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陈奂生”

自改革开放伊始，作家高晓声在12年间先后创作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及《陈奂生出国》这7篇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并于1991年结集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出版。陈奂生这个形象因经历了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及改革开放等中国当代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而成为一个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更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IP。（互联网界的IP可以理解为所有成名文创（文学、影视）作品的统称。）在高晓声的不同小说文本中，陈奂生遭遇的、面临的、经历的正是中国农民在不同阶段面临的难题，因此，这个人物的形象、性格、行为和命运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总结，是剖析中国几十年来农业问题、透视农民精神的生动载体。

陈奂生是一个有生长性的虚构人物，他既是虚的，也是实的，可停留于文本剖析深论，也可以走出文本，成为社会文化问题的脉引。常州市滑稽剧团创排的《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再次运用了这个人物IP，将艺术视角聚焦于农民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围绕“吃饭问题”对农民的命运起伏进行了形象深刻的表达。当陈奂生走出高晓声的小说文本，走上戏剧舞台，他将对未来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和警示作用，揭示全新的、重要的、符合现实发展的新问题，彰显当下文艺创作的时代责任感和对社会、人生的清醒认知。

一、“陈奂生”的经典性及前景化表达

在高晓声的笔下，陈奂生从一个存不住丁点粮食的“漏斗户”，到可以出国感受美国“现代文明”的时髦人，其变化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制度的巨大变革及其引发的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同时，“陈奂生们”的内在性格特点和精神贫弱疾病也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艰巨。高晓声将中国进入新时期的历史进程成功地熔铸进了“陈奂生们”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观念变化之中，因此，陈奂生这个与时代同生共长的虚构人物形象具有极其鲜明的典型性，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和呼应时代、联结现实的作用。

在《且说陈奂生》中，高晓声这样为“陈奂生们”定性：“他们活着，始终抱定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相信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林彪、‘四人帮’打着党的旗号欺侮了他们十年，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党的信念”。（高晓声：《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高晓声这段话强调了以下几点：首先，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具有勤劳、朴实、善良的美德，劳动对于他们来说是擅长的生存能力，更是小农无产者当时唯一拥有的生存机会；其次，长期的极左路线对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包括内在心理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想压力导致“陈奂生们”的部分决断和行为带有反现代性特征；最后，“陈奂生们”的生存信念感是非常强烈的，他们信任党和国家的政策，坚信政治正确和生存正义，相信饥饿、困难、贫穷都是暂时的，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尽管有小农意识的自私狭隘、愚昧奴性、自卑自贱和阿Q精神，但仍然在情感上期待平等、幸福和尊严。可以这样说，陈奂生形象的经典性是立体多面的，作家在不同的作品中分别展现了他某一个侧面的代表性，最终通过《陈奂生上城出国记》这个集合完整地展现了陈奂生的人物特性和命运走向。“高晓声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兼备了精英与农民的双重身份。他的知识、视野、思想，使他在理性层面上具有了知识分子的素质；他的感情、思维、人生体验，却使他更富有农民的品格。”（段崇轩：《在精英、农民与智者之间——高晓声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他既能够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冲突点上理解农民的生存价值观以及作为“时代落水者”的无奈，共情农民命运的悲情感受，又能够从人物行为和性格透视农民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发展现代性思想的艰难，合理恰当地在文艺作品中处理小农利益与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并借鉴黑色幽默、荒诞主义、意识流等艺术手法，将乡村发展的艰难和脆弱性用轻喜剧的方式表达出来。高晓声很巧妙地描写了陈奂生“善于计算”的细节，而且是心算、精算、速算：“大家明明知道，双季稻的出米率比粳稻低5%到10%，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替农民算算这笔账。他陈奂生亏粮10年，至今细算算也只亏了1359斤。如果加上由于挨饿节省的粮食也算这个数字，一共亏2718斤。以三七折计算，折成成品粮1902斤6两。可是10年中称回双季稻6000斤，按出米率低7.5%计算，就少吃了450斤大米，占了总亏粮数的23%。难道连这一点都还不能改变吗？”（③（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第10、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农民却有强大精准的计算能力，令人深感荒诞，但农民总在算小账，不是因为有意识地锻炼头脑，而是因为贫穷。陈奂生强大的计算能力能够算出自己吃亏受欺负的现实，但他却因不想做“出头椽子”而接受了不公平。他的计算仅仅停留在计算本身，却不想通过计算争得自己应得的权益，这种性格内在的蒙昧奴性和从众心理实际上比没有计算能力更为严重。“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也就不算是欺他。就算是真正的不公平，也会有比他强得多的人出来鸣冤。”

③陈奂生身上有许多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因素，他的脊背只在干活的时候挺直，在吃亏的时候蜷缩起来，这又与上文提及的生存信念形成了严重的悖论，是自卑自贱最突出的表现。那么，彼时“陈奂生们”究竟寻求什么？极为矛盾的心理和严峻紧迫的现实生存问题使他们莫衷一是，说到底是恐惧和困惑，并且精神和心理上没有独立起来，对社会、人生缺少清醒的认知。他们不是怕穷怕苦，而是怕比当下更穷更苦，同时又对更高级的文明和更富裕的生活有期待和仰望。学者王彬彬曾在《高晓声评传》中这样评价：“对农民心理的揭示，是高晓声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要准确地揭示农民心理，必须能体察、把握到农民心理中那些最本质的东西，那些最能体现农民精神特征的东西。”（王彬彬：《高晓声评传》，第174—175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陈奂生经常说“还是再看看吧”——他看的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下面推行政策的方式和态度，是其他乡党的反应，是政策推行了之后自己能获得什么改观，最后看农村人和城市究竟还有多大差距。也就是说，农民即便解决了温饱问题，仍然是被动依赖着生活。高晓声以现实主义作家的远见，深刻洞悉了农民群体的内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广角性的发展弊病。

中国农民人口基数庞大，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高晓声在《为“十有八九”服务》中谈道：“现在不管哪一个，都在农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即使你是超人，也摆脱不了他们的影响。你要前进，只有同他们一起前进；你要同他们一起前进，你就必须了解他们，发现他们前进的因素，你才有信心。历史已注定作家们要和农民携起手来……”（高晓声：《为“十有八九”服务》，《创作谈》，第10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中国是一个绝对农业大国，乡土文化传统的深浸、乡村权力的争夺拉扯以及农业政策和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实施，都显现了中国乡村问题的严峻、紧迫和持久性、深入性，而这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彻底变革解决。因此，能够从内向外地书写中国农民的心理逻辑和情感结构，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巧妙的方式。比起书写建设什么样的乡村，高晓声更看重的是如何以整体性结构发展国民的现代性。剖开隐匿在历史外壳之内农民痛苦的灵魂心像，挖掘沉淀在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的那种无意识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才能以人道主义和批判思维共洽民族文化的发展向度，重新评估农村农民的价值观和民情。

高晓声通过陈奂生陈述改革的艰难和农民命运的悲情感受，这就使社会和时代欣欣向荣的风貌内部呈现某种脆弱性。乡村将往何处去？而今跳出陈奂生的小说文本再看，高晓声这句“还是再看看吧”非常巧妙地为陈奂生这个人物形象留出了生长空间，因为时代发展就是在“再看看”中推进向前的，也的确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看到了虚构成为现实的成长空间。不仅是陈奂生“再看看”，我们也不断地“看”未来可能发生的转变和发展，如此一来，陈奂生成为一个有历史发展性的新人物，人物形象也有了前景化表达的可能。

所谓“前景化”，是指不再以小说文本作为自给自足的审美整体，而是从解读环境和审美价值需要的角度完成阐释和解读。前景化解读相对于背景解读有“偏离”和“平行”两大策略，具体包括时空偏离、叙事视角偏离和体裁偏离，以及重复运用某类意象和修辞的平行移植。叙事的前景化表达是在保持关联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价值，并提供陌生化理解方法，对表达基础进行扩容，增强艺术表现力。而回到“陈奂生系列”，高晓声为城乡文明冲突预留了前景化表达的空间。高晓声写到了城市对农民的强大吸引力——当陈奂生及其代表的中国农民无须再为温饱问题忧心，他们开始真切地向往现代城市文明和时髦的生活方式。这在小说文本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但陈奂生出国之后与新潮的、现代的物质生活格格不入，这一点凸显了讽刺美学的反思意义。城市的新潮进步与农村的封闭落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现代与传统的内在矛盾冲突也跃然纸上。不仅如此，在城乡具体的矛盾冲突中又强调了城市的主体地位，乡村的被动地位被进一步强化，乡村的经济、文化、审美等方面还是依附于城市而存在，这说明，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政策得到成功推行的前提下，乡村和农民依然无法解决主体精神空虚和面对巨大变革无所适从的心理，这对于社会转型有重大的警示意义。也由此，“陈奂生系列”形成了一种质朴、幽默、苦涩的主旋律。

城乡文明冲突和发展曲线值得进一步关注，这对于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作者就是要用陈奂生这个在时代风潮中迷茫和困惑的人物来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关切当下中国农村、中国社会最难回答却必须回答的问题。当陈奂生的形象IP形成，改编即是将陈奂生拉出了文本环境，进入社会环境，强调他的社会身份指代价值，因此小说文本的改编再造就呼应了社会大环境的本体需求，以文学性和艺术性为出发点，以社会性和时代性为路径，以人性和国民性为目标。作为从特定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传统农民，他身上勤劳、善良、憨实、厚道、质朴等传统美德得以存留，而陈奂生在小说中所渴望和欠缺的，都在未来的现实社会发展中寻得对应的解决良药。由此可见，40年前的小说人物形象依旧可以与现实重大问题对话：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从外到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受众对曾经文本中的“陈奂生”的现实与未来有所期待——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如今已过古稀、近耄耋，他的生活又将是何种形态？他对生活是否又有新的认知？他的家庭又会遭遇怎样的问题？中国农民在新时代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因此，把对原小说的继承和创新建立在新的生活积累和新的生活认知之上，直面当下农村的新现实，才是文艺形象走出文本、走向现实、走进社会底层发展逻辑的最真切的前景化表达。

二、《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戏境新探与形象再造

2018年，江苏省常州市滑稽剧团以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为基础，创作了大型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该剧通过1970年、1979年、1988年、2006年和2018年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点，以吃饭为主线，通过不断地跳转和闪回，连缀起饥荒岁月、包产入户、取消农业税、土地使用权流转等当代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坎坷经历。“吃饭”即温饱，温饱即生存，是民生大计，泛指生命赖以存续、精神赖以提升的物质基础问题。陈奂生在剧中反复念叨“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饭，不是吃饭问题……”此剧的整体叙事都与吃饭有关，都与土地密切相关，聚焦了人的处境、人的命运、人的心灵、人的价值的演进与嬗变。编剧王宏如此谈道：“土地的流转，城市化拓展，新农村的建设该是怎样一幅蓝图，我们无法通过一出戏来预测，但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今天的乡土，今天的农民，关注他们在重新面对土地与吃饭问题时所产生的新的忧患、欢欣、尴尬与期冀，并且把这个问题抛给观众，引发大家的深刻思考，这是文艺作品观照现实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探索和实践。”（苏雁：《走上舞台的“陈奂生”演绎怎样的笑泪故事》，《光明日报》2019年6月20日。）陈奂生的困惑和悲情指示了国人的集体反思，展现了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下农民因身份变化而引发的生活轨迹与心路的变化历程。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两代人在固守土地与舍弃土地之间展开戏剧冲突。观众不禁要问：如此严肃、重要和宏观的社会民生问题，为何创作者会选择用“滑稽戏”这种文艺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