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寻根进行到底

王安忆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入文坛，一直保持着充沛的创作活力，她的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并且她不断地尝试对自我的突破。她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复杂多变的，从早期带着清新稚嫩的理想主义色彩，到20世纪80年代由旅美经验碰撞促成的文化寻根，20世纪90年代在叙事语言、形式、题材上做出的多层面探索，21世纪初对普通民众关怀的执着追求，再到近年摆脱某种思想倾向的束缚继续写作实验。尽管风格持续多变，但她以细腻的情感观照个体生命的生存境况，建构人物心灵世界的创作旨趣，始终没有变。

对创作的自觉突破和对情感书写的偏爱，是考察王安忆写作的重要维度。她近年的两部新作《一把刀，千个字》和《五湖四海》在叙事技巧上又有了新的探索，即在碎片化、日常化的叙事中反映出了她的微观史学与现实态度的转变，在情感表达上，小说以更明朗的态度回到过去的个人经验中寻找情感皈依，与曾经的寻根思潮构成一种跨世纪的接续关系，这是王安忆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始阶段的内在化转向的标志。

一、时空碎片里的大历史形态

王安忆近作叙事上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的处理方式上。她积极拥抱历史与现实，把大历史背景揉碎，令其散落于人物略显繁杂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她虽不专注于历史叙事，但历史却势不可挡地推动着生命个体前行，转化为生命内在的心灵体验。正如巴赫金指出，“小说以审美的方式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与空间，进而把握展现在时空中的人。文学中的艺术时空决定着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时空化了的”。（〔俄〕米哈伊尔·巴赫金：《小说理论》，第274—275页，白春任、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时空化的人对世界的感知经验转化为心灵感受，彰显着人物内在的生命需求。很多小说都关注自我，正如昆德拉说过，“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30页，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王安忆近来就把视点落在人物的心灵世界中，去探寻时代中的生命气息。

《一把刀，千个字》以清代文人、美食家袁枚的名句“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为题词，围绕着淮扬菜厨师陈诚的生活展开了一段跨时空的寻根之旅。王安忆此前反复地书写“文革”，以摆脱对它的焦虑。这一次，她不再把“文革”作为视觉中心，而只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来处理，与其他历史事件并无太大区别。陈诚在“文革”中失去了母亲，从此他们一家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亲人天各一方。由此带来的伤痛，成了生活中讳莫如深的禁忌，他们用逃避式的忍耐，压抑着情绪，偶尔失控时才会引发争执，应照了开篇的象征性题词：月映、霜高之时，才能宣泄说不尽的伤感与克制。作为能动的行为主体，人物有意识地参与到大历史中去，并企图在历史场域中找到一个相对舒适的生存位置。陈诚在计划经济时代使计买蹄髈，改革开放后趁着移民潮出国取得了合法身份。张建设是《五湖四海》里的弄潮儿，看准了现代化浪潮的时机发家致富，都是因时而为、因势利导。历史与现实的杂糅交替，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的相互影响构成了普通人生活的复杂流向，其表现更加内在化了。

小说要表达什么样的精神，叙述就会呈现什么样的形态。王安忆以时空转换打散了叙述的连贯性，叙述视角随着主要人物的内在思绪流动、跳越着。《一把刀，千个字》的故事从美国法拉盛的一家华人酒家开始，由主厨陈诚的妻子、亦是他儿时的玩伴的视角忽然转到了上海虹口的弄堂里，讲述童年，紧接着再把视线转移到旧金山，切入他初到美国的情景。瞬间跨越时空的视角转换，让人物的身世、经历和当下生活，在太平洋两岸之间来回穿梭。身在美国的陈诚，思绪总是不时地由眼前景物返回年少时期的生活场域，在上海、扬州、高邮、哈市、新疆，几个城市间任意跳转。碎片化叙事一点点地把陈诚的旅美生活和成长经历拼凑在一起，并放置在波澜起伏的历史潮流中，使个体命运与历史演进相融合，构成了小说的上半部。下半部则讲述母亲的故事，揭秘了陈诚一家不愿触碰的伤痛。正是母亲在特殊历史时期里的英雄行为导致了他幼年四处漂泊、寄人篱下的生活境遇，也因此形成了早熟、内敛的性格。与母亲主动参与历史改写的理想相比，其他家庭成员则是被历史拖着走，甚至企图逃避历史，以期把历史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陈诚虽然从东北躲到江南，再躲到美国，但他潜意识里寻找存在之根的渴望，令他时常触景生情，把思绪切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故土。人物的内在情感需求给了小说叙事在时空中大开大合的合法性。

《五湖四海》同样是在人间烟火中勾勒出重大历史背景。小说的叙事时间与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轨迹相吻合，张建设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格局中，看准时机发家致富的。乘着时代的东风，他从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成为第一批富起来的乡镇企业家，其公司的运输业务由苏南地区的内河，拓展到上海崇明岛。中国沿河（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张建设的航运事业也一帆风顺，而他的家庭生活在这种高速运转的现代经济模式中，产生了难以掌控的变化。王安忆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以明快的叙述节奏，追赶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但还来不及细品两岸的风光，故事就被推到了崇明岛的作业场，以张建设的死亡而结束。时代的迅速发展是推动《五湖四海》叙事时空变幻的主动力，明快的叙述节奏以历史的片段化形态，勾勒出张建设一家的生活剪影，也呈现了变动的时代潮流是如何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世界的。

美国作为另一个叙事空间，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层次，也帮助作者突破了此前封闭式结构形态的瓶颈。（ 吴俊：《瓶颈中的王安忆——关于〈长恨歌〉 及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移民潮，一方面是华人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美国的双重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华人移居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是彼时美国给人提供的某种生活想象，让大量华人怀揣梦想踏上这片土地，追逐所谓“美国梦”。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为华人移居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让法拉盛7号线的终点站，充斥着中国大江南北各种口音，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汉语小世界。美国成熟的教育体系，让年轻人到国外读书，成为时代潮流，这就折射出全球化时代背景对普通人教育、思想文化层面的重大影响。如家境富裕的舟生15岁被送到美国读书，鸽子被公派留学，反映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潜能。因此，在异国空间里，中国人当下书写的历史是面向未来的。

卢卡奇说：“小说的创作就是把异质的和离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种一再被宣布废除的有机关系。”（ 〔匈牙利〕格奥尔格·卢卡奇：《小说理论》，第75页，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王安忆在零散的日常生活细节里找寻历史的踪迹，在瞬时转换的时空碎片里，讲述着个人的小历史。历史串联起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与个体命运、家庭情感、社会文化构成一种有机关系，这其中有伤痛，也有成就，有拆解，也有建构。历史曾给陈诚一家带去了伤痛，也在多年后给了他们逐梦的机会；历史也给张建设一家带去了富足的物质生活和民营企业宏大的事业版图，当然还有富足后的精神空虚。碎片化的历史形态，一方面映射出个人在历史里的渺小，掌握命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历史在文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快乐与忧虑的二律背反冲击中被打散，象征着民族传统文化被现代感官社会解构得支离破碎，然而，这里却有生命的踪迹伸延向人性的深处。

二、现代人的“自我”焦虑

以时空碎片折射时代的不可抗拒性和生命个体的被动性，蕴含着王安忆作为叙述主体的现代性反思。此前的作品，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探索精神空间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撕碎都市女性个人情感的，她都站在故事之外。这一次作为叙述者，她含蓄地进入文本之内，从主观性的人文关怀，到客观性的生活经历，都介入文本中，并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文化反思意识。这种文化反思与《小鲍庄》里对传统道德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形态和可能性的思考有一定的接续关系。

王安忆在《小鲍庄》里通过“仁义”这个核心词，把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重新注入当代文学中。“仁”的思想参与了中华文明在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建构。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他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君子”是所有人的人格理想，而“仁”是“君子”的美德，由此把道德规范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仁”成为“礼”的内在支持。仁义是小鲍庄质朴的文化品格，当洪水来袭时，大家都只顾着自己逃命，只有坚守仁义的捞渣为救鲍五爷而丧命。捞渣的死是传统道德文化的极致体现，也是道德仁义在现实中的真实命运。压制本能欲望的纯粹仁义，在现实中难以为继。捞渣的死救赎了小鲍庄祖先留下的原罪，他身边的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村民在日益物质化的生活中渐渐忘了善良的捞渣，小鲍庄的传统仁义道德也被现代欲望形态给置换了。

尼采认为，现代科技和世俗化的浪潮共同杀死了上帝，传统形而上学崩塌，要重估一切价值。弗洛伊德说：“宗教观念的起源是人类一些最古老、最迫切的愿望的满足，它们不过是一些幻觉。”（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第50页，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现代理性推倒了作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之后，却没有为人类找到稳定的精神依托，反而带来了没有归宿的失落感。现代化进程，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们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奋斗的目标，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而在20世纪90 年代，国家的发展被卷入了全球化，各界又开始反思现代性，这种反思至今一直未间断过。王安忆对社会潮流的敏锐把握，令她意识到了身处时代变革中的现代人的事业、婚姻、家庭都受到了现代化浪潮的影响。相较于西方人的宗教，中国人更倾向于到中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精神信仰和价值准则。而现代物质感官文化又不足以撑起普遍价值的中心，“中心”的空缺，生存经验的碎片化，造成了人们对“自我”境遇的忧虑，王安忆由此展开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考察。

在事业上，师出淮扬菜正传的陈诚，不去大都会，不自立门户，得空就去大西洋城消遣，将手头闲钱耗尽，但又从不贪恋赌桌上的输赢。他低欲望满足的生活模式背后潜藏着高度的自律。相比姐姐的强势性格，陈诚内敛、克制、略带自我封闭的性子似乎隐含着巨大的可塑性能量。陈诚因母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从小寄人篱下，与单身的嬢嬢一起生活，他听话懂事，一直以乖顺的形象示人，因而得了“兔子”这个昵称。历史造成的自我封闭，使得长期受压抑的本我人格令他对任何事都不抱有期待，好像身边的一切都处在不稳定状态，随时会发生变化。以淡泊的心态去工作，是他在现代社会中消极抵抗孤独和空虚的一种方法，他从未释放过内在的本我冲动，或许他也不清楚自己的欲求结构。王安忆立足现在看历史，忧虑的不是个人的生命体验被过去的历史压碎，而是人们当前所面临的“自我”的焦虑。

同样有着辛酸童年的张建设，靠着谦让的做事准则，获得了好人缘和好生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浪潮改变了传统的个体经营模式，农业信贷和资本的参与，提高了经济利益。乘着时代的东风，张建设从一条旧船开始营生，一路将事业版图拓展到了长江中下游流域。改革开放、经济政策调整、农业信贷、民营企业兴起……过去40余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助力了他堪称奇迹般的船运事业。时代机遇撑大了他的野心，曾经以诚信、谦让的传统道德立身的青年，渐渐痴迷在运作资本的现代经济游戏里，连妻子都感叹快不认识他了。弟弟顶出鞋的脚趾头一直是他的伤痛记忆，所以多年后，他为即将出国的儿子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鞋子。年少时贫困的生活境况成了他拼命逃离的梦魇，唯有通过物质财富积累才能缓解焦虑。弗洛伊德发现文明人是不正常的自我，非本真的自我，其标志就是焦虑。无论是陈诚因历史创伤而形成的低欲求心态，还是张建设因往日生活困窘对事业不知疲倦的野心，其根源都是对“此在”不安定状态的焦虑。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现实性焦虑和童年的创伤性记忆，以及家庭责任构成的道德性焦虑，使“自我”始终处在焦虑中。

现代人受消费主义影响，追求感官刺激和享乐主义的即时满足，进而导致精神空虚，文化价值萎靡，传统伦理关系失序，对个人婚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陈诚的契约式婚姻有多少利益关系，又有多少两性间的吸引很难厘清。他原本是帮师师解决居留问题，搭伙过日子既是故交之间的互相帮扶，又是在异乡漂泊的无根之人抵抗孤独的好方法。经济和起居保持各自独立又相互协作，是经济发展和女性主义思潮催生的新式现代婚姻模式。和师师结婚后，稳定的两性关系让他戒断了大西洋城的消遣，空闲时间也被承办私家菜填满，他们攒了钱又在美国买房。眼看着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沟通不畅、信任危机阻碍了他们互相帮扶的合作式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