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日常书写与地方色彩

“十七年”中短篇合作化小说相对于同时期长篇小说而言，无疑是被淹没和低估的对象。因研究者们的“史诗”情结而使中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研究界被忽视已成普遍现象。然而，在发掘“十七年”“文学遗址”时，有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是值得重新审视的。本文力图抛开学界近于固化的偏见，发掘被当代文学史遗忘、遮蔽的中短篇合作化小说文本，通过聚焦日常生活与地方色彩的书写，对其复杂的思想内蕴、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创作立场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试图让那些被遮蔽的文本“浮出历史地表”。因以往学界对周立波、赵树理、孙犁、刘绍棠（刘绍棠50年代创作的合作化小说在表现主旋律时，还展现出家乡运河滩浓郁的地方风物与人情美、自然美，作家力图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进行某种调和，形成双重文本。见于树军：《论刘绍棠早期小说的双重文本现象——以〈运河的桨声〉〈夏天〉为例》，《当代文坛》2022年第3期。）等作家的中短篇合作化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文中不再赘述。本文着重阐释几部被学界忽视的作品，如《冰化雪消》《两朵红花》《五万苗红薯秧》《甸海春秋》《尾台戏》《古庙夜记》。某种意义上，“小说是时代的证词”（略萨语），小说也是一种“史料”（布罗代尔语）。在非政治化的日常与地方书写中，往往隐藏着某一时代群体真实而特定的思想意识与道德心理等重要信息和表征。对上述小说文本的考察，有助于客观而深入地把握“十七年”特定语境中文学创作的异质性、作家姿态，以及文学与时代的纠葛，从而更为全面地重新审视合作化小说，乃至“十七年”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充满生活实感的“家务事”与“儿女情”

日常生活是文学表现的核心要素之一，日常书写是作家对某一时代和地域普通民众物质与精神境况的关注和表现。受“十七年”文艺政策的规训，“家务事”“儿女情”在当时被视为不健康的“小资情调”，合作化小说中的日常书写因此非常匮乏。作家在触及这一内容时，大都是轻描淡写，抑或迫于压力而大幅删改、过滤提纯。1956年，批评家黄秋耘曾针对当时小说情爱叙事的概念化、模式化弊病，将其讽刺为：“见面就谈发明创造”式的爱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爱我不”式的爱情，“扭扭捏捏，一笑就走”式的爱情，“由于工作需要而屡误佳期”式的爱情，“三过家门而不入”式的爱情，等等。（黄秋耘：《谈谈爱情》，曾彦修等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第7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小说《三里湾》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一批评可谓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李准的《冰化雪消》（1954）、康濯的《春种秋收》（1954）、李文元的《婚事》（1952）、曹玉模的《两朵红花》（1952）等中短篇小说虽然有泛政治化倾向，但是其对“家务事”“儿女情”的书写与《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相比，显然要更为真实细腻，富有生活实感，概念化倾向并不明显。限于篇幅，仅以《冰化雪消》《两朵红花》为例。两部小说的主文本意在表现两条道路斗争，但副文本中的日常书写与情爱叙事，以及对相恋男女主人公的心理刻画、语言描写与情节设置都颇为精彩。

在《冰化雪消》中，情窦初开的秀芝和同村的小松相爱了，她经常帮小松妈做针线活儿，还买布为心上人做了件汗衫。当小松妈有意试探秀芝时，秀芝表示“我也可以学学给他做”，“说完脸上便泛起了红晕”。（②（ 李准：《冰化雪消》，《李双双小传》，第46、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秀芝和小松在村外边说边走，虽然已是半夜，“话老是说不完”，②直到月亮偏西时才到秀芝家门口。

《两朵红花》中的农民新人蕙子和陈长林在投身合作化运动中产生了爱恋之情。一次，蕙子本要摘菜瓜为父亲做饭，由于心里一直牵挂意中人长林而“在菜园里出神了好久”，（④（⑤⑥⑦⑧⑨⑩ 曹玉模：《两朵红花》，中国作家协会编：《青年文学创作选集：一心入社》，第63-64、64、71、72、80、81、81、82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直到开会回来的父亲喊她，才猛然想起忘了做饭，“蕙子心里一愣，觉得自己的心事，好像给她爷看见一样，脸上不由得刷了一层红”。④小说对蕙子的怀春、吃醋、误会化解后欣喜甜蜜的心理挖掘与展现，可谓真切细腻，恰到好处。怀春的蕙子既敏感，又爱遐想，一次在为长林量裁衣服时，在书桌上看到他从民校女教师朱明慧处借的《王贵与李香香》后，顿时心生醋意，“半天未讲一句话”，“呆呆地站着。手里的书落在桌子上，她才觉醒过来”。⑤长林回到家后，修补破了洞的草鞋，蕙子心生怜悯，“他连换脚的鞋子，怕也没有”，但随即又把这种情感压了下去，故作镇静地问：“长林哥！你房里桌子上，放的那个铁罐子养着的土蚕蛹，是干嘛的？”⑥蕙子敏感、机巧而又婉转地敲打长林跟朱明慧借书有无他意的这段描写，把她对长林的爱恋、误解、醋意、怜惜，以及借故转移话题掩饰内心的一连串心理，刻画得真实细腻。一次台风过后，河水暴涨，蕙子为了堵住崩溃的涵口而受伤住院。“一想起长林，她总觉得有些不得劲，可还是老想起他，想起做鞋子的事情，朱明慧的事情，引起了许多烦恼。因此每到这种时候，她总是用牙把嘴唇咬痛，一咬痛，她就不再胡思乱想了。”⑦当蕙子见到长林拎着一篮子秋白梨来看望自己时，害羞的蕙子脸红着怕被长林看见就背过身去，有心想问长林为什么来看自己时，欲言又止。“她忽然感到一只发烫的大手，摸着她的肩膀，又从被单里把她受伤的手拉出来，从上摸到下。火辣辣的伤口处，却像被凉水润了一下。蕙子急忙又把手慢慢缩进被窝。”⑧转身时看到长林正望着她笑，长林说起他妈已经向蕙子父母提了亲。不过，蕙子要让长林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是你妈的意思，不是你自己的意思么？”⑨长林给出肯定的答复后紧紧握住蕙子的手说道：“我要你答应我。”⑩小说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描摹，以及长林妈的暗中撮合等情节设置富有生活实感，这浓浓的烟火气与人情味，也让小说呈现出了与主旋律反差鲜明的别样意味。

诚然，合作化小说中的“儿女情”大都因严苛的文学成规而暴露出非常明显的概念化、政治化、模式化弊病。这种弊病主要表现为作家的忽视与回避，被动地服从服务于时代主题。如《三里湾》中的范灵芝—王玉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刘淑良、《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焦淑红等，从恋爱到结婚，几乎皆是因“志同道合”。而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则是因为“志不同道不合”。譬如本来彼此相爱的梁生宝与徐改霞，因梁生宝志在蛤蟆滩合作化事业，徐改霞嫌弃农村生活想当工人而分道扬镳。范灵芝经过对王玉生、马有翼两人的思想觉悟、家庭环境的一番权衡后，决定放弃思想保守落后的马有翼，而选择思想进步的王玉生。梁生宝、萧长春等农民新人整天忙于合作化运动，“为了革命而忘情”，反而使女主人公对他们产生爱慕之心，原因就在于她们正是被农民新人坚定的政治信念与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所打动。这些被“洁化”的情爱叙事是作家为迎合主旋律，对相恋男女原本真实的情感世界予以过滤和回避的结果。这种概念化处理痕迹，严重削弱了小说的审美意蕴，也加深乃至固化了学界对合作化小说文学价值的负面印象。

与此同时，小说《冰化雪消》《两朵红花》中围绕“儿女情”展开的“家务事”这一日常书写也颇为精彩，富有生活实感。相恋男女双方家长对儿女婚姻大事的用心以及有意撮合，不仅还原了当时农村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细节描写与巧妙的构思也颇有艺术特质。《冰化雪消》中的小松妈机智巧妙地向未来儿媳秀芝殷勤讨好，以及秀芝妈对未来女婿人品、脾气秉性的暗中打探和考察等细节，流露出当时农村真实而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人情味。为了撮合儿女婚事，故意以自己眼花为由，让秀芝帮忙给小松做衣服鞋子，从侧面观察秀芝的反应。当秀芝娘意识到女儿有了意中人后，心中既高兴又有些不安，独生女秀芝从小被她捧在手心里，女儿将来的婚姻成了她最大的心事。她虽然支持婚恋自主，但希望女儿的对象小松是个合适人选，于是多次暗中打探观察，为女儿把关。小说对秀芝妈考验小松的人品、脾气秉性等生活细节以及纠结心理的刻画，真实、生动而又传神，非常贴合当时农村的日常生活伦理与本然状态。当秀芝和小松倾诉衷肠后很晚才回到家时，“（秀芝）她悄悄地想从门缝里看看，她妈睡了没有，不想头往门上轻轻一碰，门忽闪一下开了，原来是虚掩着。她心里一热，就红着脸回头笑着对小松说：‘你看我妈！’”（李准：《冰化雪消》，《李双双小传》，第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秀芝妈半夜为女儿留门的这一细节，将她开明心细的性格以及对女儿婚恋的支持态度传达了出来，构思可谓精妙。

与《冰化雪消》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两朵红花》中的长林妈有意撮合儿子和蕙子婚事的细节描写。陈大妈盼着蕙子和长林尽早订婚，于是就以自己眼花为由，让蕙子替她给长林量裁衣裳。蕙子裁好衣裳就要回去，陈大妈拉住蕙子，死活不肯让她走。蕙子虽想用力解开，却把头抵在陈大妈怀里说道：“大妈，长林哥连双换脚的鞋都没有吗？大妈眼真看不见，针抓不牢，我替他做双鞋吧。”（曹玉模：《两朵红花》，中国作家协会编：《青年文学创作选集：一心入社》，第7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声音很小，她害怕给长林听见。

这处细节描写颇有意味，其实蕙子早就知道陈大妈找她为长林量裁衣服是有意撮合他俩。当她看到长林脚上的草鞋坏了时，明明心里想给他做一双，却以陈大妈眼花看不准针线为由，主动提出给长林做双鞋子。蕙子这样说既显善解人意，又不至于显得太过殷勤而难为情。这些富有生活气息与人情味的日常生活描写，增添了小说的真实性与丰富性，如此充满生活实感的日常书写，在合作化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冰化雪消》《两朵红花》等中短篇小说还尚未受到大规模文艺政策的规训，作者能相对从容地兼顾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无疑，上述小说中的“家务事”“儿女情”等日常书写真实细腻，文学意味也更浓。对其重新发掘审视，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学界对合作化小说的认知。

二、鲜活浓郁、别具风格的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描写一直都是乡土小说创作的审美要素之一，因其具有独特而丰富的意蕴而为乡土作家所看重，成为其创作风格的重要标识。地方色彩的渲染在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创作中就已出现并延续至今。鲁迅曾多次强调其重要性：“艺术上是要（有）地方色彩的。”（鲁迅：《致何白涛（1933年12月19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518—5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山水，风俗，动植，知道的人并不多，如取作题材，多表现些地方色采（彩），一定更有意思。”（鲁迅：《致罗清桢（1933年10月26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4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地方色彩既能增强作品的“美和力”，还能呈现某地独特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性格心理与自然风貌，使作品“庶不至于千篇一律”。（鲁迅：《致何白涛（1934年1月8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地方色彩书写可凸显小说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审美性，其生命力也因此更为长久。

事实上，合作化小说中的地方色彩描写虽被革命历史与工农业生产建设等重大题材所挤压，但在一些作家笔下仍有所展现。比如孙犁笔下白洋淀的人情风物，周立波笔下湖南农村的乡风民俗。一些学界关注甚少的合作化小说中的风土人情书写也颇有韵味。马烽、刘澍德、张峻等作家的小说颇具代表性。

“山药蛋”派作家马烽擅长制造误会、冲突的戏剧性场面，情节设置富有张力。其小说既有主旋律意味，又有可读性和趣味性。《五万苗红薯秧》（1962）通过记者“我”在采访过程中对生产队长韩根生从误解到误会消除的情节设置，彰显了韩根生秉公办事、正直无私的品质。韩根生刚从县里开会回来，得知社员孔汉三私自将五万苗红薯秧卖给邻村一事非常生气，并要处分孔汉三。而知晓真相的乡邮员茂生这时却因为结巴越急越说不出话。老会计给茂生倒了杯水，劝他唱出来。茂生喝了两口水后果真扯着嗓子开唱了，大意是说前几天那场霜冻，邻村受害最大，把二百多亩早种的玉菱冻死了，想改种其他作物又嫌产量不高，因此才决定种红薯。他接着唱道：“因此上四处派人来购买，不卖薯秧理不该。孔汉三精神对的太……”（马烽：《五万苗红薯秧》，《我的第一个上级》，第2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茂生用这段山西梆子化解了误会，当韩根生从孔汉三口中得知低价卖给邻村的竟是烂了根的秧苗后，当即决定买回好秧换给邻村。这段带有地方色彩的对话描写将“山药蛋派”诙谐幽默的风格充分展现出来。

即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60年代，也不乏一些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刘澍德的《甸海春秋》（1961）中的新任队长田老乐实事求是，倾听群众心声，不浮夸冒进，一改前任队长脱离群众、简单粗暴的不良工作作风。经过他和社员们集思广益改进生产技术后，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他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可贵的是，小说还借田老乐等人之口批评了当时有违客观规律、脱离百姓诉求、损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短篇《目标——正前方》（1961）也表达了对“大跃进”、公社化时期的急躁冒进、“五风”盛行的错误倾向的质疑和反思。（刘澍德熟知农民的真实想法，对浮夸风、冒进倾向所导致的问题非常忧虑。1959年3月，他对同事晓雪说道：“农民是务实的，他们最讨厌那种光耍嘴皮、放大炮而不问实际效果的人。而‘大跃进’中，好像这种人多了，还特别吃得开！有的干部还动辄训人，打骂群众……这些当然只是支流……但……是不是文艺就完全不能反映、作家只能闭上眼睛呢？！”刘澍德在1961年创作的几篇小说中，对上述问题予以深刻的质疑和批评。见晓雪：《我所知道的刘澍德同志》，《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