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鹤舞风秋虫咽露

作者: 蒋寅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这首论诗绝句,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承认它有一点说得很对,那就是每个时代都有天才。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天才,只不过命运各不相同而已。命运,不只是出处穷通、功名利禄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否,还包括“文章千古事”,包括天才的文学创造所享有的价值及人们对它的估量。假设有两个才华相等的天才,写出同样美妙的诗篇,一个生活在一千年前,一个生活在一千年后,那么后者的作品是绝不可能与前者享有同等价值的。这便是后来者的不幸,天才的命运有时也取决于他生活的年代。

清初诗人孙枝蔚曾说:“夫士风骚自命,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亦不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也。祖习诸家,采其所长,如谢灵运之拟七子、江淹之杂拟,规矩当前,取携由我,斯可谓之幸矣;然极盛者难为继,博取者虑不耑,钟嵘谓源出于某体,逊于某,元稹谓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沾溉残膏,有志羞为,蚍蜉撼树,复取讥前辈,几于无一可焉。斯又可谓之不幸矣。”《(诗志序》)乾隆年间诗人丁珠《遣怀》诗写道“: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生为后人,这实在是无法摆脱的无奈,以至于后代诗人有“恨不奋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管学洛:《贺新郎》)的牢骚!

在清代诗人中,黄仲则可以说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才。他要不是生活在乾隆年间,而是唐代开元、天宝,或许会和李白一样出名,和杜甫一样重要。不幸的是他晚生了一千年,中国古典诗歌已快走到尽头,在一千年的作品积累面前,他的天才再也闪耀不出眩目的光亮,甚至在当时也不如袁枚、赵翼、蒋士铨、翁方纲等人那么著名。他的一生充满苦难,穷困和疾病的折磨、功名和爱情追求的失败,在他敏感的心灵中酝酿出深沉的悲哀。他忽而气势磅礴忽而缠绵悱恻的诗章,深刻地传达了一个早慧天才的敏感、失路书生的悲哀,为后人留下封建社会末期一个知识分子命运和心态的典型范本。

黄景仁(1749—1783)是江苏武进人,字仲则,一字汉镛,号鹿菲子。四岁就失去父亲,家道衰落,随祖父生活。七八岁已能写文章,尤其迷恋诗歌。毛庆善《黄仲则先生年谱》记载:“九岁应学使者试,寓江阴小楼,临期犹蒙被卧,同试者趣之起,曰:顷得‘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扰也。”由此可见他作诗的用功。其后几年不幸踵至,十二岁祖父下世,翌年祖母亡故,三年后唯一的哥哥又罹病夭折。诗人敏感的心灵过早地承受了忧患的重压:“人生处天地,纤尘栖弱草。风至草动摇,微躯不自保。”这是他十几岁时所作《杂咏》中的诗句,一种浓厚的忧郁气质已渗透到他孤傲性格的深处,致使他未来的生活和诗歌,总是忧多于乐,愁过于喜,欢笑总浸含着苦涩,豪迈常伴随着悲哀。

但幸运的是仲则成长于常州,这是天下瞩目的人文荟萃之地。仲则的故里武进,清代曾出过状元吕宫、赵熊诏、钱维城,先后265人中进士,位列全国第七。杨文荪说:“我朝二百年来,东南坛坫,莫盛于毗陵,而尤以乾隆、嘉庆之际为最著。《小仓山房诗》所谓‘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者,想见名流辈兴,动人歆慕。”a仲则成长于这样一个风雅之乡、书香之里,自幼为风气所熏陶,又受业于著名学者和作家邵齐焘,很早就表现出不凡的才华,与洪亮吉、赵怀玉、杨伦、徐书受、孙星衍、吕星垣并称为“毗陵七子”。

仲则十六岁应童子试,在三千人中名列第一,应该说是个辉煌的开始。但随后多次应举失败,迫使他只能步入游幕之途,先后依附于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乾隆三十七年(1772)上巳日,朱筠张宴于采石矶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示座客,座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时纸贵焉”(洪亮吉:《黄君行状》)。这次诗会不仅令仲则才名大著,更激发了他的豪迈意气。虽然朱筠等都是风雅中人,也衷心赏识仲则的才华,但生性高傲的诗人久寄人篱下,终不免有“长铗依人游未已,短衣射虎气难平”(《杂感四首》之二)的慨叹。

乾隆四十年(1775)冬,二十七岁的诗人来到京师,时正值高宗平定金川,仲则以《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恭纪谨序》长诗并序应高宗东巡召试,蒙擢二等,得充武英殿书签官,从此名动于公卿间。自翁方纲、纪晓岚以下,皆以青眼相加,待为上宾。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一段时光。但好景不长,随着家眷来京,俸薄口众,生计遂成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读仲则诗,至《都门秋思四首》“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一联,为之击节,以为价值千金,先寄五百,邀诗人西游。仲则获得这笔资助,捐了个县丞,在京候补。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他“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蝇之感,权贵人莫能招之。日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竟于红氍毹上现种种身说法,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京尘杂录》)这放浪形骸的生活无疑是他内心沉重痛苦的绝望渲泄。不久,他因债主所逼,抱病西行,准备入陕投靠毕沅,竟不幸病逝于山西解州途中。他的殒落,使乾隆诗坛的星空黯然失色,引发无数诗人刻骨铭心的哀悼。

诗人黄仲则短暂的一生,充满艰辛与苦难。《两当轩诗集》存诗一千七百多首,绝大部分是描写个人的愁苦生活。春雨、秋风、雁鸣、子规啼固然引动愁思,就是面对浩荡长江,他也会觉得“滔滔江水不胜愁”,这浓重的伤感情绪成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其表达之缠绵之透彻,让他诗歌的读者无不切身感受到一个天才的悲哀与绝望。仲则最亲密的挚友洪亮吉形容他的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北江诗话》),最能道出他孤傲而高贵的气质、幽抑而凄苦的情调。仲则在十七岁时就写下《杂感》一诗: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倖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此时他初入名利之场,尚未经历磨难,却已意识到自己与世俗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更预感到日后人生旅途的艰辛。诗中对自身与群体命运的终极体认,在无数不遇才人心中唤起深深的共鸣,成为他最早为人传诵的名篇。说起来,怀才不遇虽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但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感受的强度也不一样,正所谓“千秋放逐同时命,一样牢愁有盛衰”(《屈贾祠》)。仲则生活于乾隆盛世,不遇对他来说更显得格外悲哀,并使得他对生活情境常有异于他人的独特体验:

有酒有花翻寂寞,不风不雨倍凄凉。

(《重九夜偶成》)

相对无猜惟酒盏,等闲难着是渔蓑。

(《夜坐写怀》)

不禁多病聪明减,讵惯长闲意气消。

(《言怀》)

这些诗句,反话也好,翻案文章也好,都会让读者在惊异之余深深玩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应该指出,忧怨和哀伤之情本身并不一定就能动人,仲则的魅力在于深刻入骨地表达了那个时代读书人心底的孤独、悲哀和绝望。“百无一用是书生”是对才华的绝望,“岂宜便绝风云路,但悔不为田舍郎”(《移家南旋是日报罢》)是对科举的绝望,“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癸巳除夕偶成》之二)是对诗人命运的绝望,“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是对爱情的绝望,“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绮怀》)更是对生命本身的绝望!就像一个预知失败结果的选手,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难怪人们从他的诗中读出“千古伤心人语”,它们的确道出了一代乃至千百代失意读书人的心声!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癸巳除夕偶成》之一)

这首普通的小诗,所以万口传诵,感人至深,也就在于它是一篇杜甫《与诸公登慈恩寺塔》式的盛世危言,“万物有同命,先见为之悲”(《杂诗》),吐露了某种对盛极衰来之危机的天才预感。那种先知先觉的孤独,既发人所未发,又令人感同身受。

在仲则的创作中,七言歌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的许多名篇,如前后《观潮行》《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游九华山放歌》《俞忠宣祠》等都是七言歌行。他最倾慕李白,在太白墓前曾高咏“我所师者非公谁”“死当埋我兹山麓”(《太白墓》)。李白的歌行对他有很大影响,《二十三夜偕稚存广心杏庄饮大醉作歌》令人想到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太白墓》则明显有脱胎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痕迹。至于化用李白诗意境、沿袭李白诗意象之例,更是举不胜举。李白最爱酒,仲则也耽饮,他写酒的歌行大有李白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神气。如《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写道:

天公谓我近日作诗少,满放今宵月轮好。天公怜我近日饮不狂,为造酒楼官道旁。我时薄疴卧仰屋,忽闻清歌起相逐。心如止水遭微飙,复似葭灰动寒谷。千门万户灯炬然,三条五剧车声喧。忽看有月在空际,众人不爱我独怜。回鞭却指城南路,一线天街入云去。揽衣掷杖登天桥,酒家一灯红见招。登楼一顾望,莽莽何迢迢。双坛郁郁树如荠,破空三道垂虹腰。长风一卷市声去,更鼓不闻来丽谯。此楼此月此客可一醉,谁共此乐独与清影相嬉遨?回头却望望灯市,十万金虬半天紫。初疑脱却大火轮,翻身跃入冰壶里。谪仙骑鲸碧海头,千余年来无此游。不知当年董糟丘,天津桥南之酒楼,亦有风景如兹不?古人不可作,知交更零落。少年里门同追欢,抛我今作孤飞鹤。不知此曹今夜何处乐?酒尽悲来气萧索。典衣更酌鸬鹚杯,莫遣纤芥填胸怀。天上星辰已堪摘,人间甲子休相催。然藜太乙游傍谁,吃虀宰相何人哉?瓮边可睡亦迳睡,陶家可埋应便埋。只愁高处难久立,乘风我亦归去来。明朝市上语奇事,昨夜神仙此游戏。

诗由登楼所见写到忆旧,最后归结于恣肆旷达之意,通篇意气横溢,声情亢爽,颇有太白歌行的格调,末联尤见刻意追踵太白之迹。然而终因身世困顿,少有快意之时,即便是慷慨高歌之际,内心的悲怆仍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于是他的放旷隽逸中总透出一丝苍凉哀感、一丝悲苦郁抑,难及太白昂首天外的豪迈洒脱境界。入京之后,他出入于文坛名流之邸,与纪晓岚、朱筠、翁方纲等交游,赏玩古董,题咏书画,又不免沾染京师诗坛的学人诗习气,七古中也留下追摹韩愈、黄庭坚的印迹,与早年一意学太白截然异趣。

七言歌行之外,仲则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七律。在歌行中,他任才使气,尽情地吐露自己的志向、情怀,淋漓地渲泄自己的悲哀、愁苦。而在七律中,由于体裁的规定,他的情绪、感触似乎都经过了压缩,变得较为沉郁,同时也更为细腻,更为丰富。

静里风怀元度月,愁边心血子胥潮。

(《言怀》之一)

最怕难醒惟独醉,生憎易中是轻寒。

(《初春》)

似水才名难疗渴,投闲芳序易消魂。

(《夜坐述怀呈思复》)

这种曲折幽微的情绪与细腻的艺术表现,在七言歌行中是看不到的。同样,类似如下诗句的低徊凝重或清逸名隽也只有在七律中才时有展露:

花月即今犹似梦,江山从古不宜秋。

(《金陵杂感》)

偶看芳草思名马,每见青山想异书。

(《发芜湖》)

翁方纲论仲则诗的风格曰“沉郁清壮”,这用于歌行未必恰当,但用来评七律则十分贴切。仲则七律的艺术渊源不像歌行那么单纯,看得出对杜甫、杜牧乃至苏东坡、黄庭坚、元好问都有取法,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对李商隐的追摹。相似的失意境遇、相似的幕僚经历、相似的孤傲性格,都使仲则对李商隐诗情有独钟。当他同样也经历了无望的爱恋,经受了长久的情感折磨之后,诗心就不期然地酝酿出李商隐式的缠绵诗句,而这样的诗句他都是用七律的体裁写出的: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

(《感旧》)

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

(《秋夕》)

自过百花生日日,一分春是一分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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