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因素，尤其是最先确立的编纂理念与后来时代思想之间产生裂隙，因此《丛书》只完成不到一半就终止了，成为当代文学出版史上一项未竟的“工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当下如火如荼同时也鱼龙混杂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它似乎被人遗忘了。

为了剖析那个时期人们对于史料及文学的理解并总结经验，为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提供借鉴，笔者试从生成过程、评价处理和观念反思三个方面，对此展开探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由数代作家组成的环环相扣而又不断发展的学术链。没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探索，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史料编纂和研究的局面。因此，不管怎样，对于他们用心血浇灌和凝结而成的历史经验，我们都没有理由不给予重视。

一、编纂缘起与出版始末

在谈及《丛书》编纂缘起之前，我们不妨宕开一笔，对中国文学史料发展情况略述一二，以便从更深远的背景对其进行观照和把握。

中国素有完备的史料传统，从汉代朴学到清代乾嘉学派，文学研究已发展出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一套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术体系。到了20世纪，受西方近现代学术思想影响，传统史料学面临新旧转换，逐渐突破形式上的追求，加强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其中尤以梁启超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鲁迅的中国古典小说整理和研究、钱玄同和顾颉刚的中国古代史辨伪研究为重。从古典文学史料学发展成现代文学史料学，不仅是方法更新，同时亦是观念革新。以鲁迅为例，他曾评价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具有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①史料研究并非干枯的拼接，需借助史识与史观才能形成洞见。同时，鲁迅强调史料研究要有“独立的准备”，“既有辑佚（新史料的发掘、搜寻）——在他看来，惟有不断发掘新史料，才能去‘凭心逞臆’之弊；又有选定版本、校勘、辨伪这样的整理工作——在他看来，惟有‘辄加审正，黜其伪欺’，才能‘求信’”。①也就是说，研究者只有将各具独立性的史料与史观相互勾联、相互建构，方能在史料编纂和研究中实现古今两个主体的跨时空对话。

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战乱对史料学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文学自身发生意识形态嬗变，由此产生史料政治化倾向。嗣后，“左”倾思想加剧，批判运动频发，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严峻。到了1954 年对《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时，作为史料研究核心的实证主义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论”和“繁琐哲学”遭到猛烈冲击。自此，史料研究工作陷入停滞状态。在此背景下，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就不期而然地成为“以论代史”的主战场。与“史”有关联的史料受到排斥，即使存在，也为政治话语覆盖，失去自身独立性。而且，这些史料研究所涉及的范围狭窄，仅出现《当代文艺思潮斗争史资料》（杭州大学中文系编）、《当代文学思想斗争资料汇编》（山西大学中文系编）、《浩然作品研究资料》（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等带有浓重时代烙印的几种文学思潮和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丛书》的编纂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它反映了新时期伊始，人们对重要但长期以来未能实施的当代文学基础建设工作的学术热情。用茅盾在《丛书》序中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严冬已经过去，我们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所以，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茅盾还是鼎力支持，不仅欣然为之作序，还在序中称其为“填补了解放以来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空缺”。②当然，严格地讲，史料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启动，几乎与当代文学发展同步，如山东师范学院编纂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小传》、南京师范学院编纂的《文教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纂的《十年来的中国新文学》等，但十分零散有限，而且还备受贬抑。有些参与者自己也没有看重这项工作，更不要说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史料编纂对他们来说是“临时任务”，其成果大多也是研究的“副产品”。像这样规模宏大，几乎涵盖当代前30年所有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编纂还是首次，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有意思的是，它还与更加成熟，在时间和内容上具有直接关联乃至互有交叠的现代文学资料编纂同时启动，构成了新时期以来仅见的一个学术景观。据有关资料显示，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计划编纂的现代作家，与已编纂出版88册的《丛书》（具体名单见表1），同时编辑一个作家史料的情况出现24次，占当代作家总数的30%。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期文坛和学界新人群体（主要是第二代作家和学人）尚未出现，“唱主角”的还是“十七年”时期乃至更早的现代作家。

《丛书》编纂最早是为解决教学参考书短缺问题，“于是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④1978年暑假，杭州大学中文系主持召开全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会上，何寅泰提到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通过编选当代作家作品参考资料，暂时弥补了教材不足的情况。由此，“原江苏师院中文系卜仲康、杭州大学中文系何寅泰、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金海三人发起倡议：分工编写，内部印刷，相互交流，修改补充”。⑤这一提议迅速得到响应，并在一年后编纂出了100多册《丛书》。1979年，“这套资料收归国有，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⑥198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会议，签署了“‘六五’重点规划科研项目编选合同”和“‘六五’国家资助经费合同”。甲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炯、蒋守谦、何火任为负责人，主要负责“经费使用、计划进度和书稿质量检验等”；①乙方为协作高校，以卜仲康、唐金海、何寅泰为负责人，主要负责《丛书》“编写和联系出版等全面工作”。②由此，《丛书》由单一的教学功能转向教学和科研双重功能。申报项目的行为也使得原本限于高校内部的编纂活动成了国家行为。“1987年10月，《丛书》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贾植芳、范伯群为主编，卜仲康为常务副主编，唐金海、何寅泰为副主编。”③《丛书》的领导班子和具体编者来自复旦大学、杭州大学、苏州大学等遍布全国的30余所高校，其中以“30后”“40后”学者为主，大致属于当代文学的第一代学人。④作为新时期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这批由新中国培养的学人在师辈引领下，不辞辛劳地承担起这项资料编纂任务。这套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大型丛书，显示了新时期“学术共同体”的面貌与成果。当然，那时大学学术体制还没完全建立，虽简单粗疏但有较大的空间和弹性。然而，“时至90年代，情况逐渐不同了。文学杂志的衰退与学院的崛起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景观。众多批评家摇身一变成了教授和博士，会议的费用由某一个科研项目的经费开支。‘思想淡出，学术登场’可能是一个不甚准确的概括，但是，多数人肯定都能感觉到，学院内部所谓的学术机制启动了，而且日复一日地显出了强大的效力”。⑤于是，全国范围内联手合作的大型学术团队再难凝聚。《丛书》也因此成了当代文学史料“宏大的系统工程”（樊骏语）的最初也是最后一次尝试。

自这套《丛书》启动始，它便广受关注。编者和出版者也竭尽所能，在推介、发行和宣传方面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末，贾植芳进京开会时，受编委会托付，去茅盾家中请其作序。“因为他们这套资料要由油印变为公开出版物，需要请一个德高望重的文艺界人士写个序言，以利于其出版、发行和影响。”⑥次年2月，茅盾为《丛书》的题签与序言就由其子韦韬寄到上海。在1986年召开的出版发行研讨会上，“传达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同志最近关于这套‘丛书’的讲话，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写给大会的信”。⑦同时，针对出版困境，此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丛书’的发行及宣传工作。新华书店的代表一致表示，要尽力加强和扩大‘丛书’的发行工作”。⑧此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报》《文汇报》等也对之均有报道。可见，《丛书》很受当时社会各界重视。正如巴金在接受编者访问时表示：“我的早期文章目录和‘文革’中批判我的文章的目录，都可收，都要收。一个人的一生经历，折射出一段时代的风云。”同样，曹禺也对《丛书》编纂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丛书》造福子孙后代，史料要对后代负责”。⑨

较之“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的史料情况，《丛书》在告别了先前“思想斗争史”旧轨后，更有靠近文学的可能，编选工作又回到了传统的“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学作品（含全集、文集）尤其是文学评论、文学争论、书评、序跋”⑩的思路和范式上来。按编者最初构想，整套丛书的构架非常庞大。“全书分六个部分：（一）作家研究专集；（二）按文体编辑的作品综合研究专集；（三）文艺运动和文艺论争研究专集；（四）建国三十年文学大事年表；（五）建国三十年全国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六）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总目和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评论文章总目。全套丛书约250种6千万字左右。”⑾遗憾的是，该设想未能全然实现，准确地说，其非常庞大的6个部分，只实现了前面两部分，即“作家研究专集”和“作品研究专集”。当然，这也是最主要的两部分，其中又以“作家研究专集”为主。

按编委会要求，在正式出版之前，各参编单位先自编自印统一格式的白皮书，进行内部交流。白皮书也因此成了这套《丛书》的最初形态，也可以说是“前史”。翻检当年的这些白皮书，每册都有一个前言，包括参编单位、专集内容等。其中，亦包括一份拟编选的40余位作家和10余册作品的书目。①在前言中，我们看到最初遴选的这些作家和作品当属“十七年”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他们是“当代文学形态的主要体现者，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中心力量”。②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于1949年10月，因此这份书目所反映的是对此前文学史的认知。它在体现20世纪70年代后期“拨乱反正”理念的同时，也谨慎地排除了右派与“胡风分子”。待到最后出版，情况又有所变化，详见表1，即该《丛书》常务副主编卜仲康提供的出版书目。③

依据这份出版书目，从1981年6月出版《秦牧专集》到1997年4月出版《晓雪研究专集》，《丛书》共出版了作家和作品研究专集88册。其中，“作家研究专集”83册，“作品研究专集”5册。从出版时间看，20 世纪80 年代出版70 册，20 世纪90年代出版18册。一般而言，新时期覆盖的范围以20世纪80年代为限，《丛书》的出版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但就整体背景和成书风格而言，它与这一概念内涵基本是相适的。由于体系庞大，加之诸多因素，实际出版似乎更为复杂。“白皮书”系列的一些重要作家研究专集，如郭小川、杨朔、杨沫、路翎等并未出版；《张志民研究专集》《于伶研究专集》《崔德志专集》等书目虽拥有书号却未被列入上述出版书目。此外，还有部分作家研究专集存在盗版问题。①

在观念取向上，《丛书》与原有的白皮书保持同构，继续践行“十七年”时期民族化、大众化的思路，不仅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和儿童文学，还高度重视工农兵，尤其是军事题材文学。在相关报道中，这部分研究专集被特别推荐和介绍：“为了填补解放以来我国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空缺，繁荣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将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统一安排下，陆续出版一批著名部队作家的研究专集。”②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研究专集共13册，占出版书目的14.8%。在这13册中，既有刘白羽、魏巍、王愿坚等文学史时常提及的作家，也有如陆柱国、梁信、胡奇等逐渐淡出文学史视野的作家。

对比原有白皮书书目，其所选的作家和作品也有不少调整。除了再增加茅盾、田汉、陈白尘、洪深等跨代作家研究专集外，还新添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当代作家，以及20世纪80年代有较大影响的若干第二代作家研究专集。前者如《刘以鬯研究专集》（1987）、《聂华苓研究专集》（1990）；后者如《谌容研究专集》（1984）、《刘心武研究专集》（1988）、《张洁研究专集》（1992）。就内容来看，已出书目虽仍按白皮书有关“作家生平和创作”“评论文章选辑”“作品著译系年”“评论目录索引”4 个部分划分，多方面地对“前30年”进行反映，可看作是白皮书的“扩充版”，但根据时势变化，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增删和调整。以出版于1981 年的《赵树理专集》为例，将其与1979年印制的白皮书比对，不仅在新增的“附录”中，选录了两篇有关批判赵树理的文章，而且在“评论文章选辑”部分，还增编了周扬和康濯所写的序、跋，以及《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刘再复、楼肇明、刘士杰）、《“现实主义深化”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唐再兴、郑乃臧）等文，加大了文学史审察的分量。与《赵树理专集》相比，《李季研究专集》出版显得有些拖延，从1979年的白皮书到1986年的正式版，历经数年。在正式版的研究专集中，除增加了对李季的悼念性文章和具体作品评论，也抽去白皮书中李季写的《毛主席的革命文艺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斥“四人帮”对文艺队伍的诽谤和污蔑》一文。与此相似，还有《王汶石研究专集》中被删去的《恩深似海》。

总之，从白皮书到正式版，除了整体上扩容增量，20世纪80—90年代政治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嬗变也均在《丛书》中得到反映。不过，尽管有变，甚至有矛盾与抵牾，但从总体来看，仍然受到“十七年”文学的影响，也契合邓小平有关“十七年”文学“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①政治评判和定性。在此意义上，它不妨可看作是“十七年”文学延长线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