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争与新时期的文化政治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小说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发表后反响很大，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和代表性作品，奠定了蒋子龙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也是学界研究“改革文学”绕不开的一部作品。近年学界对《乔厂长上任记》的研究，有的以其为个案反思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考察其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如张文联的《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政治》、黄平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也有的着重考察《乔厂长上任记》所引发的论争问题，如徐勇的《“改革”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困境——对乔厂长上任记争论的考察》。在现有的对《乔厂长上任记》论争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是从文艺界和官方的角度来考察，而对于读者这一环则讨论较少。实际上，文学报刊围绕《乔厂长上任记》举办的作品研讨会和座谈会，以及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过程中，始终有读者热情参与和支持。因此，本文将着力呈现文学专家（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家）、官方和读者三方介入《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论争、座谈会、评奖等环节，探讨这三方力量参与建构经典的具体过程，以此深入探究《乔厂长上任记》经典建构背后的文化政治内涵，进而挖掘“改革文学”热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消退的深层原因。

一、蒋子龙的争议与《乔厂长上任记》的论争

《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经历10年动乱的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涣散，老干部乔光朴主动请缨担任厂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扭转了衰败局面。小说大胆揭露10年浩劫对我国工业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害，暴露了领导干部层的某些阴暗面，反映了“四化”建设面临的种种阻碍和矛盾冲突，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小说发表后，在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工人日报》等报纸转载后，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乔厂长”成为人们竞相谈论的对象，呼唤“乔厂长”式人物的到来成为人们的热望。

但没过多久，《乔厂长上任记》就遭到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天津日报》分别在1979 年9 月12日、9月19日、10月5日、10月10日的“文艺评论”栏目整版发表评论文章，其中有否定和批评，也有肯定和赞美，①意图形成百家争鸣、艺术民主的氛围。但从文章篇幅占比来看，很显然批评的文章占据主导地位，且批评的火力也较猛烈。这些文章批评《乔厂长上任记》在思想倾向和人物塑造上有严重问题，批评集中在郗望北这一人物形象及乔光朴对他的态度上。小说中郗望北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伤害过不少老干部，也包括乔光朴。“文革”结束后，电机厂党委根据群众的一再要求，宣布将郗望北停职清理。但乔光朴却不计前嫌，大力提拔郗望北当自己的副手。召珂认为：“郗望北这一形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那股企图翻揭批查运动的案的逆流，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②宋乃谦、滑富强批评乔光朴“把‘四人帮’诬陷老干部，和我们的揭批查运动混为一谈”。③刘志武认为郗望北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反对揭批查者的形象”，“正是神秘的小说人物郗望北的出现，才是《乔厂长上任记》引起争论的症结”。④王昌定认为：“作品从始到终缺乏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反倒充满了对揭批查运动的不满和诋毁，再对照小说中对一群曾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包括冀申）的讽刺嘲笑甚至挖苦的描写，不能说作者的爱憎是不分明的。”⑤这类批评文章认为，小说中乔厂长同情并重用造反派头头、“火箭干部”郗望北，反映出作者借此反对党中央的“揭批查”工作和思想解放运动。

但天津方面也并非铁板一块，天津的文学期刊《新港》1979年第11、12期连续刊登6篇评论文章⑥和4篇来稿摘登，⑦旗帜鲜明地正面肯定《乔厂长上任记》。针对《天津日报》上大量批评郗望北、反对“揭批查”的观点，《新港》的评论文章用客观的分析予以反驳：“为了反映当前一些人的真实的思想情况，才写了一段郗望北对自己‘停职检查’问题的看法。只要我们对郗望北那段关于‘火箭干部’的议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可以知道，它并不是如同召珂所指责的那样，是在气焰嚣张地翻揭批查运动的案。而是通过郗望北的话，提出了必须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特别是那些只犯过一般路线错误现在改正认识了，并有革命热情和工作能力的新干部的问题，就是说要反对这一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倾向。”⑧“蒋子龙同志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以艺术家的勇气塑造了郗望北这个犯过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青年干部形象，最后不是把他打倒，而是让他为四化贡献力量，这就打破了流行的公式，使造反派出身的青年干部的形象富有新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⑨实际上，早在8月22日，《新港》就邀请了20多位业余作者针对《乔厂长上任记》进行了座谈交流。与会人员都认为《乔厂长上任记》引起强烈反响不是偶然的，“这篇作品就是用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写出了人民要求实现‘四化’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心情，揭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来现实生活中新的矛盾，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⑩参加座谈的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所以他们的发言可以看作是广大读者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态度。

由此可见，天津的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和普通读者对《乔厂长上任记》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天津日报》。作为天津市委的机关报，《天津日报》反映的实际上是天津市委领导对蒋子龙及《乔厂长上任记》的态度。1979年12月25日，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刘刚亲自给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写“告状信”，并请朱穆之将信转给胡耀邦、周扬。他在信中表示，在市委宣传部召集的《天津日报》编委座谈会上，按朱穆之同志指示批评了《天津日报》“戴帽子、打棍子、揭作者老底”，但他坚持认为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小说中“文革”造反派头头郗望北的论调以及乔光朴对其的重用，阻碍了天津正在展开的“揭批查”运动，并要求中央能给《天津日报》一点民主权力，准许其批评这篇小说的缺点和错误。①“揭批查”运动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中共中央把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作为各项工作的纲，目的是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流毒。联系当时的政治语境可以发现，虽然《天津日报》上的4篇批评文章也强调要民主评议，实际上已将此问题上升到政治批判层面。

蒋子龙和天津市委领导及文艺界的纠葛由来已久。1976年，蒋子龙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了《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是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对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渐趋好转。面对矿山机械厂生产混乱、百废待举的局面，机电局局长霍大道拖着病体，亲自率领机电局各大厂挑起整顿机械工业厂的重担。作品问世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但由于政治风云突变，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机电局长的一天》由于对工厂科学管理和工业生产力的强调，被视为“为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的代表作受到批判。时任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召开了一次创作会议，这次会议决定让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做公开检讨。经过《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与天津市委领导王曼恬的沟通，蒋子龙同意写检讨。但由于检讨初稿未获通过，实际由袁水拍定调而由李希凡执笔，拟出了《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的检讨文章。同时，为了遵照“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蒋子龙在天津市委领导王曼恬点名要求下，参加了话剧《红松堡》创作组，并写出了反映同“走资派”斗争的农村题材小说《铁锨传》。检讨文章和小说同时发表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4期。

两个月之后“四人帮”倒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毒草”《机电局长的一天》变成了“香花”，而《铁锨传》又成了“大毒草”，受到了公开批判，蒋子龙也成为“揭批查”的对象。发表蒋子龙小说的《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认为蒋子龙写《铁锨传》，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负责，应由编辑部及上边的决策人负责，蒋子龙是可以“说清楚”的。“尽管天津有读者就这篇小说给该刊和《人民日报》写来批判文章，并说蒋与‘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王曼恬的阴谋活动有牵连，但该刊和《人民日报》则对此置之不理。”②《人民文学》甚至主动跟蒋子龙道歉并向他约稿，据涂光群回忆：“没过多久他送来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给《人民文学》。这篇手稿复审时我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我请《机电局长的一天》原来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当时他正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参加对小说稿的文字润饰。定稿后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以显著地位刊出。”③

二、权威报刊、文学评奖与《乔厂长上任记》的经典建构

不同于《天津日报》和天津市委对蒋子龙和《乔厂长上任记》的批评，北京文艺界和中央层面对《乔厂长上任记》一直持支持和肯定的态度。“但北京的评论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评论，连《文艺报》也只是在‘新收获’栏目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介绍性评论。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对《乔》的批判和否定文章后，北京方面才动作起来。”①《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文学评论》等主流报刊通过发表正面评论文章、组织座谈会等形式，不断肯定和强调《乔厂长上任记》的积极意义，而读者的欢迎和支持成为这些文章着重突出的一面。读者的身份具有政治先进性，成为文学评论家们论证《乔厂长上任记》正面意义的有力确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的《理论动态》第85 期（1978年9月15日）发表了《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一文，将文艺作品的评判权力和标准交回到人民群众的手中。而在对文艺作品的评论上，文艺领导和文艺专家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排斥和对立的关系。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②

宗杰认为：“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全国人民为祖国的四化开始新长征的时候，要求我们的文学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反映四化斗争这个新的生活领域，提出和回答人们所关心的新的问题，积极歌颂为四化而奋斗的英雄。《乔厂长上任记》正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提出并回答了实现四化斗争中的一个尖锐问题。”③丁振海、朱兵认为：“在林彪、‘四人帮’危害十年后的今天，在比较多的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外伤、内伤尚未治愈的情况下，乔光朴的精神状态是难能可贵的。这个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反映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主流和方向，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意志和愿望。”④王扶认为：“《乔厂长上任记》不仅有着强烈的政治思想意义，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而且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那磅礴的气概，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奇峰突起的情节，富有哲理性的语言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⑤文华、宪镛认为：“小说把歌颂与暴露统一起来，把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同推动社会生活的前进结合起来，即是说，通过干预生活，作品向读者指示了一条如何对待现实生活——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道路。应该说，这正是《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主要特点和突出的成就，也是它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根本原因。”⑥

1979年10月6日召开的《文艺报》编辑部会议上，冯牧发表了深思熟虑的系统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撰写一篇评论，论述乔厂长是一个典型，希望发表一篇论述改革题材和改革人物的评论，表达对《乔厂长上任记》的肯定和赞赏。刘锡诚接受任务，评论文章采用了冯牧发言时所起的标题“乔光朴是一个典型”。⑦这篇文章肯定了乔厂长的改革举措，强调了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革命青春的闯将的典型形象……《乔厂长上任记》是正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的时候文学创作领域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力作。”⑧值得注意的是，《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安排在《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即第四次文代会专号上发表。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落实到文艺上，“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①《乔厂长上任记》很显然呼应了第四次文代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