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历史的“重”与“轻”之间共情

《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栏”已一年有余，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专栏谈论的话题涉及“新东北文艺”的理论建构、审美特征、作家作品、现象事件等。这期“新东北·新南方”专栏集中探讨“新东北”，刊发方岩和徐刚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谈论的对象均为“新东北文艺”中的影视剧，指向“新东北文艺”的共情问题。

“新东北文艺”总是被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历史阴影笼罩。这场经济转轨产生的“后遗症”给“新东北文艺”施加了难以挣脱的魔咒。在文本中，下岗工人及其后代用尽全力追问宏大的经济改革与个体卑微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并试图从中开辟一条精神救赎之路。但这种意愿只是激起了历史的几道波纹，没能产生一丝回响，并最终被历史的黑洞所吞噬。“新东北文艺”仍没有找到叙述这场体制改革的有效入口，只能围绕着权谋、凶杀、悬案、悲情、诗意，来触摸这场改革的些许皮毛。这场改革的复杂性仍在“新东北文艺”中隐身。也可以说，“新东北文艺”无意或无力全面解剖这场改革，只是在利用同情历史弱者的怜悯之情，贩卖改革牺牲者的悲情故事，而且有重复出售和恶意倾销之嫌。

但从“新东北文艺”的市场热度和讨论热潮来看，这种“套娃”式的写作总能触发读者的共情。但恰恰是这种意外的共情让人们追问：“新东北文艺”滋生了何种情感？此情感为何会产生，又何以引发共鸣？它为我们认识这场改革提供了哪些内容和路径？

实际上，“新东北文艺”的共情力并非只源于国企改革的阵痛，更是东北情感结构的显现与认同，这又与东北极为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准确地说，是东北历史不断在“重”与“轻”之间的极限拉扯塑造了东北的情感结构，形成了东北人独特的精神感受和思想经验。人们以“新东北文艺”为介质，重新翻检和正视自身的精神状态，希望为其找到稳妥的重塑之源和安放之地。那么，何为东北历史的“重”与“轻”？

东北历史的“重”不是发展时间的漫长，而是把自身命运与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捆绑起来，但又不是简单的同频共振，而是处于地方、中央和世界复杂关系的旋涡中。历史上的东北曾经是“龙兴之地”“禁封之地”“流放之地”和“戍边之地”。这种地理位置和功能定位使东北历史的情感结构呈现出高贵、苦寒、悲壮、野性、刚毅相混杂的特征。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留下了流放者的足迹，他们踏响了古老东北的苍凉和辛酸，又在这片土地上深埋悔恨，以余生的赤诚温热这片土地的彻骨寒冷，让其进入文明的序列。流人文化成了古老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北地方与中央复杂关系的集中体现。近现代的东北始终在混乱中谋求一种总体性秩序。军阀纷争、国家资本角逐、殖民压迫和民族独立战争等事件锻造了东北的情感结构。隐忍、崇高、血性、刚烈等成为一代东北人的精神标记，其中又掺杂着苟且、狡诈、冷漠、贪婪等负面情感。可以说，近现代东北的情感结构中暗藏着地方治理与民族独立、国际资本与本土经济、殖民奴役与殖民现代化的复杂关系。如何恰切而有效地处理这种复杂关系就成为东北现代化的难题。这对偏居边地的东北而言，是如此沉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东北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重要表征。“共和国长子”的地位促使东北不断强化自身的社会主义特征。被人诟病的计划经济、单位制和工厂文化实际上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主产品，它在东北生产，却不是东北特产。但这也构建了一代东北人独特的精神体验，责任、使命、优越、放纵、傲慢、守成相互交融，编织出东北的情感结构。同时，东北一味地服从于既成规则，很难抽身而退。这就为东北设下了难以清除的情感障碍。它是如此贪恋“共和国长子”的身份、地位、权利和荣耀，以至于沉迷其中不愿醒来。这不啻为一场自戕式的献祭。但当社会制度需要通过改革来清除自身顽疾时，东北因其携带的典型“病灶”，而首当其冲地“被割除”。因此，“新东北文艺”讲述的不只是衰败的东北，更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遭遇危机时的表现与应对策略。这种始料未及的刹车和急速转弯，虽甩掉了制度的负荷，也留下了“一地鸡毛”。东北工人开始走上了收效甚微的自我救赎之路。必然发生的国企改革，被认定为一次偶发事件，而“改革的阵痛”就成为下岗工人再生的资本。这是国家宏大历史和个体卑微生活都无法承受的情感偏执之“重”。而“新东北文艺”却将国企改革的痛点设置为故事的爽点和卖点，讲述下岗工人的悲惨生活，赚取读者非理性的眼泪。国企改革的必然性及其蕴含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东北与中国其他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却被忽略。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新东北文艺”总是选择以悬案为故事主体，因为与国企改革关联的暴力总是能够撩拨读者的阅读欲望，且掩盖了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新东北文艺”从叙述下岗工人的苦难和暴力故事那一刻起，它的共情力便注定不会长久。受众只是以此为契机，回顾东北复杂而沉重的现代化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曲折发展史，并由此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

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制度如何革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如何建构？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仍需在历史中寻找答案。而东北现代化历史构造的情感结构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切的入口。受众在共情中，重审自我、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方岩的《记忆掩埋术与历史叙述嫁接术——漫长的季节观感》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以尖锐的思想穿透力，反思王响、王阳、马德胜、邢建春等人的行为，将改革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尤其是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与东北国企改革关系的精准把控，以及指正《漫长的季节》呈现出来的道德化倾向，纠正了以往学界对“新东北文艺”共情力的误读。该文深刻理解了“新东北文艺”中的制度问题、经济问题、私人问题和道德问题，以及由此发酵的共情问题。但方岩重点谈论的问题仍是东北现代化历史的“重”，没有涉及由“重”衍生出来的“轻”。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北“共和国长子”的身份逐渐模糊，东北的现代化进程也变得异常艰辛，脚步沉重。但令人感叹的是，东北总是以“轻”的方式处理自身沉重的历史。或者说，东北情感结构中始终包含一种自我重建的势能，并经常以自轻自贱、自嘲自讽、自娱自乐的方式进行。人们熟稔东北式的乐观、豁达、幽默，却不知这是东北历史的“重”滋生出的独特情感。但这绝不同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非盲目的自我解构，而是东北抵御时代震荡的有效方式和对历史的情感修辞。学术界经常把“新东北文艺”中人物的乡村气质、幽默的语言、荒诞的行为和非常规事件，归结为东北“土野美学”。但为何“东北文艺复兴”运动肇始于网络空间？为何东北“土野美学”会在新媒体中掀起共情狂潮？董宝石的《野狼disco》、二手玫瑰的《仙儿》、电视剧《马大帅》《乡村爱情》等“新东北文艺”作品在互联网上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不仅作品本身获得认同，而且成为网友二次创作的素材。

一方面是因为新媒体的大众化与“新东北文艺”作品的民间性在价值取向和精神经验上较为相似。“新东北文艺”作品中塑造的小人物多被归为乌合之众和群氓之流，他们总是试图参与时代宏大秩序的建构，却经常成为牺牲者，且迅速被时代遗忘。这种存在窘态及其牵扯出的残酷现实很难得到主流文化的正面反思，而新媒体的匿名化、自由化和民主化可以将这些小人物的卑微生活和精神创伤抽丝剥茧，站在大众立场上，精准找出其背后隐藏的诸多难以言明的因由。这无疑会引发大众的共情浪潮，因为真相远比大众遭遇的现实更为残酷。同时，新媒体的二次或多次创作能力也使“新东北文艺”作品迅速获取大众认同，其中的一些经典桥段被新媒体反复加工。这些桥段既是历史的横截面，又是当下生活的照妖镜。大众在这些桥段中哭着、笑着、沉默着，通过这种仪式，祭奠支离破碎的现实生活。

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媒体的娱乐化与“新东北文艺”的幽默精神相契合。“新东北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语言总是能够精准拿捏大众笑点，虽不免有些粗粝，但绝非空洞无物的闹剧，而是一种抵御生活和思想危机的精神力量，并演化为一种独特的生存策略和智慧。东北曲折的现代化历史让东北一直负重前行。如何实现自我救赎？是沉默不语，还是隐忍退让，抑或是苟且偷生，甚至是暴力抗争？这些行为可以暂时缓解矛盾，却无法让东北彻底脱困。为此，寻找符合东北气质的精神力量来解构这些苦难，是一条切实可行之路。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幽默会成为“新东北文艺”的重要美学特征。如此沉重的历史和现实被幽默精巧地化解，或者说，以“轻”托“重”、以“轻”搏“重”、以“轻”化“重”是东北处理历史问题的独特方式。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反思、与困难和解，而是清除精神重负后的砥砺前行。只有主动从哀求、怨恨和颓废中挣脱出来，才能真正看清历史和自我的真相。这种生存智慧和幽默精神让人意识到，有些时候“轻”比“重”更有力量，喜剧比悲剧更能直击心灵。尤其是正在经历时代巨变的大众，如何承受动荡的现实，如何唤醒日渐干枯的精神，如何面对无法掌控的未来？“新东北文艺”的幽默也许会为大众提供一种精神势能。因为，它真诚，从不装腔作势。

至此，我们把东北历史的“轻”理解为，依据东北社会绝对的或普遍的情感结构和价值观念，把东北沉重的现代化历史定义为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以精神文献的方式详细记录和描述东北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复杂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生活方式。“新东北文艺”呈现出来的幽默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经验、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它勾联着东北现代化历史的各种关键因素及其关系。徐刚的《喜剧、正剧与年代剧：“新东北文艺”的多重文化张力》对近年来的东北影视剧做了一次总体概览，并将其划分为喜剧、正剧和年代剧。这种归类自有其深意，勾联起三种文化类型的核心线索是如何处理东北国企改革的痛点。这就涉及东北历史的“重”与“轻”的关系。徐刚也注意到，除了幽默精神之外，“新东北文艺”还具有一种严肃气质，呈现出“正”“冷”和“硬”的特征，并借此“寻求一种普遍性的共情”。

整体来看，东北历史就是由这种“重”和“轻”构成，并在“重”和“轻”的极限拉扯中形成自身的独特面貌。“新东北文艺”的共情源于此，但从未止于此，它指向的是个体在世界变局中的精神之痛和存在之思。

【作者简介】韩春燕，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责任编辑 薛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