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笔记文学的现代传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笔记创作群体，涉及的作家不可谓不多，其中亦有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孙犁、汪曾祺、贾平凹、莫言等，他们都创作出大量笔记文学作品。如若将目光投放到百年新文学浩浩荡荡的河流体系中，则会发现这一大批笔记文学作品犹如无声的细流，在绵延流淌的文学史长河中稍显寂静。自百年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以来，因受西方文学观念及“五四”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大多采用西方文体四分法，即以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来进行文学体裁的划分。因此，较少有学者关注传统文学体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延续和转换，比如这里论及的笔记文体。（当然，有些学者对笔记文体有着敏锐的认识。比如，陈平原在与王德威、许子东的对谈中指出：“无论谈散文还是讲小说，都必须关注笔记；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中国小说以及中国散文的关键。诸位知道，笔记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散文，这是个很特殊的文类；写西方文学史不必考虑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类，值得我们仔细推敲。”见王德威、许子东、陈平原：《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事实上，从古典到现代，笔记文学创作有其源流脉络，并形成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笔记传统在现当代文学中不断地延续和重构，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相异的发展面貌。如果按照部分西方学者的理解，传统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第16页，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笔记创作，亦可大致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就当前学界研究而言，大多数学者侧重于分析当代笔记文学与古代笔记传统之间的关系，论述其如何在当代语境中完成转换，而且主要关注笔记小说。（见李庆西：《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张舟子：《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新笔记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谢尚发：《近年“笔记体小说”创作与传统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但是，对于当代笔记文学与现代笔记传统之关联的分析和研究还显得相对薄弱。有鉴于此，笔者将从具体的笔记文学作品出发，力图阐述当代笔记文学的现代传统。

一、当代文学中的笔记传统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占据当代文坛中心位置的是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作品，而一些渗透着个体意识的笔记文学创作则被宏大的政治抒情和历史叙事所遮蔽。因此，这一阶段的笔记创作流脉稍显微弱，是主流文学之下相对沉寂的潜流。

1949年11月至1951年4月间，卢前在上海《大报》开辟的《柴室小品》专栏上发表文章，叙谈文人交往、历史名胜和书刊典籍等，其间的色调较为明朗。周作人写于1949年冬至1952年春的文章，大多是笔记短文。从文字风格来看，周氏晚年唯一自行编订的《木片集》，“较之早期的平和冲淡和中期的苦涩丰腴，晚期散文似乎更加朴实，平易，随意，更趋通俗化，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明朗宁静的老人心境”。（止庵：《关于〈木片集〉》，周作人：《木片集》，第3页，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在1949年初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对于附逆的周氏而言，笔端文字还能显示出安静的调子，实为罕见。1956年7月23日至11月25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辟《漫步书林》专栏，发表的文章多为读书笔记。1962年，唐弢在北京出版社印行《书话》，而陈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林漫步》，文章大都显得平和。

“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大多延续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笔记文学创作自然也无法获得发表和出版的机会。虽然有少部分文人或学者仍在私下写作笔记，诸如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但这一类笔记文学作品的正式面世，其实已经在“文革”结束之后了。

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文坛上出现了大量的笔记文学作品。无论是笔记小说，还是笔记散文，都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其中以“新笔记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新笔记小说”创作的众多作家，对笔记小说这一概念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汪曾祺认为：“凡是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不妨都称之为笔记体小说。”见汪曾祺：《捡石子儿——〈汪曾祺选集〉代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1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孙犁则认为：“笔记是笔记，小说是小说，不能混为一谈。就是合编在一本书里，也应有所区别。……古时既以街谈巷议为小说，因此类似街谈巷议的笔记，也定为小说，自无不可。但从此笔记和小说含义也就混同起来了。笔记小说的含义，和后来小说的含义，有很大不同。”见孙犁：《谈笔记小说》，《孙犁全集》第8卷，第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显然，孙犁这一判断更加客观准确，而汪曾祺仅是着眼于文体特征而言。）为代表。这股写作风潮，最早在汪曾祺、孙犁、林斤澜等一批老作家中兴起，而后影响逐渐扩大。贾平凹、李庆西、何立伟、阿城等人也曾进行此类创作。

汪曾祺自1981年开始发表《异秉》（《异秉》最初写于1948年，此为汪曾祺旧作重写，发表于《雨花》1981年第1期。需指出的是，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昆明草木》等作品，亦呈现出笔记体特征。）《岁寒三友》《七里茶坊》等笔记小说，而后不久即创作出《故里杂记》《故乡人》《故里三陈》等系列小说，直至1986年亦有《故人往事》《桥边小说三篇》出现。这种笔记小说写作几乎贯穿汪曾祺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甚至延续到90年代。孙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发表《鸡缸》《女相士》《高跷能手》等小说，历时10年陆续写成一组以“芸斋小说”为总题的笔记小说，或呈现“文革”生活，或叙写乡里旧闻。1983—1987年，林斤澜写下《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以故乡温州的人与事为创作题材，在感慨人世命运沉浮之余，展现出深刻的文化思考。贾平凹在1983年创作出《商州初录》，以细腻笔触描绘商州地区特有的风俗人情；写于1989年的《太白山记》，充满着浓郁的东方神秘主义气息；而至《秦岭记》亦是笔记体作品，显示出作者为秦岭立志作传的宏愿。自1985年始，李庆西相继创作出人间笔记系列作品，以荒诞笔法叙写人间怪闻。阿城在《遍地风流》中，以简洁凝练的笔调，描画出一幅幅生动传神的世俗生活场景。陈村、聂鑫森、阿成、田中禾等作家，亦创作出不少笔记小说。尚需提及的是，南京《雨花》杂志在1987年第2期开辟《新“世说”》专栏，并一直持续到1992年第6期。这一类作品大多以“文革”时期的轶闻掌故为创作题材，在形式源流上仿效“世说体”，具有幽默讽刺的风格特征。相关的代表性篇目由《雨花》编辑部结集为《新“世说”选粹》。另外，由毛荣生和吴昌明编选的《今人奇闻录——当代笔记体小说精选》，以及分别由张曰凯编选、钟本康选评的《新笔记小说选》也相继出版。某种程度而言，这些笔记小说作品选集的出版，已经带有筛选和总结的意味，尽管其中收录的有些作品还存有一定争议。

在笔记散文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相当一部分深具传统文人气质的作家、学者及编辑，创作出大量笔记散文，其中以黄裳、姜德明、郑逸梅、邓云乡、张中行等人为代表。汪曾祺和孙犁在笔记小说写作之余，亦有《早茶笔记》《书林秋草》等笔记散文。尤其是汪曾祺追忆西南联大师友的文章，颇为人所称道。1982年以来，黄裳出版《榆下说书》《珠还记幸》，行文散淡自然，达到知性与感性的交融。此后，黄裳还有《榆下杂说》《春夜随笔》等笔记短文出版。姜德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创作大量谈论读书感悟及体验的笔记文字，比如《书叶集》《书边草》《书味集》《流水集》《闲人闲文》等。郑逸梅在《艺林散叶》《文苑花絮》《艺林散叶续编》等笔记短文中，追忆近现代文人往事，细数各种文坛掌故，其间充满文化情趣。张中行写下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读者追捧。此外，邓云乡在《水流云在琐语》中叙述旧时京华风物和文化风习，极富韵致。金克木、金性尧、谢兴尧、谢国桢、扬之水、止庵等人，亦有此类笔记散文，从而形成了庞大的笔记文学创作群体。

21世纪以来，笔记文学创作现象仍然存在。相较1978年至2000年间的创作盛况，此时段呈现出一定的回落趋势，但依旧保持着延续的动能，其中孙方友、谈歌、莫言等人的笔记作品尤其引人关注。止庵、扬之水、黄苗子、谢其章等人仍在继续从事笔记散文创作，笔耕不辍。

在笔记小说方面，孙方友的《水妓》《陈州笔记》《小镇人物》等作品相继推出，从中可以窥见丰富的民间市井百态。谈歌的《绝唱》《人间笔记》《人间笔记2》等作品，集中表现燕赵地域的文化风俗和人文精神。莫言自1985年以来，先后发表《大风》《飞鸟》《神嫖》等小说，已然具有笔记神韵，而至2005年发表《小说九段》，以及近些年相继推出的《一斗阁笔记》系列，还有小说集《晚熟的人》，在叙述日常故事和呈现民间信仰之余，无不闪现着古代笔记的影子。李敬泽在整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中的旧文基础上，出版了《青鸟故事集》《咏而归》等作品，文体颇为复杂，似乎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展现出广泛的博物兴趣，亦体现出古代文人笔记的痕迹。在笔记散文方面，主要还是那些具有文人气质的作家或学者们在创作大量谈论读书和追忆故旧的文字，如止庵的《向隅编》《沽酌集》《雨脚集》、谢其章的《蠹鱼集》《书鱼繁昌录》、来新夏的《书卷多情似故人》等。这些充满文人情趣和人生体验的笔记文字，在当下热爱读书的人群中颇受欢迎。

宏观而言，当代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笔记作品，并形成了70余年的笔记传统。这一流脉或隐或显，在不同阶段有着相异的特点。大致看来，当代笔记文学经历了沉寂、高涨、回落和延续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和曲折性。也就是说，这种笔记文学创作流脉始终在延续。

二、现代笔记传统的当代回响：以“周作人传统”为中心

在社会急剧动荡和面临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笔记文学从古代过渡到现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且混沌的转变过程。对此，有学者指出：“晚清承其余绪，文人多爱读并喜作笔记。四大小说杂志都刊‘笔记’‘杂录’‘异闻’‘剩墨’等。辛亥革命后，跟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复古思潮相适应，笔记更大行其时。除创作大批所谓的‘札记小说’‘轶闻小说’‘掌故小说’外，小说杂志纷纷连载记野史轶闻的长篇笔记，如《中华小说界》的《瓶庵笔记》《棣秋馆谈薮》……”（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15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同样，也可以从《小说月报》发表的作品中窥见相似的时代痕迹。在恽铁樵接任主编前，前任主编王蕴章于1910年在《小说月报》创刊号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碧玉环》，便是叙事简洁的笔记体作品。简言之，笔记文学创作在晚清甚至民国初年，亦呈现出颇为盛行的面貌。

及至现代文学时期，众多新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极力模仿西方文学作品，致力于以“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因此，与传统文学渊源极深的笔记体例在小说创作中逐渐被分离出来，不再受到过多重视，但仍有不少作家在写作笔记散文，只不过为人所熟悉的笔记小说并不太多。究其缘由，还是囿于现代文学的观念，使得众多新文学作家很少再去从事笔记小说写作。即便有笔记小说出现，也大都出自旧式文人之手，且散落于民国时期各种期刊报纸上，无法立体地浮现在现代文学史的视域之中。（尽管后来李孟符、徐一士等人整理出版《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丛书，但丛书标题中“笔记小说”之称谓仍属于广义范畴。实际上，其中收录的不少作品仍旧属于随笔或笔记散文，而不是狭义上的“笔记小说”。比如徐凌霄、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况周颐的《餐樱庑随笔》等。而且，其中有些作品多为史料笔记，略显芜杂，文学意味不足。见《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0。）

换而言之，现代文学中的笔记作品以笔记散文为主。而且，相对集中于作家写下的读书笔记、追忆文坛故旧和描写民俗风物的笔记短文，（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本来同时还存在一个‘掌故笔记’的传统，早期阿英、赵家璧、赵景深、曹聚仁等人开创的注重史料搜集和叙述文坛内幕的学术传统，使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种作品和作家生活共生的活泼局面，也就是除了作品之外，叙述作家现实生活的‘掌故笔记’传统一直存在，……这个学术传统到了1949年后消沉，稍有一点余绪则是偶然的作家回忆性文字以及一些专门从事史料研究者完成的‘书话’类作品，比如唐弢、丁景唐、瞿光熙等人的研究工作……”见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第65—6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显然，这一判断是对的。只不过谢泳在此更倾向于从学术史视野来看待这些掌故笔记。实际上，剔除部分带有浓郁学术色彩的笔记，那些叙述作家现实生活和回忆文坛故旧的文字，仍颇具可读性，而这部分笔记作品，亦在笔者的论述范围之内。）其中占据主体部分的是读书笔记，如鲁迅的《书苑折枝》系列、阿英的《雨窗随笔》《明人笔记小话》、刘半农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均属于这一类。当然，还有众多现代作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但有的学术色彩较为浓厚，缺乏一定的文学性。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还有一些专门给报纸刊物写掌故笔记的文人。其中，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徐凌霄和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较为著名。大体上看，这些掌故笔记虽有不少可读之作，但仍以排比资料、考辨史实居多。这对窥见历史之本来面目颇有助益，但有些笔记未免显得芜杂和重复。因此，综合现代笔记文学作品的体量和格调，以及作家本身的影响而言，最为典型的作家自然是周作人。笔者在此试图论述当代笔记文学的现代传统，以周作人及其笔记文学创作形成的“传统”为考察中心，便趋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