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掩埋术与历史叙述嫁接术

一

故事到了结尾，抒情注定登场。下岗后开了18年出租车的王响站在秋天的玉米地旁，望见社会主义工厂的蒸汽火车隆隆驶来，火车司机是19年前的自己。年迈的王响平和、淡然，他朝着年轻的自己一遍遍地大声喊着：“往前看，别回头！”年轻的王响自然有些疑惑、错愕，很显然，他还认不出自己19年后的样子……这一刻，我突然为沈墨快意恩仇后未能全身而退感到惋惜。王响淤积了近20年的创伤就这样轻易地被抚平？那些代价——车祸身亡的龚彪，躺在ICU里的小露，中风的马德胜——难道只是追寻真相和正义的附带伤害，只需要心平气和地接受即可？那句有些破音的呐喊是发自内心，还是来自代表某种神秘意志的神圣之光的召唤？毕竟在那一刻，他身后的阳光灿烂得像是童话。他到底是在向谁呼吁？是那些当年与他一起下岗的工友们，还是那些至今仍然深陷于答案即是谜面式的创伤和困境之中的人们？描述这个结尾并不是要急于否定《漫长的季节》。这部以复仇为核心的悬疑剧无疑是近年国产影视剧的高峰，但是一些过度的赞誉与部分暧昧的情节彼此呼应，像是对历史症候进行修饰的共谋。倘若我们确乎对一段特定的历史和生存其中的人们怀有真诚的关切和共情，那么不妨将这些疑虑重新摊晒在自然的而非人工的或加了滤镜的阳光下进行翻检。

二

黄平对《漫长的季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北文艺复兴”集大成的作品……

无论是下岗还是凶杀，抑或父一代/子一代命运的交错，都是“新东北作家群”惯用的元素……

立足于“新东北写作”，辛爽推进了以往的叙述类型……①

限于篇幅，摘录有限，所以这里不妨先粗略地总结一下黄平的方法和观点：只有在特定地域（东北性）、特定的历史时空（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曾经的国有工厂）、特定的历史事件（国企改制和下岗潮）、非正常言行（犯罪与暴力）之间建立一些必要的逻辑联系，才能理解《漫长的季节》的卓越和深刻。

《漫长的季节》确实有诸多优秀之处。就悬疑故事内部架构而言，它叙述逻辑清晰自洽，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情节动因充分明确，细节丰富却节制，当这样的故事在社会与家庭、制度与人性等常识性认知维度上展开时，也就意味着打开了宽阔的共情通道，因而成就了一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故事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潮，1997年、1998年、2016年分别对应着三条明晰的叙述线索：工厂即将裁员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时期，当时有很多词语来形容这种情况，比如分流、待岗、下岗，与此同时，青年男女的爱情正在悄悄发生；命案发生与侦破过程中，下岗逐渐成为现实，所谓事情正在起变化；18年后重新开始寻找真相，便是拨乱反正了。所以，故事中的一些元素和前文引用的观点确实存在着一些对应关系，但也正是这种对应关系使得两者在彼此的映照下显现出窘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故事本身的构成要素和叙述逻辑而言，“东北性”和改制、下岗等事件并没有为核心故事（命案）的发生提供直接动力。把这些因素强行捆绑在一起并强制建立逻辑关系，不仅是对东北的片面塑造，也是对这个故事背后丰富意涵的一种遮蔽与削减。

首先，东北的文化、习俗，乃至社会主义工厂制度塑造出的人际关系和工厂文化都与偶发的命案不存在直接或必然的联系，哪怕施暴者、受害者皆为东北人，这样的命案也有自身的动因和逻辑，与特定的时代和区域没有关系。与其深究地域性，倒不如查看命案内部包含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制度、社会、家庭、人性等因素。试图在东北、改制、暴力犯罪之间建立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疑是关于东北的片面塑造和想象。在当下的传播、舆论环境中，当代生活中的“东北”无疑是被妖魔化、娱乐化的地域标签。大家会津津乐道于黑道故事、凶杀和犯罪，却很少去思考“东北”是从何时开始变为暴力和犯罪的代名词的。我们对一个曾经富足、先进的东北缺乏基本的历史认知，更没有考虑一个常识：只有长期稳定的秩序在一夜之间崩溃或者在重建新秩序的起始阶段，暴力事件才会突然大量爆发。暴力和犯罪并非仅仅是人性问题，有些时候，暴力其实就是历史的暴力，是旧秩序失控后、新秩序建立前所释放出的破坏力量。所以，在很多东北故事中，暴力其实是历史和制度的“私生子”。如果我们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中国的治安状况及其相关的整治运动有所了解或存有记忆，那我们就不会如此刻板地看待地域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有关东北的暴力想象背后，依然是特定历史时空中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症候。

其次，命案发生时，下岗事件还未发生，或者说，命案与下岗在故事中都在以各自的逻辑推进，两者之间唯一的关联便是王响，他既是集体创伤的分享者，又是个人创伤的承受者，两者都未给对方提供动力因素，只是构成彼此的环境和氛围。可以说，《漫长的季节》的核心故事包含的要素足够丰富和充分，它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当代城市发生，甚至王响的身份也是可以被置换的。只不过当这个故事的发生语境被具化为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时，更为丰富的意义在核心故事的外围被激发、营造起来，这无非是基于大众文化心理所采取的叙述策略罢了。

有些常识必须反复强调。坦率地说，在找到更合适的词汇之前，我只能怀着羞愧感使用这些过滤了基本历史伦理观的词汇来描述这段历史。国企改制并非只涉及东北地区，改制及其引发的工人下岗潮，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覆盖全国的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失业。可以说，东北问题其实是波及全国的普遍性问题，只不过因为东北在工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使它成为受到关注的首要对象。事实上，很多地方的情况并不比东北乐观，比如那些当初在“三线工程”建设时期从东北转移到其他偏远地区的工厂也存在问题，只是它们的衰败及其导致的创伤不那么广为人知罢了。

由此再来反观故事里的改制和下岗。国企改制本就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国家行为，一群人的命运早就被设定。正如王响的名字早早就被写进了第一批下岗分流职工的花名册中，只不过因为他撞见了厂长的私情进而要挟厂长而得以被暂时移出名单，这无非是推迟了下岗的日期。而故事的另一位主角龚彪，因为未婚妻与厂长的私情与厂长产生冲突，而被提前宣布下岗。这两件事固然反映了制度及其权力运作的弊端，是不是也反证了改制的必要性？那么被规定的命运是不是也成了共谋者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里，我既无意称颂改制，亦无意嘲讽受害者。不管是在彼时还是在当下，详细而深入地谈论那个时期的制度、人和事都是困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有些事依然有澄清的空间。故事里改制和下岗事件的结局多少有些暧昧，工厂的倒闭和工人的下岗最终被归结为假港商的诈骗和厂长的贪污，于是制度问题被归结为道德问题，而复杂的政治问题也被转化为单纯的经济问题。有很多事情就这样被轻轻放过，历史叙述急转弯的时候，社会记忆也就被离心力扭曲了。

三

讨论《漫长的季节》，绕不过下岗工人王响。王响的亲生儿子王阳死因不明，是凶案在18年之后被重新提起的根本原因。而最后的真相却是，王阳并非死于凶杀，而是为了保护女友（也是凶手）而意外溺亡。王阳生前的最后一年一直游走于死亡的边缘，虽然每一次凶案发生时他都并未在场，他却洞悉了每场凶案的秘密，并参与了善后。王阳为了守住死亡的秘密，最终被死亡吞噬。这些都是王响后来梳理清楚的，但是他永远不会明白的是，王阳的死是注定的，儿子死于父亲与之共谋的制度，青年之死源于制度之殇。

大庭广众之下那记响亮的耳光，拉开了青年之死的序幕。王响明明知道儿子已经遭受了以制度为借口的陷害，却再次对儿子施暴。与其说他救子心切，倒不如说他已习惯服膺制度的权威，乃至暴力和不公。在那一刻，父权的暴力和制度的暴力合二为一，青年的反抗在父辈与制度心照不宣的共谋中被镇压了。所以，从那一天起，王阳的逃离加速了，只是他并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死亡。在母亲劝说儿子要理解父亲之后，下一个镜头便是王阳走进了录像厅。那个录像厅与其说是一个谋生场所，倒不如说是一群被制度抛弃或者不被制度庇护的年轻人的乌托邦。那一晚，王阳第一次拉起沈墨（女友/凶手）的手，他们一起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良夜之中，那部电影更像是预言，死亡已经微笑地抬起了头。爱情与乌托邦一样，幻灭之后，通常都是死亡来清场。

那场爱情可能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1997年的秋夜，王阳邀请沈墨在楼顶看烟花。冶炼厂、钢铁厂、化工厂等会排放有毒气体的工厂都会配置一个叫作安全火炬的装置，它看上去像个烟囱，废气经过它的管道时会被燃烧从而降低有害性。废气里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它们燃烧时的火焰颜色各异，大多数时候很难被肉眼识别，只有通过光的折射才能析出不同的颜色并为肉眼所见。王阳把啤酒瓶底对着废气排放的方向让沈墨看，于是一场盛大的烟花为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绽放。这真是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中国式风景、中国式审美与中国式浪漫的完美结合。故事里的安全火炬其实是地面火炬，它技术含量低、燃烧效果差，对阻止有害气体排入空气的作用也很有限。也就是说，在一个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的时代，生活在烟囱周边的人们一直处于污浊有害的空气中。按照故事的设定，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烟囱再也不会冒出任何气体，因为工厂停产了。王阳与沈墨看到的那场烟花，更像是工人下岗前的最后一声叹气，此后他们将身心俱损地过完后半生。在烟花幻灭之后，还会有更多的下岗女工走进王阳和沈墨脚下的维多利亚娱乐城。就这样，一群人的记忆和创伤被献祭给了一对少男少女的爱情。这祝福他们如何消受？况且，在即将黯然落幕的社会主义工厂所主导的时代与维多利亚娱乐城所表征的野蛮、狂飙的历史新阶段之间，他们的爱情将无所依附。

再回到那记响亮的耳光。我能理解王响的委屈和无奈，但不会抱有太多的同情。我反倒认为，扬起手掌挥向年轻人，是他与制度长期共谋中形成的惯常的心理机制和言行方式。故事的开头有一个场景：在火车停稳之后，机务段的青年工人因内急而想早点下车，但是被王响粗暴地拦下，旁边亦有人帮腔：“车头啥时候司机都是老大。”王响从容不迫地第一个下了车，望着青年工人捂着裆部狂奔而去，尊严和自豪在他的脸上慢慢舒展。很显然，他很享受制度为他营造的而如今看来令人生厌的等级感和权威感。王响在内心深处是一直笃信这个制度及其生命力的。正如下车之后在浴室洗澡时，他一边威严地宣告桦钢不会倒闭以平息群众内心的疑惑，一边又极其自然地招来同事为自己搓背。可见，在制度为他圈定的局部区域里，他非常享受权力的滋味。我不清楚被一些人怀念的工厂文化里是否包含这些。

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言行习惯驱使下，儿子被陷害后，王响选择了隐忍、退让、息事宁人。因为事态已经进入另外一个权力层级，在那里，王响也只是蝼蚁。所以，王响向王阳挥起巴掌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是分裂的。那个时刻他对制度依然笃信，不是制度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只是制度运行目前掌握在了道德败坏之人的手里，而他又与坏人交了恶。于是，制度的问题也就成了私人问题和道德问题。

邢建春的恶人形象过于脸谱化，激不起我的情感反应。邢建春越恶，说明这个形象所要掩饰的制度弊端越严重。倘若对社会主义工厂以及它形成的“工厂办社会”模式有所了解，便会明白，邢建春的形象与道德、人性无关，而是制度不断赋权的结果。提及特定时期的工厂，其实指的是工厂及附属于它的宿舍区、学校、医院、商店等日常生活领域。规模稍大的工厂及其附属区域便是一个个功能齐全的小型社会，许多工人及其家属、后代的生老病死都在其中完成。相对于外界，这个小型社会通常都有相对独立的社群氛围和运行规则。邢建春是保卫科科长，而保卫科又是这个小型社会的权力工具，相当于司法机关，或者说它未经国家明确授权，却又被默认为具有某些执法权。比如，警察来到工厂宿舍区查案时，警车的备胎被偷走，事后警察没有直接追查，而是把这起盗窃案交给了保卫科来处理，这等于变相赋权或者说默认了保卫科的某些权力。再比如，龚彪在大会上与厂长发生冲突后，被保卫科人员拉至后台殴打，王响在阻拦邢建春时说：“工作上的事，你差不多行了……打坏了，你不得担责任啊……”事后，厂长对邢建春的斥责是：“一群废物！你们保卫科是干什么吃的！连几个工人都拦不住！”邢建春的承诺是：“挨个收拾他们。”厂长一锤定音：“举一反三！严肃处理！”在这样的场景中，没人质疑打人本身对不对。在王响眼里，打人是“工作”范畴，只有人被打坏了才是权力越界；在邢建春那里，这是维持秩序的正当手段；到了厂长那里，这一切便成了“严肃处理”的制度实施。所以，邢建春只是权力的工具，是制度弊端的人格化修辞。倘若将其视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对他的道德评价便是对制度反思的掩盖，社会记忆将再次被葬送。

事实上，《漫长的季节》确实有把历史进程进行道德化叙述的倾向。18年后，王响重遇了身患尿毒症的邢建春，几番争执和冲突之后，两人居然发展出阶级兄弟般的情谊，这亦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幕。难道说邢建春身患重疾是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因而个人、家庭、集体、社会、历史在近20年间缠绕、叠加出的伤痛、错误、失责，就该如此消逝于光芒四射的道德升华时刻？我想这大概也是黄平们愿意看到的和解吧。大概也只有没被制度碾压过、没被历史抛弃过、人生际遇中不曾遭遇过伤害的人，才会如此隔岸观火般地发出这种貌似有着历史大局意识的呼吁吧？那些拒绝和解的人，是历史进程的障碍物和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还是历史的纠错者和社会记忆的活化石？假如我们未曾经历过某些时刻和境遇，亦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力向任何人吁求和解。我们可以要求自己切割历史记忆，亦可以假装自己已经置身于崭新的历史时空的起点，但我们无权要求别人亦如此。否则，对个体而言，这便是一种道德绑架，对历史和社会而言，则是强制删除记忆。王响在共谋之后选择了和解，不是因为宅心仁厚而原谅了邢建春，而是因为他想原谅自己，他以一种道德圆满、自我感动的方式回避了关于个体责任的反思与承担，回避了关于个体与历史、社会关系的检讨与重建。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仿佛一切都不曾参与，这是王响们人生悲剧的根源，这样的人有时才令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