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之前抵达

一

每天下午四点半，我都在阳光大厦二十楼工作室里等待一个人。他叫沈小量。这个时间点，一天的工作接近尾声，夜幕即将铺陈开来，最适合用来等待。

在等他来的时段里，我会坐在工作室的落地窗前，俯视楼下。高楼之上望地面，车来人往，能够看得清他们的衣着颜色，辨得出他们的肢体动作，听得到嘈杂的车马喧闹声，仿佛连他们的窃窃私语也一并随风送入耳畔。所有年轻或不年轻的人，都是这段繁华路面的组成部分。他们离开，消逝，也许隔天又会以另一个形象出现。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渺小，每个人，每辆车，都引人深思：在日暮之前，他们要抵达哪里呢？每次，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沈小量就走进来问：“又在看落日吗？”

两年前，我在这栋商业大楼的顶层自立门户，工作室南北通透的大落地窗正合我心意。当我亲手把镌刻着“记忆大师”四字的招牌挂到门楣上时，心头突然涌起一股沧桑之感。我以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的身份，从工作了二十年的公立医院离职，几乎不被任何人理解。但是，当我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在还算好的年纪，享受上好的阳光时，竟觉得这一生已经足够。

工作的前二十年，我稳当升迁，但囿于一间阴冷潮湿的朝北诊室，每次上班跨进去都顿觉心境黯然。难怪，曾有多名患者议论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我每天七点半从家里出发，晚上六点到家，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光都付与了工作、患者以及这间诊室。我长年服用“优甲乐”，有医学研究说，长期服用该药，中老年时易得骨质疏松症。我需要在衰老来临之前，喝牛奶，吃钙片，晒太阳，储备足够的骨量。我一直想要换间朝南的诊室，但领导始终以“没有空余诊室”为由，正当地拒绝了我的正当请求。

直至那一天，沈小量的父亲沈大力又拿着一块香皂来到我的诊室，跟我说这是某明星代言并且亲自在使用的品牌，讲得唾沫乱飞之余，突然指着长年阴暗的小窗户说：“我要去跟领导反映反映，马上给你换一间办公室！你是我看着长大的，这么好的人，这样的诊室怎么配得上你！”

我像往常一样笑着说：“沈伯伯，回去吧，回去吧！”分诊护士马上跑过来，半推半请地，把沈大力送出了诊室。我微笑着关上门，眼泪却掉了下来。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能进入三甲医院当医生，父母亲友觉得我已然是个周身发光的人。也就在那一刻，我起了念，并且飞快地付诸行动。

一直到离职前的那段时间，我都盼着沈大力像往常一样，不请自来，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然后在分诊护士或保安的驱逐下，消失在电梯里，去往他口中那个“位于医院附近的、面积超大超豪华的、堪比七星级大酒店”的家。但奇怪的是，自那天以后，沈大力就消失了，只给我留下了那块某品牌的香皂。我把香皂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包装粗陋，不像正品，其实这个品牌的正品香皂也不值几个钱，我更没有印象某明星代言过这个品牌。

时隔几个月，我的离职手续已经办妥，沈大力还是没来，总觉得告别少了点儿仪式感。整理旧物时，我从抽屉里层翻出了那块香皂，闻一闻，有股怪异的气味，像樟脑丸，像檀香。我拿着这块香皂去父母家，想着或许可以给我母亲用来洗衣服。母亲还是老样子，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问清楚来由，我就提起了沈大力。

沈大力是我父亲的老友。我第一次见沈大力，是他没有预约，也不顾门口分诊护士的阻拦，循着出诊医生指示牌，径直跑进我的诊室，自报家门后，嚷嚷着让我给他儿子找个好医生。我问他：“你儿子要看什么病？”沈大力推着我往办公室外走，压低了嗓子道：“就是那个，唉，就是那个！”他乜斜着护士，焦急地双手交叉朝下挥了挥。彼时，我只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医生，面皮与人脉皆稀薄，但碍于父亲老友的面子，我还是动用了所有使得上劲的关系，给沈小量安排了一位优秀的泌尿外科大夫。

我陪着沈大力走到门诊大厅时，沈小量远远地站着，勾着脑袋，抬头看我一眼，又快速低下去，脚步轻轻地跟了上来。我把沈大力父子交给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自己回诊室继续看病人。过了一会儿，沈大力一脸轻松地跑过来对我说：“线已经拆好了，我跟沈小量都谢谢你。”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只是给沈小量拆了个线？想必，他已经在心里捶了我千百遍。我不知该如何回应，默默地送沈大力下楼。

走到楼梯口，沈大力又告诉我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沈小量之前来过医院，在药房门口与我擦身而过，对我印象极好，如今知道我是他父亲朋友的女儿，更觉得多了一层缘分。一路走到门诊大厅，沈大力径直站定，开始介绍自己的家世背景和沈小量的个人情况。“缘分来了，就不要去挡！”沈大力大声对我说。大厅里人来人往，我站在缓慢移动的人流里，尴尬不已，偷眼看一下沈小量，他不知何时已经溜出了大厅的大门，瘦削的背影嵌在两个大男人中间。沈大力却更加起劲，说马上打电话找我父亲商谈这桩水到渠成的婚事。

当晚回家后，我问父亲：“你那个叫沈大力的老朋友，可有打电话给你？”父亲拿着小镊子给君子兰拔草，头也不抬地说：“打了，多年不见，一来净说些糊涂话。”我哈哈大笑起来。

如今，我父亲年近七十，身体大不如前，正躺在一把旧摇椅上看电视。他听到“沈大力”的名字后，抬起头来说：“可好久没见着他了，他找你了？”

“近来都没有。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是有一年吧，哪一年，嗯，忘记了。那一年，我们一起去考职称，就认识了，不过他考上了，我没考上。听说他有个儿子，混得不怎么样。现在我也退休了，你混得不错。跟他比比，我好像总体上也没落后。”

“你知道他住哪里吗？”

“以前住城北山脚下，门前有棵很大的银杏树，我还去过他家。前年修路，听说他家也拆迁了，分了两套房，他那一带分的安置房，应该就在你们医院附近。银杏树也被伐掉了，他儿子说要移到别处去栽，也不知道栽成了没。你问这个做什么？”

父亲言罢，换了个姿势继续躺着看电视，宽大的身躯仿佛要从窄窄的藤摇椅上漫出来，椅子吱呀了一下。父亲说：“人这一生真够快的，就跟这摇椅一样窄，到了年老时，怎么躺着都不舒服。”他的话语里含着浅显的人生哲理，让我思索了一小会儿。母亲很欢快地“刺啦”一声扯开香皂外包装袋，走到阳台上，“唰唰”洗起衣服来。

二

夏秋交际，南方小城的台风天增多。到了秋天，即便没有台风过境，风量也无限增加，坐在高楼上，能听到风在高空中呼啸而过，呜啦啦响成一片，把云朵撞成碎片。跑到一楼，却是风平浪静，寂寂无声。

“这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真吓人。”来上班时，我跟对门开油画工作室的小陈在电梯里相遇，她抱着肩膀问我。

“我一直以为，风是从你的油画上跑下来的。你画了那么多有关风的油画，所以我们顶楼的风比别处也多一些。”

小陈笑了。

自从父亲做了心脏手术之后，每晚日暮之前，我都要开着一辆小电车，赶回位于郊区的家。中途要路过一片芦苇地，风一吹，芦苇起伏，倒下又站起。看着那片灰蒙蒙的芦苇，我开车的速度就加快了，生怕哪一天抵达太晚，父亲出了事，留母亲一人在黑暗里等待。我经常在朋友圈发布风吹芦苇的照片，小陈突然就有了创作的灵感。很快，她的工作室就挂满了各种形态的芦苇，风吹在上面也像有了具体的形状。

没有客户预约的午后，我就在工作室整理案例。这是一项大工程，但我想，总有一天，有人会用得到它们。忙完后，我就捧着一杯茶，安静地坐着听风，想象着风的样子。它或许是一朵云的样子，或许是一棵树的样子。或许，它就是一条隧道，每个人都在里面飞速而逝。

我经历过人在时空隧道里下坠的感觉。某年，我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医生为我戴上氧气面罩，嘱我深吸三口气。吸到第三口的时候，努力顶起的胸廓还没落下，就像被人猛推一把，周边黑暗，我一个人快速下坠，顿一顿，就滑到了底，沉沉睡去。不过眯了一会儿，迷迷糊糊间，有人推我的左肩，大声唤着我的名字，把我从梦中唤醒，告诉我手术结束了。

第一次接待沈小量时，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他。沈小量看着我激动地说：“你就是那个唤醒失忆症病人的人，我来对了！”

沈小量是我那天接待的最后一个客户，前一晚我在整理第二天的预约客户信息时，已经看到了沈小量匿名提交的资料。他是替父亲问诊的，描述了一些症状，我脑子里毫不费力地就跳出了沈大力的模样。

我坐在电脑前，用两个手指晃着一支钢笔。阳光懒散地从窗户里洒进来，带着一股余威，庄严又落寞。沈小量推门进来，不像来问诊，倒像是拜客，客气地将一盒石斛花茶放在我桌子上。包装锃亮，光鲜得有些虚假，应是从店里临时购买。我指着三层黑胡桃木架子上的瓶瓶罐罐，问他要喝点儿什么？野生红茶、雁荡毛尖、藏红花、蓝山咖啡，都是我珍藏的好货，除了自己享用，也乐于招待工作室来访的客户，何况他是沈小量。

沈小量连连摆手，朝我微笑，笑容一如二十年前那般腼腆。他留给我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儿印象了。我跟沈小量自那一面后，陌路两人。要不是沈大力这几年与我断断续续有联系，恐怕沈小量早已被我忘到了脑外。由于沈大力时常在我面前用爱憎交织的语气描述他，令我觉得他一直在我生活中晃动。

我调整旋转椅，以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面对他，既不显得疏远，也不至于过分亲近。沈小量有点儿虚胖，压得沙发深陷下去一个坑。胖起来的沈小量跟沈大力有几分相似，两鬓夹杂着些许白发，像无数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一样。当年，沈小量站在沈大力身旁，肤色白净，腰身狭窄，瘦瘦弱弱，有股少见的秀气。当然，我也从八十多斤的姑娘，长成了一个体重过百的中年职场女性。现在，我跟沈小量都到了父亲当年那个年纪，日子就像风一样刮过去了。

“都说时间是最公平的，可我觉得并不是呢！我变得又老又丑，而你比年轻时更漂亮！”沈小量稍稍打量了我一下，唏嘘着夸奖了几句，自己的脸先红了。我睨了他一眼，面色平静。当年站在大厅里脸红的姑娘，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沈小量又问：“你怎么会想到去做一件如此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觉得自己跟“了不起”一点儿都不搭边，我不过就是名管理人类记忆的医生，开些药，也安慰安慰那些茫然、焦虑的病人。说得好听一点，叫“记忆大师”；说得直白一点儿，也就是个陪人聊天的吧。

“不不不，你是才女。”沈小量盯着我桌子上一排整整齐齐的外国小说。

西偏的日头更刺眼了一点儿，灼灼地裹着工作室里的每一个人。我起身打开茶具，沈小量赶忙站起来说，他会煮好喝的红茶。我转而吩咐助手，让她去看看信箱里今天的报纸到了没有。助手领了任务，飞快地起身出去，久不返回。

只剩下我跟沈小量四目相对，茶水在咕嘟咕嘟地小声翻滚着，第一次发现煮茶的声音如此嘈杂。沈小量身体前倾，低声说：“美娅，真没想到，我们竟这样见面……咳，每次见面都挺尴尬的……”

“你父亲怎么样了？”我切入正题。

由于彼此熟悉，沈小量没有拐弯抹角，直接描述了他父亲的症状。他有一肚子苦水，嘴巴一张，满腹苦水都向我倾泻而出，关也关不住。他说，沈大力近来越发糊涂了，说话颠三倒四，行为古怪难懂，只认得沈小量一人，连养老院都不愿意收留他，一天三个电话，紧催着沈小量把父亲领回家去。沈小量说，把如此状态下的父亲领回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老婆莎莎更是无法接受，一定要让沈小量来我的工作室问诊。因为她说自己打听清楚了，前几年沈大力每次出门，都是来我的神经内科门诊看病的。

我问他：“你记不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出门是什么时候？”

沈小量很清晰地告诉我，是某年某月某日。因为那天刚好是沈小量的生日，他与莎莎到本市新开的五星级酒店吃饭，饭罢，带了一盒席间剩下的饭菜，准备给父亲当晚餐。莎莎说这些都是好东西，也省得她再做饭了。结果，等到夜里将近十点，沈大力才回到家中，手里拿着一片树叶，说自己去看秋天的第一片黄叶了。当年，母亲生下沈小量半个小时后，突发羊水栓塞，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两天两夜，还是走了。母亲下葬那天，刚好屋前的银杏树落下了第一片黄叶。沈小量眼角有一星隐约的泪光，但马上就干涸了。“我与我妈，可能并没什么感情，虽然我这样说也不对，但事实就是如此。可我爸不一样，他后来谈过两个阿姨，都没有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