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有意义地从山谷流过

在当代诗坛上，周庆荣以充满责任感、历史感和主体感的诗学思想获得了广泛关注。诗人深刻洞察历史，思索现实，以第一线的“在场”视角来描摹世情，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将历史、社会、哲学话语融汇到诗学话语之中，抽绎出鲜明的民族风骨和精神形象，充分彰显出新时代文人的关怀精神。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将自身积累的创作技艺上升为方法论之一种——“格物、及物和化物”的诗歌美学，推动散文诗告别文体的“忧郁”，走向更加广阔的诗学天地。

自散文诗集《我们》（2010）、《有理想的人》（2011）出版以来，周庆荣的诗学理念主要体现在其“在场——积微系谱”①上。近年来，诗人多次强调其创作本质核心在“意义化写作”，打破了当前散文诗长期“幽闭”抒情的状态，更新了沉闷乏味的诗学套语，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散文诗理论和创作的转型。“意义化写作”话语本身带有批评性质，契合了陈超所强调的“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的美学价值。②它是对自身写作的文学评论，也是对散文诗写作的诗学批评，是隐含了写作和批评互文对话的诗学思想。“意义化写作”不仅是一种认知世界的特殊“思想方法”，也是诗人周庆荣的创造性写作，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衡估“诗与真”的关系。

与此对应，周庆荣的“意义化写作”自觉地引入“在场”的视角而非“上帝”视角，采取了较为明显的“身临其境”策略，与现场、时代保持亲密接触，展现出热气腾腾的画面感。加之诗人擅长引用历史故事和重释历史人物，自觉引入历史分析话语的维度，实践一种新编历史话语的生成模式，激活了历史话语和修辞的双重阐释，令读者耳目一新，耐人寻味。尤为特别的是，周庆荣能够从历史文化中发现种种“症候”，揭示出知识分子的内心隐痛，对现代性的焦虑做了个人化的洞见。诗人更奉献出其全部热情，一场围绕“格物、及物、化物”的修辞美学展开得峭拔从容，反映出他独特的才气和自信，以及一种在修辞中重新进行语言建构的博大之气。周庆荣将“意义化写作”娴熟运用到诗作中，既有杜甫忧国忧民的生命之痛，又有竹林七贤的旷达之怀，这或许是“意义化写作”带来的深层力量和奥秘所在。

一、坚持“在场性”的现代视野

有效的诗歌深具“现实感”，体现在对个体经验的“现场”剖露，表现出一种个人就在其中，浸入了个人生活叙事而又不回避具体历史语境的双重视野。诗人写出了历史的真实，通过个人的现场体验来描述历史褶皱中不被人们思考的原因和意义。如何在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之间找到平衡，使诗歌饱含个体经验和具体历史语境的张力，对当代诗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周庆荣正在自觉思考和努力实践。

“在场”是马丁·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其本义指“存在”，是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要义。海德格尔将“在场”的概念分为三类：“第一，它指现成的或者当前即在的状态；第二，指当前时间或者此时此地的一个时间点；第三，指此时此刻的呈现。”①三种含义分别是在一个空间层面与时间层面对事物发生状态的考察，当主体目睹了自身所见即可理解为“在场”，认识的目的在追求某种“在场”。“在场性”是“在场”的意义延伸，将事物直接呈现在眼前，是“面向事物本身”，是经验的敞开性、直接性和无遮蔽性，只有“澄明”才能使“在场性”本身的“在场”得以实现。

“在场”反映在文艺领域中，首先强调的是在场者的身份和“在场”状态，在场者以第一视角来介入现实，拉近在场者和审美对象的心理距离，达到自我与世界的有效统一。周庆荣的诗歌建立了在场者的身份和视角，不区分自然与人，将万事万物看作生命整体的一部分。“仅仅是藕吗？是真正沉默在泥土下面的生命。仅仅是藕孔？是它们必须学会不被窒息的关于呼吸的哲学。”②藕可食用，亦可观赏，其植物属性奠定了客观立场，而诗人将藕视为与人类平等的生命所在，它们有着与人类一样的生存需求，“不被窒息”，有着形而上层面的呼吸哲学。藕的隐喻含义较为丰富，它不仅隐喻着人类，也象征着当下的生存困境，更隐喻一种“窒息感”的生命状态。诗人设身处地思考藕的命运，试着与藕同在，感受藕寻求呼吸和释放的急切感，将自我和藕的生命化为一体，正是这种一体性使得藕不再是一个对象或客体，而是与抒情主体连接为一体的。周庆荣对审美的投入不是通过解释物体的构成和结构来理解世界，而是对一种“在场”状态的投入。

“在场性”的获得需要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既是物质审美化，更是一种精神审美化，以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诗人在萃取写作素材之前，往往考虑现实生活的审美化问题，现实生活需要审美经验，即“日常生活审美化”。“基本的经验世界本就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一个活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总是被‘掩盖’着的，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它的覆盖层也越来越厚，人们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这个最基本的、生活的世界体会并揭示出来。所以‘艺术的世界’竟常常表现为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③此概念不仅提到经验世界的本质是美学世界、诗意的世界，更为艺术者提供了揭示的路径，表现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作者虽未指出另一个世界的具体名称，但可以推出其是一个审美经验的世界，强调对本真生活的把握，“在场性”由此体现出来。周庆荣在《断垣上的掌印》中观察的是一枚不起眼的掌印：“初冬下午的阳光调整焦距，我看到一枚掌印深嵌在墙壁。”诗人不仅“在场”地观察这枚掌印，而且对其进行审美化表达“： 掌上的生命线长而散乱，虽然生活注定充满艰辛，但平凡者意志坚定。智慧线和事业线已经模糊，这验证了历史档案中永远有一部分内容属于沉默。它的爱情线被阳光照亮。”④掌印上的“生命线”“智慧线”“事业线”“爱情线”等内在布局受到关注，被诗人的审美经验所提纯，赋予社会性的内涵，并由此延伸出深层的思想意义，对平凡者的历史存在感进行确认。周庆荣的深刻性超出了“在场性”的艺术规范，赋予诗歌更加开阔的表达空间和更加深邃的思想主旨，在其诗集《执灯而立》中随处均能找到“在场”的视角和延伸的话语方式与思想内涵。

其次，反映“在场”，意味着主体介入客体的各个面向，达到完全一体的自然状态。周庆荣认为，散文诗的重要任务是反映“在场”，“在场”涉及现实各方面，它们不仅是诗人的审美对象，更与审美主体并存，从这种意义来说，诗人将“在场”看成宇宙生命整体的一部分，作为与主体同在的自然生命。《雨中观蒲》中的蒲草首先被作为观赏的对象，“在湖边的水洼，我凝神看蒲”，指出蒲草是被观赏的客体，点出其生长的地理环境，又从植物学属性来交代其柔软的特性和漂浮的状态，“它们其实就是一粒又一粒的绒毛，柔软、胆怯和分裂，它们是空气中飘浮的絮”。作为“在场”的诗人，在植物属性基础上赋予蒲草以人格素质：“这些大草，走出通常的匍匐。风雨交加之时，它们抱槌而立。”①蒲草此时获得与主体同等的权利，它走出了匍匐的低姿态，选择紧密抱团的粗硬态度，“抱槌而立”是对抗外在风雨时的无奈选择，也是保护自我的必备选择。蒲草与人同时“在场”，并实现了隐喻的转换意图，诗人强调：最坚定的意志性力量属于看上去涣散的人。

如果“在场”的最终效果是主客体的高度融合，那么客体融入主体之中是诗人们普遍采用的诗学方法，而周庆荣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主动选择让主体融入客体之中，以更加客观公正。这种融入较为生动的是诗集《有理想的人》，在文本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在于刻画新时期“有理想的人”的群像，在开篇的同名组诗《有理想的人》中，出现了“早上升起的太阳”“快乐的羊群”“东风”等意象，它们既作为“理想”的物象出现，又是主体“我”的想象中的“有理想”的美好存在，最后在“我”的审美体验中实现了客体的“在场性”，达到物我和主我的和谐统一。

最后，精神的“在场”需要诗人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所谓‘意义化’就是写作者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审美意识’的结合，让作品抵达某种生存意义的指向。”②“意义化写作”是这三个意识的叠加。担当和责任意识延续了中国诗歌“缘事而发”“文以载道”的美学传统，更契合当下的诗学理想：“新的时代，我们呼唤新的散文诗，呼唤具有自觉问题意识、历史担当、独立审美的大文本。”③反映在周庆荣的诗作中的表现在于：诗人将“在场”提高到散文诗的自觉建设中，“文字干预生活，尤其是对丑恶现象的针砭”，“我们不会甘心如此，而且会根据自身经验想在当下继续发挥作用，显示存在”。④

周庆荣的散文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状，作品呈现出鲜活的在场感和画面感：“说话间，运河就流到长江以南……一艘一艘的船轰隆隆地反证着夜晚的安静，沙石怎么也运不完，粮食从田野运到粮店，经过出售，一部分人就会温饱。”⑤短短的两句诗隐含着诗人多重情愫：一边为河流的自然属性遭遇破坏而难过，一边为勤劳的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而欣慰，体现出诗人的“在场”精神。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周庆荣的散文诗中有许多现实画面的描摹和书写，末尾是大团圆式的憧憬，其所描绘的大团圆并非传统意义的好结局，而是一种寄托了诗人理想的、可转换为现实的结局。

周庆荣笔下的现实不是具象的，而是宽泛意义上的。诗人将现实的境况以历史笔法来陈述，历史和现实模糊暧昧起来，现实的具象之物由此获得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如诗人在诉说“痛感”这一普遍性主题时，拒绝将血淋淋的伤口具体化，也未停顿于对痛苦的反复渲染，而是给不同时间里不同人物以诘问。在《创可贴》组诗中，诗人以多重排比的设问来呈现人类遭遇现实的“痛感”，自脚、手掌到自然的山、水、鱼，最后上升到人性的高度。而话语背后的思想更加发人深省，无论是正面的“健康”，还是负面的“疤痕”，都可以用“创可贴”进行修复和治愈。

要而言之，诗人的担当和责任意识不仅满足了“在场”的审美需求，而且丰富了诗歌启蒙教化的社会功能，这是“在场”身份和视野发生的重要维度，是“意义化写作”的一个重要面向。

二、从历史意识中探寻民族根脉

周庆荣是一位对诗歌精神保持绝对忠诚也最具恒心的诗人。长期以来，他在真切的个人生活和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之间达成同步展示，他擅长在细节的、匿名的个人经验中提取历史品质，努力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其自觉的诗学写作对历史和生存处境进行揭示，对散文诗语言进行深度勘探，对即将来临的可能性进行预示和批判，充分挖掘散文诗的“功能”和“本体”的潜力。

周庆荣熟读中国历史，具备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成熟的历史观。诗人对于陈子昂、岳飞、袁崇焕等悲剧历史人物有着深切的同情怜悯，更有着自我鼓舞和劝谏式的寓言，以便给读者思考的空间：如何处理个人和时代生存的关系？

社会学中的“历史意识”是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承载体，一方面内蕴着应对自然灾害和外来侵略等经验，另一方面延续和积淀了一代代人关于发展和治理家国与社会的智慧，从而为民族提供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①在诗歌创作领域，历史意识渗透在诗人的审美意识和情感中，并且以哲理思考的形式表现在作品里。

历史成为周庆荣思考现实问题的参照物，他提出散文诗要反映历史和当下，认为好的诗歌要有历史元素和文化的渗透。周庆荣的诗歌中充满了历史的元素和气味，他追本溯源，诗中有历史人物、历史情节，他不止于尊古敬祖，更有叩问历史、寻找存在的哲理思考，诗中深刻的历史意识有着惊心动魄的意味和苍凉，从而达到鉴古知今的目的，从历史中发现照见未来的“光”。《有温度的人》第一辑就以组诗形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编写和演绎，《诗魂——大地上空的剧场》分别叙述了孔丘、屈原、李白、王维、陈子昂、杜甫、柳宗元、李煜、苏东坡、李清照、岳飞11位古人的故事，全诗以诗剧的形式来呈现，以历史的眼光观照生活和人性，探索人生和世界，彰显了浓厚的历史情怀以及强烈的豪迈气度、人文情怀。《第一幕：孔丘走向诗》对孔丘的一生奔走进行了概括，将其教育和德行成果《诗经》作为影响后世的重要标志，诗人将孔子的文学成就推崇到政治和教育之上：

粟米批评硕鼠，树木反抗斧头。君子想念淑女，庙堂被布衣孤立。巧言毁德时分，或许，诗是最好的真理。

一首又一首诗，万里江山，三百种抒情。

论语是沉闷的，诗经不妨活跃。②

诗人用米—鼠、树木—斧头、君子—淑女、庙堂—布衣等矛盾体来隐喻强者和弱者，表达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和压迫，孔子为底层百姓生存和教育的权利祈求奔走而无效，以编辑《诗经》《论语》为历史做总结，为当时的社会做教导，孔子“仁爱”的哲学思想在诗人笔下获得了全新的含义。

树立大的历史观是诗人重新演绎历史故事的重要目标，通过对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淡化，催生了历史进步观念，显示出周庆荣赋予历史文化和思想的辩证能动性。《第二幕：屈原——一个节日的理由》，首先对孔子的“寂寞”表现出喟叹和共情，紧接着，以孔子做背景来介绍屈原出场，诗剧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来叙述屈原对楚王的忠诚劝谏和爱国之情，有着浓厚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性，其中“王”“美人”“汨罗江”“艾香”“水草”“鱼”“端午”等，组织串联起屈原的一生，虽然蕴含着悲剧意味，却用全新的结局解构和稀释了人物的悲剧性：“我睡在安静的河床，我的敌人庆祝一个节日的诞生。多年后，一场大火烧了敌人的城，那时，好人也会过节。”①由此来看，诗人更加注重未来，眼光久远，以“好人也会过节”来总结了未来“那时”，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更饱含着诗人对民族命运的美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