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东北话剧的制度型构、文化生产与历史价值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黑、吉、辽三省得益于历史的积淀和社会现实，建构形成了一整套与工业基地物质生产体制匹配的话剧生产与传播制度，并取得堪称辉煌的历史成就，是“十七年”话剧领域的重要流派和生力军之一。尽管诸多当代话剧史和文学史著述都对东北话剧有关注和评价，但总体上的认识和评述还可以再深化和拓展，以展示其历史价值和风貌。

一

东北自古就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域，而是塞垣之地，向被称为人文不盛，故此，东北在现代文学史与话剧发展史上也非主流。但有几个事件在近现代话剧史上还是颇有意味的。一般公认中国现代话剧的开端是1907年留日学生李叔同等人组织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后在上海经新剧、爱美剧的创作实践而发展起来。不过早在1910年，东北延边地区已开始了朝鲜语话剧的编演活动，应该算是中国现代话剧较早的起源地之一。此外，日俄战争后，在沦为日本海外殖民地的大连，也有一些日本的戏剧艺术家、话剧团体，以及来自欧美的艺术戏剧团体，多次到大连演出。①1907年，进驻大连的一些日本话剧演员开始演出日本新派剧《不如归》。②这是半殖民地时期中国暂时被强行占领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性质比较复杂，但其与春柳社在东京的演出基本在同一时期。其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排演中文话剧，一个是日本人在中国排演日语话剧。1910年后话剧扩散至大连以外的沈阳等地。由此，处于文化边地的东北，是否也可以被认作是近现代中国话剧的起源地之一呢？换言之，中国近现代话剧的起源是否也是多元共生的局面呢？

当然，史家认为东北现代话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新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就职的辽宁籍剧作家杨晦，以东北故乡为题材创作的表现反封建反礼教之时代呼声的话剧作品成为其代表。但总体上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话剧还比较稚嫩和粗糙，没有经典作品出现。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政权在不断制定和出台对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和思想言论的打压整肃性政策的同时，出于粉饰伪满洲国的所谓“建国新貌”的目的，也制定了若干对于文艺，包括话剧剧团、创作、演出的奖励政策，并连续搞了多次征文、汇演与表彰活动，建立了“新京大同剧团”“奉天协和剧团”“哈尔滨剧团”三大职业话剧团，以及各地多达80多个的话剧剧团、协和剧团和放送（广播）剧团，并组织这些殖民化职业剧团常年到各地巡演。这种由征集剧本、巡演和奖励等构成的话剧文艺生产与传播装置，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殖民统治，进行洗脑性质的欺骗宣传，但不可否认，这也间接对话剧的普及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这种伪满话剧的巡演活动之频繁与广泛，不亚于抗战时期东北以外地区各种戏剧的巡演活动。在殖民化戏剧之外，也出现了李乔、安犀等创作数量较多的话剧作家，其作品客观存在着通过爱恨情仇等故事形式，表达一定的潜隐曲折的反殖民与避殖民意识。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地区，是中国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工业基地，也是粮食的主产区。故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把东北作为最主要的基地，把第七届中央委员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和数万名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派往东北，其中包括从事新闻出版、文化宣传和文学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延安鲁艺先后组织派遣了两批赴东北的文工团，受东北局指示先后组建了4个规模颇大的东北鲁迅文艺工作团和东北音乐工作团，开展了频繁的文艺宣传和戏剧演出活动。延安鲁艺也整体搬迁到东北。戏剧界著名人士，如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作者、歌剧《白毛女》的执行导演的王大化，以及安波、李之华、颜一烟、鲁亚农、刘莎、胡零、江帆、丁毅、陈其通、沙蕻、张庚等，也从陕甘宁等根据地来到东北，使东北的新闻出版与文化艺术活动在短期内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话剧的创作与演出在此时堪称繁荣。①据初步统计，东北解放区隶属于中共党政军的和民间的戏剧类团体近百个，演出包括话剧在内的各类戏剧200多部，活动地域广泛，演出频繁。仅鲁艺东北文工团三团在1947 年7 月15 日―1949 年1 月9日期间，就演出208场，观众近50万人。②这一时期的大量作品都是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应时之作，少精品和经典。其中出现了初具规模的由工人创作、反映工厂生活的工人话剧，还有反映农村生活的农民话剧。这使得在五四新文学诞生之初就提出，经由20世纪30年代左翼的不断倡导，抗战时期民族化大众化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再由延安文艺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大众化思潮，真正在东北落地生根，并形成了专业文艺创作与工农群众文艺创作比翼双飞的局面。特别是工厂话剧创作和工人写作蔚然成风，仅大连地区在1949年前隶属于大连工会的剧团就达89个，各厂矿企业近1500名工人参与了戏剧活动，③哈尔滨也有东北铁路文工团、中长铁路文化宫文工团、哈尔滨工人文工团等。来自延安的作家草明还专门编选了《东北工人剧选》。这些文艺实践成为东北现当代文学史中绵延到“十七年”时期，甚至80 年代的文艺现象。直到80 年代，哈尔滨工人话剧创作和演出还有一定规模，④而大中型企业更多的沈阳等地，情况亦是如此。

由于有历史积淀，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话剧创作的人才队伍、演出实践等的积累，以及这种话剧文化所形成的支援意识，造就了当代东北话剧一度兴盛繁荣的局面。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现代性目标——新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构的完成，为这一建构做出重大贡献、本身就是其组成部分的东北解放区文艺，其自身在革命性历史中形成的很多制度和装置，自然被直接移植和复制到国家政权制度体系中，其为新中国文艺制度的生成起到了启示和促进、铺垫和形塑的作用，成为被新制度吸纳和转化拓展的有机组成部分。①

二

1951年6月，第一次全国文工团会议规定，在中央、大行政区及有条件的大城市设剧院和专门化的剧团，以剧场演出为主，逐步建立剧场艺术体系。至此，中国话剧开始转变文工团的战时作风，以及1949年前民间知识分子的同仁演出形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国有话剧院团演出机制。②首先，得益于历史基础和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化与工业化领先于国内大部分省市的优势，东北在三大省会城市建立起了国内一流的话剧院，如哈尔滨话剧院、长春话剧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还有相应的儿童剧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哈尔滨话剧院、长春话剧院位列全国八大话剧院之中。其次，在具有话剧创作演出历史的地区和城市设立有建制和剧场、有创作和演出的话剧团。吉林的吉林市话剧团、延边话剧团、四平话剧团、白城话剧团等，辽宁的省话剧团、沈阳话剧团、大连市话剧团、鞍山话剧团、抚顺话剧团等，黑龙江的鸡西话剧团、佳木斯话剧团、齐齐哈尔话剧团、牡丹江话剧团、大庆市文工团话剧团等，共计有几十个有一定实力、规模和特色，有代表性剧作并进行过跨区域演出的有影响的剧团。再次，新中国成立后加大了对东北工业基地建设的力度，东北不少大型企业也依托体制进行文化的再生产，在继承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工人话剧剧团的基础上，也建立起各大工矿企业和行业的工人剧团，有些大型企业的工人剧团演出和工人戏剧创作等文艺活动的频次和水平，甚至不亚于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级剧团。“十七年”时期东北的企业话剧团与俱乐部、文化宫（大型工矿企业等都有自己的文化宫，如哈尔滨铁路与建筑工人文化宫），与政府设立的俱乐部和文化宫及其文化设施，形成了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文化装置。在诸如五一劳动节等重要节日里，这些剧团经常举办纪念性、慰问性和配合国家政治与国际形势要求（如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的演出。它们与东北工业基地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存在对于工人戏剧等文艺活动来说，是重要的物质助力和精神依托。

此外，东北还有若干颇具规模与特色的话剧团。其一是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抗敌话剧团，其前身是1937年建立于晋察冀边区的抗敌剧社，后改编为华北军区文工团。1955年5月，华北、西北、东北军区文工团的话剧队，合编成沈阳军区政治部抗敌话剧团，并先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沈阳军区文工团抗敌话剧团、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队话剧队。③其二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话剧团，该团前身是伪满时期“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一些中国演职员建立的话剧团，当时受到伪满警察部门暗中监视调查。伪满政权解体后，“满映”被中国共产党接收并改造，而这个话剧团一直存在并演出，在当地和跨省域的全国性演出中影响很大。其三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边话剧团，其在50年历史中演出了大量话剧，也是以民族语言创作和演出的颇有成就的话剧团之一。

1949 年之后的话剧体制中，汇演、巡演、调演、交流观摩等演出活动是制度化的重要一环。1956年3月1日―4月5日，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在北京举行，全国参演剧目中有多幕剧32部、独幕剧18部，来自全国41个话剧院团的共1997名戏剧工作者在天桥剧场、首都剧场、实验剧场和总政排练场演出，演出持续34天。获多幕剧一等演出奖的20部作品中，有来自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进再前进》、沈阳军区政治部抗敌话剧团的《战斗里成长》、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话剧团的《春香传》，占获奖总数的15%。获独幕剧一等演出奖的6部剧作中，黑龙江省话剧团和哈尔滨市话剧团联合演出的《家务事》、吉林省话剧团和长春市话剧团的《不能走那条路》《黄花岭》《关不住》，占获奖总数的83%。获多幕剧二等演出奖的12部剧作中，沈阳市话剧团和中国煤矿文工团①的《瓦斯问题》《地下的春天》，鞍山市话剧团的《不平坦的道路》，占获奖总数的25%。获独幕剧二等演出奖的12部剧作中，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的《火车开来的时候》《东西两峒口》、②黑龙江省话剧团和哈尔滨市话剧团联合演出的《百年大计》、吉林省话剧团和长春市话剧团联合演出的《两个心眼》《早晨》、黑龙江省话剧团和哈尔滨市话剧团联合演出的《马》，占获奖总数的59%。可以说，此次汇演是东北地区话剧实力的一场集中亮相和成就展示，参演剧目和获奖作品数量之多在全国名列前茅。③1960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中，东北也表现出雄厚的实力。在整个“十七年”时期的话剧发展中，除了北京这一中心（戏剧教育程度高、团体和剧院数量最多、规模较大）外，上海以黄佐林导演为核心的话剧创作、天津的津味话剧和东北三省的话剧团体和创作实践，构成了当时话剧领域的几股重要力量。

除了中央和国家部委安排的汇演外，各个省市也有自己的省内汇演和巡演体制。自话剧在东北扎根以来，巡演就是一种重要的演出形式，伪满时期的几大职业剧团有将近一半时间到各地区巡演，目的是对伪满政策进行宣传。日伪建立的东亚最大殖民主义电影机构“满映”，则有制度性的巡回放映要求。而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党政军各剧团和文工团、宣传队的演出形式主要就是流动性演出，他们服从并紧密配合东北局宣传部的政策性任务要求和活动安排，在东北各地进行了几乎是马不停蹄的巡回演出，演出活动极其频繁。最有代表性的是延边话剧团，他们自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国内外的巡回演出地有368处，巡回演出达到数千场次。④其次是长影的演员话剧团，50年来在全国的巡演频次和影响，也独树一帜。

东北地区的戏剧观摩演出也是东北话剧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1953年，第一届东北三省的戏剧、音乐和舞蹈观摩演出在沈阳举行，这一年在文化部“提高艺术质量，使剧团走向专业化”⑤的体制改革指示下，具有光荣历史的松江鲁艺文工团、黑龙江省人民文工团、哈尔滨市文工团分别改为话剧团，并参加了此次观摩演出。东北三省从“十七年”时期到新时期，除“文革”期间被迫中止，一直存在省内和跨省区的戏剧汇演、评奖活动。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共举办过三届话剧节。这些话剧节、汇演与评奖活动，是“十七年”时期国家与地方建构的戏剧文艺制度的举措之一，也为“十七年”时期东北话剧的繁荣做出了体制性贡献。

总之，依托于东北工业基地雄厚的物质基础，如最早以中东铁路建设时期哈尔滨的铁路俱乐部为模式、新中国时期广泛地存在于东北大中型企业和城市的文化宫，从伪满时期就开始的院线建设、新中国时期得到更大计划性布局与建设的影剧院，也依托于国家体制性的文化戏剧制度与生产传播装置，“十七年”时期东北产生了众多话剧团体，其中不乏享誉全国的代表性话剧团体，出现了以李默然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话剧演员，生成和造就了丛深、崔德志、胡零、孙芋、安波、①村路等一批著名剧作家，以及一批有造诣的话剧导演，他们合力造就了“十七年”时期东北话剧的兴盛局面。

三

完善、缜密和系统化的话剧制度与生产装置，其运行目的和社会与美学效应，最终都要体现在话剧的生产及其结果上——自创与移植、改编的剧本及其舞台演出实践的接受度与影响度。“十七年”时期，东北各省市众多话剧团的文化生产暨演出传播实践中，占相当比例的是改编和移植及翻译的话剧，其中一部分是现当代的经典话剧，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伪满时期，在殖民政权限制和整肃的环境中，曹禺的话剧却能经常被殖民性质和非殖民性质的剧团搬演（当然其中的某些情节可能被删削或改编）；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和国统区也不断有曹禺话剧的演出；“十七年”时期，东北不少话剧团都较为频繁地演出了曹禺的多部话剧。其次，“十七年”时期移植、改编最多的还是革命历史题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题材、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题材、历史题材和新旧社会对比题材的话剧，特别是红色经典话剧，占据了改编、移植类话剧的主要份额。郭沫若的历史话剧《蔡文姬》《孔雀胆》、阿英的《李闯王》、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老舍的《西望长安》等被改编较多。这些移植、改编话剧不仅在东北各地演出，也在全国其他地方巡演，不少演出都产生了轰动效应，受到主流报刊的报道评论。还有部分翻译话剧，如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的苏联话剧《乐观的悲剧》《以革命的名义》，赴北京和上海等地演出，引起轰动。《人民日报》于1959 年11 月16 日在“丰富多彩的话剧舞台”专栏中，以《哈尔滨话剧院为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二周年来京演出的乐观的悲剧和以革命的名义，是两出激动人心的苏联话剧》为题，予以赞扬。②不仅是东北三省省会城市著名话剧团的诸多作品进京汇演和全国巡演，一些地方话剧团如延边话剧团、本溪话剧团、鸡西话剧团、吉林话剧团、长影的演员剧团等，都有改编和移植性话剧作品巡演于大江南北，赢得好评，产生广泛影响。其中，延边话剧团把很多“十七年”时期的当代主旋律话剧改编为朝鲜语话剧演出；长影的演员剧团改编话剧50余部，还利用影戏双栖演员和编导人员的卓越能力，把一些工农兵题材、革命战争题材电影改编为话剧在全国巡演，受到好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