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集体化的“意识流”与“新启蒙”的可能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之一，“意识流”文学在中国并不新鲜，曾在中国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赵树理的早期创作、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等，都曾使用“意识流”手法。之后，经过数十年的潜隐，“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帷幕再次拉开。这个帷幕的开启者，就是1979年的王蒙，（1979年2月，茹志鹃在《人民文学》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被视为新中国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影响巨大的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之旅也随之开启。

王蒙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接连发表了几篇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小说，如《春之声》《布礼》《蝴蝶》等。这些小说均使用“意识流”手法，并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对王蒙来说，“意识流”并非新创的写法，他自言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尝试使用“意识流”手法。（王蒙：《读评论文章偶记》，《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可见，“意识流”的影响一直存在，只是被另一种不同的语境忽视。

一、被集体化的“意识流”

1949年之后，在社会主义文学导引下，“意识流”不再被关注。直至1979年，茹志鹃发表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意识流”才重回大众视野。但是，这篇小说“意识流”痕迹过于明显，转换较为生硬，每逢转换则是历史与现实对比，不过是简化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空间和句式的转换，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意识流”。随后，王蒙发表了6篇中短篇小说，对西方“意识流”手法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与实践。

追溯“意识流”的本源，可以发现其内在精神分析学与哲学内涵给了作家们极大的启发。现代人文意识与现代经济发展下的个体意识的膨胀，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西方的非理性哲学，为“意识流”文学手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亨利·柏格森试图通过直觉来认识真实世界，指出世界的本源即生命冲动与意识的绵延，（〔法〕享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第8页，王珍丽、余习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且把它当作世界运作的唯一驱动力。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为“意识流”文学创作提供了科学化的分析依托，其性本能论为性解放、性自由高密度地融入个性解放及重建现代主体性，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不仅西方著名的“意识流”作品大部分与泛滥的性本能有关，中国作品亦是如此。郭沫若、郁达夫、丁玲的自叙传小说或私小说，充斥着性肯定或性压抑，其写法已类似内心独白或日记体。真正的“意识流”作品，如施蛰存的《梅雨之夕》《鸠摩罗什》等，无不充斥了性本能在人的表层及深层意识中的随意扩张。可见，弗洛伊德对人类意识的分层和性本能论一起，促使了意识流手法大兴于世，这也是西方“意识流”的本源。西方“意识流”文学跳出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模式，内驱于对个体内心的表现，重现人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内心世界。他们不再执着追求外在的、表面的真实，认为只有诉诸人的内心世界，才能获得内在的真实。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的高度物质化，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被质疑有直接关系。

但在中国，“意识流”发生了某种转变。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个人化、非理性的内容在特定层面上被遮蔽。这些现代主义之作以变形的方式或貌合神离、遮遮掩掩的方式出现在中国。例如，王蒙的“意识流”写作绝不是西方意义的“意识流”，性本能驱动被从王蒙的“意识流”中剔除了。这显然与当时的语境有直接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王蒙是最早也是最“伪”的现代派。“伪”并非贬义，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下，“意识流”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回归的首发，仍要以“伪”的形式出现。因为，它需要“纯洁”且“正确”地把多数个体情感导引于主流话语规约之下。

作为王蒙的“意识流”代表作之一，《布礼》以时间划分小节，且时间随意而定，跳跃不居。“蒙太奇”被王蒙运用得相当出色，这一手法虽然与心理分析关系不大，但成功地将历史重新拼贴。1953年，王蒙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此小说于1979年正式出版，其中有不少修改，但不影响本文的分析。）这部小说的叙事就已带有“意识流”的特征。尽管个体的感觉被置换成革命青年群体的感觉，但因感觉无所不在，整个叙事就随着感觉跳跃、拉伸、压缩。1979年的《布礼》重在描述混乱与反思，并有意识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例如，《布礼》第五章中的一段：“她的话语，她的声音，她的爱抚，产生着一种奇妙的力量，钟亦成好像安稳多了。世界还是原来那个光明和美好的世界，金波河桥还是那座坚固而又古老的桥，人还是那些纯洁而真挚的人，被恶毒和污秽的语言，被专横和粗暴的态度，被泰山压顶一样的气势压扁了、冻硬了的心灵，在她的从容，她的信赖，她的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的爱里开始复苏，开始融解。‘布礼，布礼，布礼！’这欢呼，这合唱，这霞光和彩虹又成为对他的被绞杀着的灵魂的呼唤，成为对他的正在飘游下坠的心的支持。这世界上不会有痛苦，因为有凌雪。这世界上不会有背叛、冤屈、污辱，因为有凌雪。他把头埋在凌雪的胸前，忘记了一切，沉浸在这被威胁、被屈辱然而仍然是无玷的、饱满的爱情里。”（王蒙：《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布礼》中的这段“意识流”的使用方式表征着典型的中国化改造，正常的性冲动场景被置换为颇具意义规约性质的道德话语。“他把头埋在凌雪的胸前”，随之而来的却是“饱满的爱情”，叙事链条的中断达到陌生化效果。换言之，这些欲望大部分被尚可言说的、精神性的“爱情”替代了。无论从叙事还是意义层面看，这些又都是在现实主义层面完成的运作。之所以定义为现实主义，是因为“意识流”作为西方的现代主义手法，指向的是人类的生存困惑，行动主体本身是趋向迷失的，但《布礼》的行动主体是清醒且明白自身的存在价值。他们甚至明白荒谬的是时代而不是他们，他们以真理式的绝望控诉时代，以个体自由来消除时代的悖谬，这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任务。这样的“意识流”只有不断向集体话语汇流，作家才可获得更多认同。

以王蒙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意识流”创作把小我置换成了大我，个体的存在成为历史的反思。作为一个必然的“进化”，随着现代小说的发展与反思文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意识流”手法受到冷落。后来出现的“东方意识流文学”“意识流文学的东方化”等说法，（见石天河：《〈蝴蝶〉与“东方意识流”》，《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1期；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第19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李春林：《东方意识流文学》，第145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实则是另一种反思的反思。这种总结的出现意味着“意识流”中国化的成功，也意味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话语实践对“意识流”改造的完成。“意识流”成为一种合法的创作技巧，其背后现代主义意味被暂时隐藏，在适当的时间，它亦有重现的可能。

二、20世纪80年代启蒙之下技巧化的“意识流”

与西方对本体和主体的内在化高度重视不同，中国文坛的“意识流”是作为一种写作技巧被引入的。在此过程中，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历史、心理学及文学背景被有意改造。正因此种处理方式，“意识流”手法短时间内成为热门写作方法。前期出现了李陀、陈洁、刘索拉等一批热衷于使用“意识流”的作家。在逐步被泛化为一种普遍的写作技巧后，又被莫言、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频繁使用。“意识流”被看作一个中性的技术工具，与现实社会的意义进行剥离。“意识流”成为一种随物赋形且可巧妙规避风险与限制的叙事手段。实际上，作家们早已发现“意识流”肩负着远高于技巧、工具的社会思想内涵。在其内面至少潜藏着这样几重结构性对立：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新/旧、内容/形式、保守/落后等。由此，讨论“意识流”，不仅是在技巧层面，更要进入现代化知识生产领域，（见汪跃华：《别无选择的寻找：八十年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话语叙事分析》，第4页，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即以“意识流”进入现代性话语场域，获得言说的合法性，甚至成为现代性的表征。

20世纪80年代“启蒙”语境下塑造的关于“人”“中国”“现代”“文化”的想象，成为此后几十年间的思想主流，甚至成为人们理解当代中国的认识装置，（④（ 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版），封底、第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不断塑造人们对于现代性的美好想象。20世纪80年代文学要求重返五四现代精神，（从张旭东的《重返八十年代》到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重返”一词指向对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未完成”的美好怀恋，也就是重拾一种敢于批判自身的勇气与精神气质。）现代主义将两次启蒙紧密联系起来。20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现代”存在，现代性成为一种先在的意识形态。在地缘政治格局所塑造的文化心理认同下，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文学投射出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焦虑。此时的“启蒙”潜藏着“告别革命”的诉求，成为一种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充斥着对西方现代化的热望。在当时，文学始终有着文学实践本身与召唤现代化的双重面向。值得思考的是，在当时社会语境下，“意识流”何以成为承担现代化叙事的主要表现方法？“意识流”如何促进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探究为何“意识流”进入中国后，迅速在文坛流行，尤为关键的是其历史与心理因素的积淀。“意识流”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显现，如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就充满强烈的自我剖析色彩，到后来的鲁迅、茅盾等作家都曾使用过“意识流”技巧。同时，“意识流”理论背后的心理学原理与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十分契合。回溯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流”在文学中的流变，除技巧说之外，“意识流”更是人的主观精神的载体，肩负着人的自我剖析、自我意识的确证与想象的使命。正是因为“意识流”高度内转，呼应了疏解时代积郁的诉求，故而成为一种被时代所召唤的表现手法。换言之，是时代的特殊语境决定了“意识流”的广泛流行。

从历史角度来看，“意识流”被如此曲折地对待，其背后就是20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的卷土重来，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发起并波及全社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贺桂梅这样描述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意识：20世纪80年代告别了“前现代”与“革命”的现代化时期，似乎接续了“五四”的启蒙精神，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体认方式，就是基于对历史的反省而建构的现代化意识。④汪晖将此时的启蒙称为“新启蒙主义”。（由于本文重点在于21世纪的“新启蒙”，为避免混淆，所以紧慎使用对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一词。汪晖的观点如下：“新启蒙主义”思想运动逐步地转变为一种知识分子要求激进的社会改革的运动，也越来越具有民间的、反正统的和西方化的倾向。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总体上看，此时的社会思潮以对现代化范式的理解，作为其内在同一性而层层推进。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文学成为一种时代转折，在此之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导引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具有普遍的剖析人物内心主观情感，呈现人的复杂诉求，还有一个关键的社会因素，即20世纪80年代启蒙时期，全社会更深刻地反思历史要求。当时的文学已不满足于展露历史的伤痕，而是试图对造成伤痕的历史动因进行挖掘。“意识流”小说着重以透视的方式，观照人的灵魂，通过对人物内心的直接进入，呈现人的意识活动本身。叙事视角被限制在叙述人本身，“唯主观”的意识避免了“上帝视角”对人物心灵的遮蔽，格外适合心理描写，刚好回应了“反思文学”的“内转”诉求。作家们甚至把视野拓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追索历史本质的同时，更致力于从更深刻的心理上深挖原因。如王蒙所言，在特殊历史时期，每个人承受的心灵痛苦甚至超越了肉体，有表现它的需求，（见王先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读后》，《文艺报》1983年第6期。）这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由此，“意识流”所擅长的心理、意识、精神的分析便被“反思文学”征用，成为最得心应手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因为，“意识流”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关注，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在现代主义之下难得的现实关怀。

由于“意识流”小说对人的主体精神高度关注，且注重将历史、民族、社会、心理几方面要素进行统合，故而“意识流”小说与五四文学的国民劣根性讨论联系起来。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李泽厚以“启蒙—救亡”的范式呈现五四文学的复杂性，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是批判旧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的合流，（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是以“西学”反“中学”的现代性启蒙。启蒙文学不仅从学术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对传统势力进行抨击，更注重对民族弱而愚的心理进行挖掘，对人在长久文化积弊中被部分阉割掉的独立与自由精神进行反思。此时的心理分析需要借助“意识流”这一技巧才得心应手，五四时期自我反省的理性精神找到了技术依托。当时的众多作品都是这一思路化约下的产物，包括茅盾、老舍、郁达夫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意识流”的色彩。他们尝试以意识流这一“内转”的叙事技巧，意指民族性格中的落后、保守。五四文学本身就带有浓烈的现代意味，由此，五四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被现代性这条红线串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