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记忆

进入九月后，北京罕见地下了几场大雨，白天的气温便趁势降了下来。这样的午后，最适合什么都不干，窝在店里泡茶喝。

这还是我进入三十岁后才染上的毛病，自从政府号召停止种植一切粮食之外的农作物后，茶叶和咖啡一天一个价。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只要舍得花钱，还是能够买到。咖啡和茶叶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两大饮品，已经有数以百亿计的人产生了依赖，刚刚还有人在论坛上抱怨，没有了咖啡和茶叶，就像人类失去了灵魂一样。底下有人回帖：灵魂？不过是脉冲的无数次叠加罢了。

我举起水壶，熟练地来了一套韩信点兵。我的视网膜显示屏上有新的通知，针对V病毒的特异性电子疫苗已自动更新到14.7版本，体内即将根据电子疫苗的序列码开始合成抗体蛋白质。我眨了两下眼睛，确认了这项操作。V病毒最初出现的时候，科学家并没有当作一件大事，以为只是一种新发现的无名病毒。根据科学家之前的推测，在自然界中，至今尚未被人类探知的危险病毒可能有上百万种，V病毒也就是这百万分之一罢了。在当时，没人会预料到V病毒之后给整个地球造成的这种不可逆转的影响，病毒及多个病毒变种在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连远在北冰洋的北极熊都未能幸免。事态变得完全不可控，传统医学直接宣告失效。直到T科技公司孤注一掷成功开发出“电子疫苗”，并供给全人类免费下载，才真正扼制住V病毒的进一步蔓延。要不是T公司，人类文明也许就真的不存在了，我也就无法坐在这里泡茶了。

“叮叮”，进门感应的提示音响了，有个人走进来，因为是逆光，我只能看到一个轮廓。我站起身，从茶具旁边移到过道里，是一个男人，一头过长的凌乱狮子卷，穿一件蓝黑条纹格子的T恤衫，结实的身板，一看就是经常锻炼的人，但是又不过度，恰到好处地保持了身体该有的肌肉度。男人径直走到装满电子元件的储物架旁边，而不是走向我。他在储物架前看了好半天，才发现我在盯着他。

“哎，是你吗？”他说。

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现在大街上到处是哲学家，这句话如果是从一个哲学家嘴里迸出来的，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一个关乎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复杂问题；如果是从一个半生不熟的人嘴里问出来的，那它也算一个问题，但是一般我不擅长回答这种问题。我盯着他的脸细看，这是一张大街上常见的带有后现代工业性疲惫的脸，但是那对浓密的眉毛让我的心揪了一下。

“王东？”我问。

“关朗，果然是你。”他猛地仰了一下头，又收住了，两只手在腰扣的位置缠绕着，左手在上。

“来来来，快来喝茶。”我招呼着他。我把王东安置在客人的位子上。捏住瓷杯的底部，放在他面前。

“好多年没见了。”我一边给水壶重新上水，一边扭头看着王东。一看到他，我就想起大学的时光，那时王东是一个特别腼腆害羞的人，碰到谁都会紧张，还脸红。毕业后，我从之前的天生外向到后来患上抑郁症，又做起生意不得不跟人打交道，都是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人生变化。我猜王东会觉得我没怎么变吧。

“是啊，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你。”王东说。

“我们毕业有八年了。”我说。

“那就是八年多，最后一个学期你没回学校。”王东说。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我问。

“我一直都在北京。”王东看着我的眼睛说。

我看着王东后脑勺上翘起来的几缕头发，克制住了想问他过得怎么样的好奇心，这也是生意教会我的，不该你知道的没必要知道。但他可是王东。

“是有什么事吗？”我转向另外一个话题。

“看到你我就放心了，这段时间可把我跑坏了。我硬是找了大半个北京城了。”他说。

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会是找我吧？”我笑笑。

“不是不是。”他有些不好意思。

王东说他自从前年起就老是做噩梦，几个梦中的片段反复出现，常常搞得他十一二点躺下来，一两点就被惊醒，再也睡不着。心理咨询不知道看了多少，现在他自己都能给别人辅导心理了。

“会不会是电子疫苗的副作用？”我说。在此之前，我也接待过几个出现不明症状的客户，反复测试后证实似乎都跟不时更新的V病毒的电子疫苗有关，但说实话，这是很不好处理的。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王东说。他笑起来有些腼腆，跟他现在的年龄有些不相称，但跟我记忆里他的倒是差不多。

“看过脑科吗？”我问。

“我不信那玩意儿。”他说。

我端着水杯，感觉脸上有些微微发烫。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信他们。”他连忙说。

“明白，明白。来，再喝一杯。”我往他的杯子里续了水。

“我看到你店门口的招牌，我这能治吗？”看得出来，他有些心焦。

“应该能，做噩梦不算什么大事，梦是未满足的欲望，也有可能跟某些记忆有关。”我笑着说。我的客户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的笑容其实才是我店铺里最好的治疗手段。

我取下王东的核心芯片，跟他约定三天后再来详细诊断。我会在这几天里对他的芯片进行细致的测试和检查。按照之前的经验，电子疫苗有可能会对“记忆”产生某种未知的干扰，这种干扰跟电磁干扰有点儿类似，但又完全不一样，真正产生干扰的原理和机制其实我们还远未掌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跟“记忆”有关联。

二十一世纪中叶，人类在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实在是乏善可陈，但是意外的是，在对“记忆”的进一步研究这件事上，算是小小地爆发了一下。之所以说是“进一步”，是因为人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时候，曾一度已经非常接近，差一点儿就找到了窍门，其中有几位科学家已经成为我们这一学科的开创性人物。他们的实验表明，人类记忆的可塑性非常强，唯一的障碍在于科学技术的壁垒，当时的科学家还无法完全在大脑信号和电信号之间做到相互转化，以当时的脑机接口技术，残障人士可以用思维，即意念，来简单控制机械手臂，产生类似感觉的东西，将电信号转化为行为输出，来操作机器，读写，倒一杯茶。但是在更复杂层面的行为活动，大脑则无法翻译，这就像在战争中使用的密码表，一张密码表必须配备一张解码表，才能有效传递信息。那时的科学家已经能够隐隐约约看到这张解码表上的若干字母，但是大脑所生成的脉冲信号对机器来说过于复杂，还无法做到准确翻译。

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科学家最终解读了大脑的全貌，通过连接神经元网络刺激右脑额叶，最终实现了对记忆的常见操作，删除、更正、覆盖。在这项技术刚刚开始应用的时候，反对人士说人类打开了上帝设置的潘多拉盒子，而这项技术是人类对西方上帝和东方各路神明的双重亵渎。人文主义者提出的重大危机是在于意识是思想的运行状态，而记忆则是它的备份。物质世界的存在，是通过意识表现出来的，脱离了意识，物质世界没有任何存在意义。假如能够把意识（记忆）完整地拷贝保存，甚至可以完全复制到另外一个干净的大脑中，就是说，可以把原来的“你”完全克隆出另外一个“复制人”出来，你们的思想和意识完全一样，那么谁才是真正的你？据说，当年政府组织省市县各种职业身份的人进行了广泛而持续的意见征集，最终结果是中央政府成立了科学伦理部，制定了详细的科学伦理法。比如对真人脑部记忆的删除、修改、更正等操作的总和不能超过全部记忆的百分之十，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均须建档登记备案，不得私自进行违规操作。但是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几年下来，政策已经有所松动，我的资历和关系还挂在原来的省脑科研究所，但是真正的我已经算是个体户了，北三环的这个小店也开了两年多，因为服务还不错，我这家店虽然看着不怎么样，但在网上的风评相当不错，特别是记忆再造的服务，已经成为我的金字招牌。

王东走后，我继续坐在茶几边喝茶，他的核心芯片就放在他刚刚用过的茶杯旁边，我看着这个芯片，不自觉想起了大学时光。虽然才过短短的八年时间，却有点儿恍如隔世的意思。

说来也是幸运，我参加高考那年，十六年义务教育正好全国普及，不然我是没有资格进入大学的。我在自己可以选择的五所学校里面选了最远的那一所，位于省城的西北角。我家在省城的东南角，那里是由千百年来长江冲积的泥沙形成的平原地带，在家乡，四处都是山丘。看到平原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这里，我喜欢这种感觉，它能带我回到模糊的梦中。在高中那间八人宿舍的上铺，我多次梦见这样的场景，一望无际的绿色，可能是草，也可能是麦子，齐腰深，风吹过的时候有叶片摩挲发出好听的声音。到学校报到的那天下午，我就在这样的绿色里躺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天黑。我觉得我会跟这里的土地发生一些深刻的关联。

在刚入校的社团招新中，我加入了一直喜欢的哲学研究社团。这也是当时最热门的社团，据说有五百多人报名，但是最终录取了一百人，我当然在这一百人里面。过来报名的并不都是真正喜欢哲学研究的人，很多人是为了日后找工作就业。那两年，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意外地吃香，大有赶超脑科学的势头。但是直接读这个专业又风险太大，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属于未来的学科，所以它最好的安置位置是第二学位，或者是像我一样，作为学校官方社团的一员，因为官方证书对找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哲学这门大众学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是必考科目，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基督哲学、近代早期西欧哲学、法兰西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德意志古典哲学，到过渡时期的马克思、尼采，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各种思想体系的主要脉络和大小分支，几乎人人都能张口就来。哲学这门学问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中叶重新焕发生机，跟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是紧密相关的，具体来说就是关于人类意识和灵魂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一切科学技术都应以善为目的，而科技发展至今，早已验证了普罗米修斯的预言，人类提高了自身的主体性位置，势必打破神人的边界，触犯宙斯。所以哲学这门学科最后的落脚点是研究科学伦理。在脑机接口被完全打通的那一年，政府发起了世纪性的大讨论，而结果你也知道，最终成立了科学伦理审查部。那是发生在我上大二的时候，当时我已经从语言系转到了图形系。人无法在贴住镜子的时候看清自己的脸。就是在进入图形系之后，我和在哲学社团认识的王东和张文娟才变得亲密起来。

我转到图形系这事还得拜语言系的几位老教授所赐。在当时，所谓的正统汉语已经成为边缘学科，除了在大学和研究所专门搞研究的这些老先生之外，已经很少有人能通过文字写出一篇文章。更多的时候，我们使用大脑里的传感器，就像世纪之初人类从早到晚在一块电子玻璃上摸来摸去，但是很快，这种新鲜劲儿过去之后，我无比渴望跟真正的声音交流，通过空气振动的声带发出的声音。特别是在进入图形系之后，整天穿梭在各种全息影像的搭建之中。虽然我的身体停留在学校的机房，但那时的我却在一个类似操作界面的系统里面，通过思维的涌动产生电脉冲，调出想要的工具，搭建所谓的场景，最后录制下来。这有些像二十世纪的电影拍摄现场，我所产生的这些影像都是按照个人的需求定制，最后储存在一块芯片上。和电影的唯一区别是，这样的影像若是仅仅存放在芯片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当脑机接口联通之后，将这些个人定制的影像进行恰当的覆盖和剪贴修饰之后，可以存放进人脑之中。我们的大脑将这样的影像称为“记忆”，这在当时是一门全新学科。我在对语言系的几位老教授失去兴趣之后，就投入了这种手艺的学习中。

图形系的这些事虽然是我的兴趣，但使我感到了孤独。每日都是面对海量的工具和多线程的需求信息，进行分类整理，搭建，储存载入。我发现了脑子里的另外一个我，它把我向王东和张文娟拉近。他俩入校的时候都是尖子生，选择的是哲学系。那次我约他俩到学校南操场的看台会合。令我欣慰的是，他俩也跟我有同感，也都渴望听到声带发出的真正的声音，但是在学校，绝大部分人自带的这个传输通道都关闭了。那是属于我们三人的黄金时代。

到这块平原来了两年之后，我才真正着手探索它，亲近它。我们仨骑着从学校的存车棚免费借来的古董自行车穿行在宽阔的马路上，窄小的巷子里，长江边的无人小径上。我们看着路上行人好奇的目光。他们上次看到这种交通工具至少得三十年了。我们都喜欢郊区的那片桃花园，说是桃花园，其实有一半是梨花。不上课的时候，我们仨就带上一块野餐垫子在园子里消耗时间。这样的时光持续了一个学期之后，我才发现其中的怪异之处。我们三人每次都是一起出动，从来没有两人出去过，每次有人不能赴约的时候，另外两人总是会取消行动。这样的变化不是在某一天形成的，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其中的别扭。张文娟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典型南方姑娘的样子，个子不高，脸上有一丝丝胖，看起来很温柔。刚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精致的瓷器摆件。而王东，随着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时间逐渐增多，我越来越觉得王东像是一个黑洞，他身处最热门的哲学专业，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联系，但是他却一点点疏远技术，先是彻底抛弃了脑部感应芯片，只和别人用声带交流，这导致了很多不便，到后来，他竟然取出了小时候因为意外摔伤装上的腿部义体，而换用了真人培植的膝盖。这种膝盖使用起来不方便，而且需要定制，费用昂贵，而他家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同时，我发现我对王东越来越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