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鹤舞风秋虫咽露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这首论诗绝句，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承认它有一点说得很对，那就是每个时代都有天才。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天才，只不过命运各不相同而已。命运，不只是出处穷通、功名利禄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否，还包括“文章千古事”，包括天才的文学创造所享有的价值及人们对它的估量。假设有两个才华相等的天才，写出同样美妙的诗篇，一个生活在一千年前，一个生活在一千年后，那么后者的作品是绝不可能与前者享有同等价值的。这便是后来者的不幸，天才的命运有时也取决于他生活的年代。

清初诗人孙枝蔚曾说：“夫士风骚自命，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亦不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也。祖习诸家，采其所长，如谢灵运之拟七子、江淹之杂拟，规矩当前，取携由我，斯可谓之幸矣；然极盛者难为继，博取者虑不耑，钟嵘谓源出于某体，逊于某，元稹谓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沾溉残膏，有志羞为，蚍蜉撼树，复取讥前辈，几于无一可焉。斯又可谓之不幸矣。”《（诗志序》）乾隆年间诗人丁珠《遣怀》诗写道“：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生为后人，这实在是无法摆脱的无奈，以至于后代诗人有“恨不奋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管学洛：《贺新郎》）的牢骚！

在清代诗人中，黄仲则可以说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才。他要不是生活在乾隆年间，而是唐代开元、天宝，或许会和李白一样出名，和杜甫一样重要。不幸的是他晚生了一千年，中国古典诗歌已快走到尽头，在一千年的作品积累面前，他的天才再也闪耀不出眩目的光亮，甚至在当时也不如袁枚、赵翼、蒋士铨、翁方纲等人那么著名。他的一生充满苦难，穷困和疾病的折磨、功名和爱情追求的失败，在他敏感的心灵中酝酿出深沉的悲哀。他忽而气势磅礴忽而缠绵悱恻的诗章，深刻地传达了一个早慧天才的敏感、失路书生的悲哀，为后人留下封建社会末期一个知识分子命运和心态的典型范本。

黄景仁（1749—1783）是江苏武进人，字仲则，一字汉镛，号鹿菲子。四岁就失去父亲，家道衰落，随祖父生活。七八岁已能写文章，尤其迷恋诗歌。毛庆善《黄仲则先生年谱》记载：“九岁应学使者试，寓江阴小楼，临期犹蒙被卧，同试者趣之起，曰：顷得‘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扰也。”由此可见他作诗的用功。其后几年不幸踵至，十二岁祖父下世，翌年祖母亡故，三年后唯一的哥哥又罹病夭折。诗人敏感的心灵过早地承受了忧患的重压：“人生处天地，纤尘栖弱草。风至草动摇，微躯不自保。”这是他十几岁时所作《杂咏》中的诗句，一种浓厚的忧郁气质已渗透到他孤傲性格的深处，致使他未来的生活和诗歌，总是忧多于乐，愁过于喜，欢笑总浸含着苦涩，豪迈常伴随着悲哀。

但幸运的是仲则成长于常州，这是天下瞩目的人文荟萃之地。仲则的故里武进，清代曾出过状元吕宫、赵熊诏、钱维城，先后265人中进士，位列全国第七。杨文荪说：“我朝二百年来，东南坛坫，莫盛于毗陵，而尤以乾隆、嘉庆之际为最著。《小仓山房诗》所谓‘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者，想见名流辈兴，动人歆慕。”a仲则成长于这样一个风雅之乡、书香之里，自幼为风气所熏陶，又受业于著名学者和作家邵齐焘，很早就表现出不凡的才华，与洪亮吉、赵怀玉、杨伦、徐书受、孙星衍、吕星垣并称为“毗陵七子”。

仲则十六岁应童子试，在三千人中名列第一，应该说是个辉煌的开始。但随后多次应举失败，迫使他只能步入游幕之途，先后依附于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乾隆三十七年（1772）上巳日，朱筠张宴于采石矶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示座客，座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时纸贵焉”（洪亮吉：《黄君行状》）。这次诗会不仅令仲则才名大著，更激发了他的豪迈意气。虽然朱筠等都是风雅中人，也衷心赏识仲则的才华，但生性高傲的诗人久寄人篱下，终不免有“长铗依人游未已，短衣射虎气难平”（《杂感四首》之二）的慨叹。

乾隆四十年（1775）冬，二十七岁的诗人来到京师，时正值高宗平定金川，仲则以《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恭纪谨序》长诗并序应高宗东巡召试，蒙擢二等，得充武英殿书签官，从此名动于公卿间。自翁方纲、纪晓岚以下，皆以青眼相加，待为上宾。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一段时光。但好景不长，随着家眷来京，俸薄口众，生计遂成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读仲则诗，至《都门秋思四首》“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一联，为之击节，以为价值千金，先寄五百，邀诗人西游。仲则获得这笔资助，捐了个县丞，在京候补。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他“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蝇之感，权贵人莫能招之。日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竟于红氍毹上现种种身说法，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京尘杂录》）这放浪形骸的生活无疑是他内心沉重痛苦的绝望渲泄。不久，他因债主所逼，抱病西行，准备入陕投靠毕沅，竟不幸病逝于山西解州途中。他的殒落，使乾隆诗坛的星空黯然失色，引发无数诗人刻骨铭心的哀悼。

诗人黄仲则短暂的一生，充满艰辛与苦难。《两当轩诗集》存诗一千七百多首，绝大部分是描写个人的愁苦生活。春雨、秋风、雁鸣、子规啼固然引动愁思，就是面对浩荡长江，他也会觉得“滔滔江水不胜愁”，这浓重的伤感情绪成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其表达之缠绵之透彻，让他诗歌的读者无不切身感受到一个天才的悲哀与绝望。仲则最亲密的挚友洪亮吉形容他的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北江诗话》），最能道出他孤傲而高贵的气质、幽抑而凄苦的情调。仲则在十七岁时就写下《杂感》一诗：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倖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此时他初入名利之场，尚未经历磨难，却已意识到自己与世俗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更预感到日后人生旅途的艰辛。诗中对自身与群体命运的终极体认，在无数不遇才人心中唤起深深的共鸣，成为他最早为人传诵的名篇。说起来，怀才不遇虽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但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感受的强度也不一样，正所谓“千秋放逐同时命，一样牢愁有盛衰”（《屈贾祠》）。仲则生活于乾隆盛世，不遇对他来说更显得格外悲哀，并使得他对生活情境常有异于他人的独特体验：

有酒有花翻寂寞，不风不雨倍凄凉。

（《重九夜偶成》）

相对无猜惟酒盏，等闲难着是渔蓑。

（《夜坐写怀》）

不禁多病聪明减，讵惯长闲意气消。

（《言怀》）

这些诗句，反话也好，翻案文章也好，都会让读者在惊异之余深深玩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应该指出，忧怨和哀伤之情本身并不一定就能动人，仲则的魅力在于深刻入骨地表达了那个时代读书人心底的孤独、悲哀和绝望。“百无一用是书生”是对才华的绝望，“岂宜便绝风云路，但悔不为田舍郎”（《移家南旋是日报罢》）是对科举的绝望，“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癸巳除夕偶成》之二）是对诗人命运的绝望，“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是对爱情的绝望，“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绮怀》）更是对生命本身的绝望！就像一个预知失败结果的选手，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难怪人们从他的诗中读出“千古伤心人语”，它们的确道出了一代乃至千百代失意读书人的心声！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癸巳除夕偶成》之一）

这首普通的小诗，所以万口传诵，感人至深，也就在于它是一篇杜甫《与诸公登慈恩寺塔》式的盛世危言，“万物有同命，先见为之悲”（《杂诗》），吐露了某种对盛极衰来之危机的天才预感。那种先知先觉的孤独，既发人所未发，又令人感同身受。

在仲则的创作中，七言歌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的许多名篇，如前后《观潮行》《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游九华山放歌》《俞忠宣祠》等都是七言歌行。他最倾慕李白，在太白墓前曾高咏“我所师者非公谁”“死当埋我兹山麓”（《太白墓》）。李白的歌行对他有很大影响，《二十三夜偕稚存广心杏庄饮大醉作歌》令人想到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太白墓》则明显有脱胎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痕迹。至于化用李白诗意境、沿袭李白诗意象之例，更是举不胜举。李白最爱酒，仲则也耽饮，他写酒的歌行大有李白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神气。如《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写道：

天公谓我近日作诗少，满放今宵月轮好。天公怜我近日饮不狂，为造酒楼官道旁。我时薄疴卧仰屋，忽闻清歌起相逐。心如止水遭微飙，复似葭灰动寒谷。千门万户灯炬然，三条五剧车声喧。忽看有月在空际，众人不爱我独怜。回鞭却指城南路，一线天街入云去。揽衣掷杖登天桥，酒家一灯红见招。登楼一顾望，莽莽何迢迢。双坛郁郁树如荠，破空三道垂虹腰。长风一卷市声去，更鼓不闻来丽谯。此楼此月此客可一醉，谁共此乐独与清影相嬉遨？回头却望望灯市，十万金虬半天紫。初疑脱却大火轮，翻身跃入冰壶里。谪仙骑鲸碧海头，千余年来无此游。不知当年董糟丘，天津桥南之酒楼，亦有风景如兹不？古人不可作，知交更零落。少年里门同追欢，抛我今作孤飞鹤。不知此曹今夜何处乐？酒尽悲来气萧索。典衣更酌鸬鹚杯，莫遣纤芥填胸怀。天上星辰已堪摘，人间甲子休相催。然藜太乙游傍谁，吃虀宰相何人哉？瓮边可睡亦迳睡，陶家可埋应便埋。只愁高处难久立，乘风我亦归去来。明朝市上语奇事，昨夜神仙此游戏。

诗由登楼所见写到忆旧，最后归结于恣肆旷达之意，通篇意气横溢，声情亢爽，颇有太白歌行的格调，末联尤见刻意追踵太白之迹。然而终因身世困顿，少有快意之时，即便是慷慨高歌之际，内心的悲怆仍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于是他的放旷隽逸中总透出一丝苍凉哀感、一丝悲苦郁抑，难及太白昂首天外的豪迈洒脱境界。入京之后，他出入于文坛名流之邸，与纪晓岚、朱筠、翁方纲等交游，赏玩古董，题咏书画，又不免沾染京师诗坛的学人诗习气，七古中也留下追摹韩愈、黄庭坚的印迹，与早年一意学太白截然异趣。

七言歌行之外，仲则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七律。在歌行中，他任才使气，尽情地吐露自己的志向、情怀，淋漓地渲泄自己的悲哀、愁苦。而在七律中，由于体裁的规定，他的情绪、感触似乎都经过了压缩，变得较为沉郁，同时也更为细腻，更为丰富。

静里风怀元度月，愁边心血子胥潮。

（《言怀》之一）

最怕难醒惟独醉，生憎易中是轻寒。

（《初春》）

似水才名难疗渴，投闲芳序易消魂。

（《夜坐述怀呈思复》）

这种曲折幽微的情绪与细腻的艺术表现，在七言歌行中是看不到的。同样，类似如下诗句的低徊凝重或清逸名隽也只有在七律中才时有展露：

花月即今犹似梦，江山从古不宜秋。

（《金陵杂感》）

偶看芳草思名马，每见青山想异书。

（《发芜湖》）

翁方纲论仲则诗的风格曰“沉郁清壮”，这用于歌行未必恰当，但用来评七律则十分贴切。仲则七律的艺术渊源不像歌行那么单纯，看得出对杜甫、杜牧乃至苏东坡、黄庭坚、元好问都有取法，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对李商隐的追摹。相似的失意境遇、相似的幕僚经历、相似的孤傲性格，都使仲则对李商隐诗情有独钟。当他同样也经历了无望的爱恋，经受了长久的情感折磨之后，诗心就不期然地酝酿出李商隐式的缠绵诗句，而这样的诗句他都是用七律的体裁写出的：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

（《感旧》）

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

（《秋夕》）

自过百花生日日，一分春是一分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