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视域下21世纪诗歌的地域书写与主体重建

21世纪之初，齐格蒙特·鲍曼在其社会学著作《流动的现代性》中，以“流动性”隐喻彼时的生活形态。此后，“流动”被视为“赋予了含义、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移动”。（刘英：《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因此，“流动性”是社会产物，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描述。社会学领域对“流动性”的洞察随即作为一个新的视点，启发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从经济、人口、文化、思想状态方面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以互联网和交通网为物质基础，经历着从“移动性”社会到“流动性”社会的转变。无论是张清华、张立群新诗地理学的建构，还是李怡等学者关于地方性路径的实践，（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张清华的《经验转移·诗歌地理·底层问题——观察当前诗歌的三个角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为何要谈论当代诗歌的民间文化地理——关于〈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所引发的话题》（《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张立群的《论“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中国诗人》2007年第1期）、《当代语境中的“诗歌地理”——从命名、批评到理论的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新诗地理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15）；李怡的《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世界知识、地方知识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等。）均提示着地域之于新诗的重要性。社会学中的“流动性”视角，为理解21世纪新诗地域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作为“流动性”社会的一种表征，诗人的流动一方面是“流动性”社会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让既指向实体空间，又指向文化精神空间的地域概念更具弹性。因此，“流动性”社会的形成、诗人的流动及其意义，可作为理解21世纪以来新诗地域性问题的一种路径。

一、“流动性”视域：新型社会与诗人流动

急速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扩张的交通网络和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及无线通信，共同促成了21世纪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及社会组织关系的改变。“流动性”社会日渐形成并不断影响着个体生存的各个维度。与移动相比，流动具有持续性，这种状态同21世纪以来人口、资本、物品、信息的运动情况相适应，“流动性”日渐成为社会生活、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促成“流动性”社会出现的所有因素中，交通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传统的运输方式尤其是人力和畜力运输效率低下，人和物在两地之间的移动耗时严重，整个社会运动相对缓慢。木心的诗歌《从前慢》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正是传统运输时代慢节奏生活的写照。相较而言，铁路最重要的特点是速度快、运力大。因此，铁路诞生不久便有学者指出了铁路之于个体和社会在地域空间和文化、阶层流动方面的重要意义，“铁路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其他的发明。铁路消除了地域障碍。实现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平等的愿望。穷人和富人都可以乘坐这个交通工具”。（〔美〕利奥·马克斯：《田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第152页，马海良、雷月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1世纪以来，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中国铁路网规模和速度逐渐领跑全球。（中国铁路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不过截至1998年，全国铁路旅客列车平均旅行时速仅为55.2公里。21世纪初至2007年，经三次提速，全国铁路旅客列车平均旅行时速达到了70.18公里。2007年，“和谐号”动车投入运营，最高时速可达250公里，至2017年“复兴号”投入运营，最高时速达400公里。）2000年，诗人曾蒙在《遇见重庆，兼致虹影》一诗中，呈现了火车带来的新奇经验。他写道：“遇见重庆意味着要26个小时的路程，/从现在出发，或者从更远的童年出发，/只需4个小时的火车。”如诗所述，火车缩短了两地的时间距离，对时间的不同体验又导致诗人在个体生命的时间谱系中穿越、加速。北漂诗人林茶居说：“从马和骆驼，船只和汽车，再到飞机和高铁，‘漂’越来越快。”（师力斌、安琪：《北漂诗篇》，第345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这是“流动性”社会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个人化时空经验。此外，四通八达的公路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铁路轨道和飞机航道形成的方向性，让人与物的流动更具活力。（据交通运输部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公路总里程达到528.07万千米，公路密度55.01千米/百平方千米。见交通运输部：《2021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引自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5/content_5692174.htm？eqid=f32cf1d30006c980000000036461eec7。）21世纪以来，中国地理空间的人口、资源流动以交通网络为基础，以不同规模的城市为中心，呈现出由农村至城市、由西至东、由北至南的整体面貌。

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实现了人和物在物质层面的流动，互联网及移动终端实现的是以信息、情感和资本为主的无形流动。如果说前者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时间性和方向性，那后者则是无时刻、无轨道、无方向的流动。21世纪以来，互联网发展的每一个突破都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流动状态。（21世纪初，互联网从搜索引擎发展到门户网站，实现了网络社交化的转变；2008年，中国网民首次超过美国网民；2009年至今，随着3G、4G、5G网络的相继出现，移动终端发展迅猛，PC互联网逐渐让位于移动互联网，网络电商因此成为最具活力的市场因素。）移动互联网让个体超越时空限制，随时随地接收和发送着海量信息。人们在社交、购物、交易、教育、医疗、交通方面的需求均可通过移动终端实现。在网络世界，流动最终失去了方向和中心，“我们收集的是支离破碎的断简残篇。我们逐渐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面智慧的感悟。在这个信息时代有人甚至会认为文学或文化是一种用我们的指尖一点便有了正确事实的事情”。（〔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9页，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碎片化的信息和知识警示着文学危机，也表征着一个以网络、数字为基础，依靠发达的交通和物流系统的空前流动时代。现代性意义的“流动性”社会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业已成形。

21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流动性”社会，构成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对象。（刘英在《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中，总结了当前欧美学界新流动性范式研究的几个层面内容：“一、流动性表征和流动性话语对流动性实践的影响；二、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信息流动、资本流动、文化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三、流动性的政治：流动性的性别、阶级和种族差异。”见《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对新诗的地域性书写而言，交通和互联网媒介使诗人不可避免地参与整个社会在身体、物质、语言、情感、信息方面的流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诗人同固有地域的联系。同时，诗人又以新的方式，与不同地域进行多种互动。“流动性”社会为新诗写作提供着新的话题和内容，为诗人的流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拓展着新诗地域写作的边界。“流动性”社会对诗歌创作最直观的影响在于诗人流动。诗人跨地域、跨身份、跨语言的流动状态为新诗的地域性书写，增添着新的活力和挑战。

（一）跨地域的身体及身份流动。（本文认为诗人身体的“流动”基于诗人以交通工具为媒介拥有来去的自由，而非指诗人始终处于运动的状态。）在“流动性”背景下，诗人在不同地域间流动是一种常态。大多数诗人成年后“就会离开家乡，求学、应试、任职为官等等，寻求生命空间的拓展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第1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流动性”社会尤其增强了诗人在地域之间的流动往来。诗人往往离开本籍文化区（出生成长之地）至客籍文化区（流寓迁徙之地）生活，并在写作中时常观照本籍地理、风俗、传统、日常生活体验。因为，作为诗人的出生成长之地，本籍地理空间凝聚着诗人的童年回忆、少年情愫，是诗人与世界最初的联结。“流动性”社会发达的交通和网络让诗人的身体、情感、视野时刻与整个世界交流碰撞。诗人因此可轻易从空间上同熟悉的故土拉开距离，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互，其视野得以轻松超越故土，在更广阔的世界性谱系中观照故土，思考故乡本土在不同层面与世界的关系。腾冲诗人祝立根在远离故乡许多年之后，猛然发现“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中分崩离析……故乡，成为我们不堪重负和茫然四顾的乌托邦和避风港”。（霍俊明、祝立根：《在沉默中我们不得不发声——祝立根访谈》，《新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流动性”社会让诗人无论是否客居他乡，故土都在持续的流动中与故乡乃至整个世界发生关联并持续互动。这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拓展了新诗的故土性书写。

诗人跨地域的流动首先带来的便是身份变化。由于离开本籍文化区至客籍文化区生活，诗人从本地人变成异乡人。“60后”浙江诗人沈苇1988年起定居新疆，在新疆的30年如诗所言：“远行者已是他乡故人、故乡异客”（《骆驼桥》）。回不去的故乡和日渐扎根的他乡，构成了30年间沈苇诗歌的地理版图。2018年回浙江之后，沈苇自称“他乡的本土主义者”，（张瑾华：《回到江南的沈苇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诗江南〉中找到了答案》，《钱江晚报》2022年3月3日。）因此他始终不彻底属于某地。“仔细一想，我热爱的西域我已不在场，再也无法亲历它鲜活或滞缓的日常，我回来的江南，也不是年少时的江南了。”（沈苇：《西域归来，重新发现江南》，《诗刊》2022年第1期。）

诗人身份的变化对于故土性写作有重要影响。21世纪以来，众多打工诗人的身份更加迅速地在本地人和异乡人间流动。他们是城市里的陌生人，又是背井离乡的游子。他们的身体远离了乡村生活经验，但又源源不断地接收着来自故乡的信息。这也是“打工诗歌”中包括大量“乡土诗”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认为“打工诗歌”部分地接续了乡土诗传统。不过，由于身份漂移不定，同时缺乏直接且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乡村生活的有限记忆和流动中的乡村信息构成了“打工诗歌”中乡土诗创作的源泉。这导致打工诗人创作的乡土诗更多的是一种无根的呻吟和缥缈的抒情。

（二）跨语言的符号流动。语言的流动是“流动性”社会的又一特征，在地域性诗歌写作中，表现为方言、普通话、不同方言间的流动。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对国家机关、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汉语文出版物、广播电台、电视台、公共服务行业等，所用语言文字做出必须遵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引自https：//www.gov.cn/ziliao/flfg/2005-08/31/content_27920.htm。）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的法定地位正式确立。随着普通话和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力推广，加上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打工潮和城市化为主导的人口流动和交往激增，方言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中国，与普通话相对应的有北方方言、赣方言、吴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与书写符号汉字相对应的则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苗文等18种文字。）的处境不容乐观。在普通话和汉字的影响下，方言甚至部分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着消失的风险。这种情况激起了众多诗人保护方言和母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可以失去金钱 强健的体魄/甚至可以暂别家园/唯一不能丧失维系彝人的母语”（阿克鸠射《彝语》）。

“流动性”社会通讯和网络技术为方言的流动提供了基础。具体而言，声音的远程流动使身处异地的人随时可置身方言环境。加上人口的大量流动，在异地与“操着相同方言”的老乡相遇的几率大幅提升。这些唾手可得的“乡音”潜移默化地增强着诗人与故乡的联系。在诗歌写作中，方言的运用（包括方言词汇和语法）可以增强诗歌的地域色彩。对地域性诗歌写作而言，语言的流动是社会现实，也是优质诗歌文本的充分条件。悖论在于普通话和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诗歌只有发表才有可能超越地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这就要求诗人必须以普通话为规范、以汉字为书写符号进行创作。因此，诗人既要掌握普通话的语法和象征系统，又要恰当地运用和发扬方言甚至母语的个性。“我们用汉话划拳/血淌进斗碗里”（冯娜《与彝族人喝酒》），精妙地隐喻着诗歌面临汉语和方言、母语间的流动现实时应当努力的方向：以汉字作为书写符号的同时，注入方言、母语元素及其内在精神，发挥诗人语言运用的悟性和智性，实现语言流动中的创造性转化，让诗歌语言在地域的维度博采众长，成为承载地域精神的鲜活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