也是一种福分啊！从华中师范大学调入武汉大学，对你来说，不仅是换了一个工作吧？武汉大学是你母校，多年后从学子再次回到母校工作，内心什么感受？

李：江湖上传说武汉的高校都是“占山为王”，比如武汉大学之于珞珈山、华中师范大学之于桂子山、华中科技大学之于喻家山、华中农业大学之于狮子山，等等。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了将近20 年，我对桂子山有着很深的感情。当年我负笈珞珈六年，有点入深山拜师学剑求道的感觉。学成后辞别师父，走下珞珈山，登上桂子山，回想起来是有些踌躇满志的。我相信天道酬勤，功夫不负苦心人，那几年我很幸运，得到了《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文学期刊诸位编辑老师的眷顾，不时有文章面世，也在於老师的指点下申请到了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所以很快在35 岁那一年破格晋升了正教授。记得那年岁末小聚时，於老师及时提醒我这么早评了教授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的问题。我深知这是他对弟子的委婉警示，所以上了职称以后也不敢稍有懈怠，而是继续砥砺前行。其实我虽然长期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但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於老师的视野，我经常在珞珈山和桂子山之间穿行，我的学术之路始终都在於老师的指引下向前延伸。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就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旦遇上太上老君的那个宝葫芦，不管我是孙行者、者行孙，还是行者孙，只要一声召唤、一声应答，我就成了师父的葫中物。这个比方在我们的闲聊中曾作为笑谈。所以多年后我回武汉大学任教看上去很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是天意，也是宿命。

周：工作环境的变化，对你的研究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吧？到武汉大学后，研究上有哪些调整或变化？

李：其实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毕竟我还在同一个城市里当老师、做研究。我做文学研究向来主张走自己的路，不喜欢趋同式的研究。无论在桂子山还是在珞珈山，我都还是原来的那个我，我会继续保持学术的初心，保持内心中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学术的热情。武汉大学是我的母校，是我文学研究学术梦想升起的地方，学校对我的入职很宽容，对我的学术工作很信任，我将在新的环境中继续推进我的文学研究志业。其实我文学研究的“根”一直都在珞珈山。我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的编纂工作，最初就是从我协助於老师编纂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国家课题中派生出来的学术新领域。在武汉大学，除了於老师主持编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之外，还有陈文新教授主持编纂的中国古代文学编年史工程，所以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武汉大学中文学科的一个学术品牌。我从这个学术园地中走出来，多年后又回归这个学术园地，可谓水到渠成，没有任何违和感。我所从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工作，也是从於老师干了一辈子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事业中生发出来的。这些年来，我经常和於老师在闲聊中交换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关系的看法，我会继续在这个学术领地里深耕，争取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之后继续推出新的文学评论集。至于《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目前仅出版了第一辑四卷本，每一卷有100多万字，未来将继续推出第二至五辑，总字数将达到2000 多万字的规模。希望回到母校后，能够借助武汉大学的科研平台，在珞珈山上把我的学术志愿真正实现。

周：“继续保持学术的初心”，这是成为优秀学者最本质的。近十年来，青年批评家/ 学者异军突起，兄在这个群体里当属最优秀的之一了。众多分量非常足的头衔——教育部2016 年度青年长江学者、教育部2009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专著出版多本，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学术文章，斩获各类大奖。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李：这十年我非常幸运，得到了很多编辑老师和同行专家的厚爱，获得了一些世俗意义上的荣誉和头衔。但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离前辈学者所曾达到的理想学术境界还有很大的距离。其实，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最终不是看他得到了多少学术奖励和学术头衔，不是看他的文章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学术刊物上，也不是看他主持了多么重大的科研项目，而是看他真正在学术领域里做出了什么开拓性的或独特性的贡献。我们做文学批评时总是对作家作品很苛刻，轮到对我们自己的文学研究做评价时难免会没有底气。说到我自己，在过去的20 年中，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在新体小说批评与旧体诗词研究之间游弋和摸索，那是三十而立之后的十年间，我找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旧关系问题，但尚未找到破解文学新旧关系的门径，新旧关系在我的研究中处于分裂或撕裂状态，有时会很痛苦。及至四十不惑以来的十年间，我自觉更清醒了，初步找到了破解新旧关系问题的方法，从而以更大的勇气去面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问题。这在我近十年来的批评文章和研究著作中有着较为显豁的体现。

观照传统 滋养创作

周：2010 年，你出版了专著《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2016 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2019 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2020 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十年间，你从旧体诗词、文学传统等多维度出手，热情澎湃地论述了传统的“现代转换”和“涅槃”。从这四本专著中，不仅能看出你的学术志向，也能看到你打通古今的努力。想请兄给介绍一下，你这一路研究下来，难题是什么？你解决了哪些此前一直未得到学界重视的问题？

李：我这一路走来其实遭遇过很多困难。其中有来自外部学术环境的压力，比如说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何不集中精力做当代文学批评，而花费大量的气力去研究旧体诗词，他们怀疑我走上了复古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道路，甚至推测我是不是故意去寻找所谓学术冷门申报课题。其实十几年前国家并没有设立“冷门绝学”这种专门项目，我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中开展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这种外部困难是难不倒我的，我一旦做了学术选择就会迎难而上。真正的难题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漫长而海量的史料搜集工作消耗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旧体文学史料不断倒逼着我改变或修正自己原先熟悉的现当代文学史观、文学史秩序和文学史史实。我不断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新国故整理”中做学术上的自我调整，告别旧我，重造新我，无数的旧文学史料不断地刷新着我的学术认知。“五四”那代人提倡的国故整理运动其实整理的是19 世纪以前的旧国故，而我们现在需要来一场新国故整理运动，要站在21世纪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形势下重估20世纪旧体文学史料或文言文献。经过20 年的不断摸索和接触，我甚至感到有些惶惑，史料的整理与重估难度太大，非个人力量所能为。除了史料搜集和整理外，我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既包括当代文学创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包括当代文学创作中对中国文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其中转化的机制和模式需要深度提炼和剖析，我虽然做了一些学术努力，但离自己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

周：做学术是要如你这般一旦选定目标就持之以恒发力的决心的。你在《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跋中说，你学生时代向慕西学。是什么机缘让你选择做旧体诗研究，并最终整理出版了多卷本《中国现代作家旧体诗丛》和《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第一辑）》。这些年研究和主编这两套丛书，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李：20 世纪90 年代我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非常喜欢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最初是埋头阅读精神分析学和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著作，举凡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弗洛姆、马尔库塞、霍妮、列维- 斯特劳斯、弗莱、拉康等人的著作，凡是在图书馆能找到的或者在旧书店能淘到的，都买来读，而且读得很沉醉，很有饥饿感。然后就是读与存在主义有关的哲学和文论，尼采的、萨特的、海德格尔的当时特别流行。这两种西学让我初步形成了非理性主义哲学观、历史观和文学观、批评观。但随着阅读转向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尤其是认真研读了当时能找到的国内出版的福柯系列著作以后，我的很多观念都发生了改变。我对各种非理性哲学和文论不再那么沉醉，而意识到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或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神秘性就这样被祛魅了。我开始逐步信奉经验，信奉事实，觉得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要从经验和事实出发，从实证出发。所以毕业后从教之余做研究，很快就跟着於老师走到用编年体整理文学史料的道上去了。记得协助於老师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时，他偶尔表扬过我有史才，这对我是莫大的嘉奖。从此我在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的路上越走越远，我相信传统的编年体能够重新焕发学术生机，而旧体诗词也能恢复活力。一句话，我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文学传统应该而且也能够进行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