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符号、微观剖析与总体性建构

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聚焦秦岭深处“北斗镇”的乡土世界，笔触绵密，交织着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生动描绘了安北斗、温如风、孙铁锤、草泽明等人在社会转型期的沉寂、张狂与蜕变，深度挖掘了转型期社会的各类问题，有急切直率、尖锐泼辣的批评，也有委婉醇厚、含蓄蕴藉的建议，有忍着愤怒的温存，也有含着泪水的笑意。小说隽永深长，寓意深刻，是近年来少有的观照现实的力作。

一、“树”与“星空”：人生隐喻与文化象征

“树”在陈彦的作品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在《大树西迁》中，苏毅带到西部的橘树开花结果（与返回上海的橘树只长叶不开花结果相比较），象征着交大一代学人在西部的落地生根。在《西京故事》中，树一方面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因子，如何处置老家的两棵紫薇树，是卖钱救急还是隐忍坚守，成为罗天成和罗甲秀父子矛盾冲突的导火索；另一方面，它们也是文化象征的符号，唐槐和看护唐槐的东方雨老人，代表着西京这个古老城市的文化坚守，曾经救命的紫薇树，则是乡土世界的文化精灵，是主人公们最后的归宿。

《星空与半棵树》中，“半棵树”是推动故事前行的重要行动元。小说的第一幕即是北斗村仅剩的一棵大树被盗。这棵古槐在村民温如风与村长孙铁锤的地中间，两家积怨甚深，产权不清晰的树得以在“大树进城运动”中幸免。温如风判定孙铁锤勾结他人将树盗卖，从向镇政府讨要说法，到因何首魁办案不力而上访，再到因上访被打成重伤，直至奔赴省城、京城上访，温如风由此走上了一条“上访专业户”的道路。温如风的同学安北斗则因与他相熟，受命解决其上访问题，由此两人便开启了长时间的“量子纠缠”，围绕着上访与劝访的辛酸苦辣、悲欢离合、波折纷乱，小说的叙事得以徐徐展开。在小说最后，温如风终于在西京的别墅区见到了他的“半棵树”，不由得“百味杂陈、百感交集”“哭得呜呜呜地如秦腔苦音慢板一般渗人心脾、撕肝裂肺”。①大树失而复得，生活却已变了模样。丢失、寻找、重获，围绕着半棵树，小说叙事走出了一个圆环，但人生，却走不出类似的圆环。为了半棵树，温如风失去了生活、家庭乃至性命的整个森林，安北斗也妻离子散、受尽白眼。人生的悖谬与荒诞竟至如此。

“半棵树”亦是温如风人物命运的表征。温如风，本应人如其名，温和如风，却不知风也有多张面孔。所谓“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微风拂面是一面；所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狂风卷集着乌云是另一面。温如风，并非谦谦君子之“温如玉”，其如暴风，有执拗的一面，有“暴走”的一面。“半棵树”被盗，财物损失到在其次，其关系的是温、孙两个家庭的前仇今恨，更关乎个人的尊严。而尊严，是乡土世界极度看重的东西。于是，温如风开始了他的上访，开始了他“料峭如铡面刀”的“暴走”，开始了他在城市里的游历，一个卑微、边缘又触目惊心、略带喜感的上访故事得以徐徐展开。

老槐树因“大树进城运动”被盗，温如风因老槐树被盗而进城上访。树不静，则风不止，大树进城与温如风进城、树与风之间有着更加复杂的同构关系。离开了故土的温如风失去了根基，一如离开了故土的大树。进了城的温如风并未能融入城市，无论是在西京还是在北京，他始终是城市的孤魂野鬼，一如本雅明所言的“游荡者”，成为现代废墟的收藏家和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者。离开故土的大树可以通过挂吊营养液而异地重生，成为“游荡者”的温如风卒因车祸而客死他乡。“大树进城”与“上访者进城”同途异归，个中况味，值得深索。脱离了故土的树可异地生根发芽（如《大树西迁》中的橘树），脱离了故土的人却不再是彼时彼处那个完整的人，现代性的焦虑与总体性的诉求伏脉千里。

《星空与半棵树》引用了康德的那句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还有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①“ 星空”是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小说中的叙事与康德的哲思、梵高的绘画形成互文关系，共同指向一个更加神秘又更加高蹈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物质层面的，又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如果说，树代表着中国文化坚韧、厚重的一面，是向下生长的，是现实主义的，那么星空则代表着中国文化轻盈、灵动的一面，是向外延展的，是浪漫主义的。星空与大树，两相映照，令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得以彰显。

当所有人盯着现实，盯着脚下，甚至盯着半棵树锱铢必较的时候，安北斗仰望星空的举动未免不合时宜，甚至滑稽可笑。作为北斗镇屈指可数的大学生干部，安北斗最初仰望星空被认为是文人做派、名士风流，也是其俘获杨艳梅芳心的重要助推剂。但当他升职加薪无望，陷入各种琐屑工作之后，仰望星空则被视为不打粮食，不务正业，成为众人群嘲的对象。安北斗观星自有其一整套的文化逻辑和世界观。如他劝导温如风所言：“地球都是浩瀚宇宙的一粒微尘。你那半棵树和牙花子，何值一提？”“只有这星空，才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②小说透过安北斗的视野不吝言辞地赞美着星空，歌颂开阔、丰富而又深邃的天幕，使生态的主题呼之欲出。

人们对于星空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卢卡奇看来，古典时代的一切都是确知的，星空也不例外，“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空所照亮。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又是人们所熟悉的，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③这与前述康德的话并不一致，在康德看来，星空是外在的、高远深邃的，道德律令则是内在的、内向深沉的，但它们同样都是神秘而又令人敬畏的。星空不再是一个确知的、可以把控的东西，而是一个接近无限、不可触碰的存在。因此，当深邃神秘的星空与复杂的道德律令相缠绕时，世间的烦恼已非仰望星空所能净化，安北斗在行与思之间存在着一道道难题。

就安北斗而言，现实的磕绊远比星空的深邃更令人难以琢磨，“有多深邃神秘的天空，就有多繁复善变的人性”，“这是一个永远也探究不尽的空间”。④星空与人性缠绕交错，非对立，也不割裂。如果说仰望星空是安北斗理想主义情怀的话，那么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则是他现实生活中更加积极和更有效度的一面，这两者共同组合成生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仰望星空，他觉得无比幸福、快乐、感奋；回到大地，还有那么多亲情和需要他帮助的人，脚下真的很实在。他觉得自己活得已经充实满足了。”①作为一个基层公务员，安北斗处理计划生育问题、处理叫驴死后的遗留问题、协调“点亮晚会”的运作、处理施工方和村民之间的矛盾，更是作为追访人员和上访者温如风捆绑到了一起。小说借助安北斗的经历将基层公务员所面临的复杂事务和环境、挑战与困境，生动细致地描述出来。作家将安北斗初进北京时的恍惚、在西京的不适感、甚至在县城生活的不和谐，以及与作为城里人的孩子的疏离感描绘得入木三分，这里面既有现代性的焦虑，又纠缠着对城镇化的疑虑，作家所思考的山区如何发展的“真问题”也草蛇灰线，若隐若现。由此，小说一方面在描述仰望星空的理想的安北斗，另一方面亦将脚踏实地的根性的安北斗描刻了出来。而后者，又未尝不是大树的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星空与树，即理想与现实的交错，才是生存的本真。

无论是温如风，还是安北斗，小说的命名皆有隐喻意义。命名的焦虑，是现代性焦虑的重要子题，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认识，构成了今天人们思考问题的常态。当人们变成了虫子（如卡夫卡笔下）和毛猿（如奥尼尔笔下）之后，以总体性原则去命名的问题更变得无从入手。于是，我们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了测量员K，在王小波的小说中看到了M 和F。陈彦擅长以隐喻的手法，赋予笔下人物更多的符号性，论家早已辨识。②这种命名方式，既接续了当代长篇叙事的传统，又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符号空间领地。与温如风的名字一样，陈彦同样赋予了“安北斗”这一名字别样的意义。安北斗，一是安于“北斗”，根性文化长出的参天大树，不为外力所动；二是“安”北斗，也只有从这块土地长出来的大树才知道如何更好地去保护、发展它，而不是一本正经地瞎折腾。其他的人物，如孙铁锤，一如铁锤的暴虐；何首魁（何黑脸），让人想到捉鬼的钟馗；王中石，中流砥柱是也；孙仕廉，假廉洁真腐败；武东风，想得更多的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一方，因甘蔗酒而“烂一方”；南归雁，因上访而“雁难归”；草泽明，每每令人联想到流落山间的黑泽明。所有这些人物的命名，一方面是戏剧脸谱化的需要，并有所臧否；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有意编织的隐喻文化符号。从中，我们窥见了其对《红楼梦》《水浒传》等传统文学文本的接续与扬弃。

二、从北斗到永安：一个地方的微观政治经济学

安北斗和温如风所在的村庄叫作北斗村，所在的镇子是北斗镇。这两个地方都因地处秦岭深处的北斗山而命名，而北斗山因酷似天上的北斗七星而得名。北斗镇这个七八万人口的小镇归永安县管辖，永安县则是省里一个“十三不靠”的小县、穷县。天上地下，秦岭腹地，偏僻乡村，边缘城镇，小说叙事的基本地理空间由此得以建构。类似于“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小说借温如风上访的轨迹勾连起了西京与北京，其地理空间得以敞开与丰富，并与秦岭腹地小镇和乡村两相映照，共同建构了一个地方的微观政治经济学。陈彦以直面现实的巨大勇气，为我们揭示了基层治理的难题。

《星空与半棵树》没有明确的叙事时代背景。从小说中使用的通信工具的变化来看（从传呼机的使用到手机的普及），故事当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降。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小镇青年面临着金钱的困扰。经济变化与人心思变如影随形，小说借孙铁锤这个典型形象，揭橥了社会转型期欲望的膨胀以及基层治理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温如风式的勤劳致富在孙铁锤眼中不过是土里刨食，挣大钱和来快钱才是他心心念念的东西。起初，孙铁锤在北斗村也只是小打小闹，虽聚合了一群偷奸耍滑之徒却也并未掀起风浪。他费劲心思地盗卖那棵树也无非是因囊中羞涩，承包“点亮工程”，榨甘蔗酒，甚至克扣演出群众的费用，也都未挣到大钱。事情的转机来自小镇修铁路和高速公路，侄儿孙仕廉给他揽来了土石方的工程，使其一夜暴富。官商勾结，这正是孙铁锤发家的秘密。

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孙铁锤也完成了其从“地头蛇”到“暴发户”再到“黑恶势力”的人生转变轨迹，“孙铁锤由一个能人、强人，完全演变成了瞎蛋、恶人，如水之趋下，势不可挡”。①混迹于西京城的各种高端场所，混迹于各种各类人之间，孙铁锤做到了“开眼看世界”。他积极地融入这个城市，试图按照城市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行事。一方面，他与手握大权的孙仕廉进行了深度捆绑，以整捆的人民币和金条疏通了关系。“保护伞”的存在，使他可以和县上领导称兄道弟，镇上领导更是要看他的脸色行事，这滋长了他野心的膨胀，助长了其胡作非为的气焰。另一方面，孙铁锤掌握了资本运作的手段，进军房地产业，通过其侄儿拿到土地开发权，开发“秦岭后宫”项目，更加圈钱有术，并由此也成为全县“十大优秀企业家”。

手握政商界的重要资源之后，孙铁锤也彻底完成了“黑化”。一如小说中所言，“‘能人’与‘强势者’，一旦底线失守、约束废弛，必然衍生邪恶的本质”。②养打手、开赌场、放高利贷、欺男霸女，动辄断人手足、淫人妇女，肆无忌惮，他一路如奔马出栏、洪峰出山。孟繁华将陈彦的小说定义为“新世情小说”：“所谓新世情小说，就是超越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陈陈相因的写作模式，而是在摹写人情世态的同时，更将人物命运沉浮不定，融汇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社会变革之中。它既是小说，也是‘大说’，既是正史之余，也是正史之佐证。”③《星空与半棵树》正是借助孙铁锤这一北斗村的小人物，折射出了社会变革期的世态与世情。

孙铁锤的发家史与西门庆的发家史异曲同工。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为我们详细讲述了西门庆的发家史。西门庆本是清河县一普通的商人，他攀附于权贵蔡京，通过利益输送，换来了副千户的职务，他又打通关系，拿到了“盐引”，做起了官商和专卖，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发了家的西门庆并没有放缓敛财的脚步，他投机倒把、买进卖出，偷税漏税、损公肥私，在东平府呼风唤雨，放债营利，从一个“破落户”发展成为一个豪门巨商的“暴发户”。张柠分析过西门庆“女人—权力—金钱”的“欲望三角形”，认为其是西门庆“恶人之乐的坚固基础”。④在孙铁锤身上，这样的“欲望三角形”同样存在。作为北斗村村主任的孙铁锤，牢牢把控了北斗村的沙石资源，廉价攫取资源，一本万利却又源源不断，为他商业帝国的搭建提供了牢固的基石。因为孙铁锤仅是一个村主任，在整个的政治生态中，甚至连一个“官”都算不上，各种的政策与制度并不能够有效约束他，也就更加助长了他为非作歹的嚣张气焰以及高度膨胀的欲望。依附于“权力”，攫取“金钱”之后，孙铁锤将眼睛牢牢盯在让他最纠结的“女人”花如屏身上，征服花如屏，既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使然，又是彻底打败最大的敌人——温如风的心理作祟。与西门庆一样，孙铁锤最终倒在了欲望膨胀的路上。他强抢民女，公然施暴，最终被何首魁击毙。私欲的膨胀带来私权的泛滥，又引来公权的制裁。由权力而金钱，由金钱而女人，由女人而权力，孙铁锤也走出了一个“权力—金钱—女人”的“欲望三角形”。

当然，商品经济带来的欲望膨胀、私心泛滥只是一方面。小说也不遗余力地为我们描绘了经济转型期基层干部的困扰与进退失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