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看周庆荣散文诗观对中国诗学的当代贡献

说起来匪夷所思，当代文坛有个现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由于某种体裁被人为小觑，以致钟爱这一艺术形式的作者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为之辩护，这便是诗歌的亚类——散文诗。散文诗究竟是散文还是诗？如果是诗，为什么要以“散文”作为定语，并且不用分行排列的形式？如果是散文，为什么要用“诗”作为中心词？作者还有必要近乎执拗地追求诗意吗？散文诗体裁发轫于鲁迅《野草》，如今在文学视域中竟被错置于吟风弄月地带，或干脆被“边缘化”了。由于误解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不少散文诗作者也开始自斫其体，跌入自我构陷的沼泽。

这当然必须喝止。近年来，诗人耿林莽、灵焚、周庆荣和学者谢冕、邹岳汉等人针对这一现象纷纷发声。其中，周庆荣的一篇重磅“创作谈”《格物、及物、化物及其他——我的散文诗观》（以下简称《格物、及物、化物及其他》）堪称“宣言”级文本。该文仅有636字，收录于诗人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诗集《执灯而立》的压卷位置。3年以来，它光芒不减，熠熠生辉；而文坛也越来越意识到它那檄文般的力量，并视为散文诗界对中国诗学的重要构建与收获。

一、关于散文诗属性的本体论

《格物、及物、化物及其他》从理论维度廓清了困扰散文诗界已久的诸多问题，并准确诊断了散文诗被“边缘化”的症结，同时对其痼疾与沉疴给出正告与建议，具有刮骨疗毒般的价值意义。

针对创作界、读书界与学术界缠斗不已的问题——“散文诗究竟是散文还是诗”，周庆荣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散文诗的根部属性是诗，散文诗的写作者如何走出身份焦虑完全在于文本是否真正抵达诗。”①这对于结束散文诗属性的无谓争论，具有重要作用。诗人当然没有奢望这一见地会令有“身份焦虑”的散文诗作者醍醐灌顶，如梦初醒，因为周庆荣认为真正的考验乃在于“文本是否真正抵达诗”。换言之，当一个写作者笔下的文字无诗意可言甚至与诗无缘，那么无论他如何标榜自己，也是走不出“身份焦虑”的。

但是，作为当代散文诗界的领军人物，周庆荣并非借文章旌斾高挂后便自己一骑绝尘，而是就文本如何“真正抵达诗”，以切身体会给出具体建议：“走出对事物影像的过度描摹和轻易的抒情，以思想和本质的发现进行诗意的呈现。”信哉斯理。所有艺术最终和最高的锱铢，必较于“思想和本质的发现”。这也是文学领域大家巨擘与普通写手的分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前提是“以思想和本质的发现进行诗意的呈现”；而文本“对事物影像的过度描摹和轻易的抒情”原本就是“诗意的呈现”的赘疣，当不在讨论之列。

必须再一次确认，一个世纪前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汉语表达从文字到语言都获得了现代性的解放与高能释放。因而不必斤斤于散文诗这一形式是否要感谢波德莱尔及其译者，反而应该承恩于中国为诗与散文的古老国度。然则发轫于《野草》的现代散文诗必然因源远而流长，且无由不获得“叙述上的优势”。周庆荣清晰地看到这一点：“鉴于散文诗在叙述上的优势，写作者更要清醒自己在场的意义，让作品能够超越平均的立意，文字中料峭的部分便是你的写作价值。”这里，除告诫写作者不要凭恃散文诗“叙述上的优势”而怠惰，以下两个关键词最为警策：一个是“在场”，另一个是“超越平均的立意”。前者针对作者，拒斥向空蹈虚与无病呻吟，因为那无疑会授散文诗以“边缘化”之柄；后者针对作品，拒斥司空见惯与平庸凡俗，因为那和“思想和本质的发现”无缘。倘若散文诗写作基于这两个前置条件，那么作品文字中当会出现“料峭的部分”；而“料峭的部分”弥足珍贵，正是周庆荣期望并嘉许的“写作价值”。

在从理论维度上廓清属性、明确尺度和给出路径后，《格物、及物、化物及其他》的文字随即转入欢欣与自信调式：“我从未认为一种文本能被人为地边缘化，如同玉米绝不会被高粱覆盖，它们都是土地上美好的庄稼。分行或者不分行，只要是认真写诗，就把深刻的丰收写进粮仓。”这样的理念表达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温暖的比方是在参深悟透艺术形式与自然植被的相似机理后做出的，文体之间的区分度便形象地突显出来。尤为俏皮的是，“分行或者不分行”用来取譬文字与庄稼在田园生长的行间距，可谓天然契合，令人忍俊不禁；而“把深刻的丰收写进粮仓”，则一语揭示出土地与粮食、生活与作品的双重母子关系。当然，写到这里，周庆荣依然不忘告诫写作者心态要沉潜，勿轻率行文：“我们应该记住：散文诗是一种复杂的书写，是更加复杂和隐秘的诗。”从而再次叩响散文诗属性为诗的重音。

二、关于散文诗写作的方法论

如果说周庆荣对散文诗作者的告诫需要一个支点，那么他个人的写作经验应该是最有力的支撑。细察《格物、及物、化物及其他》文本不难发现，前述部分大致为散文诗的本体论；而更为闪光的则是它的方法论部分。诗人以个性独特、惜墨如金的文字，为散文诗在当代文坛的行稳致远给出了富有张力的启示。

周庆荣写道：“近年来，我一直坚持对目标事物的本质进行诗意的呈现，充分发挥散文诗对未来时空的一种预言性的优势。”这里，就“目标事物”一词的出现，需要重提诗人前文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在场”。显然，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存在之间，所有的艺术创造都是艺术家审美后的产物。既然是否拥有“思想与本质的发现”是衡量一切艺术品高下的试金石，那么“目标事物”固在，作者“在场”与否就必然会成为一道分水岭。

当“在场”成为疗救散文诗言之无物、矫揉造作的必要心态与立场时，诗人需要回答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无疑是作者“在场”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一问题箭镞抵眉，不容回避，而周庆荣给出了散文诗界迄今为止最有思辨力度的答案：“从方法论上来说，注意‘格物、及物与化物’。对所谓格物，是指我们如何从所接触到的事物中获得自己所需要，同时也对他者有意义的启示；及物，要求我们的写作必须在场，必须食人间烟火，必须能够让我们的写作去唤醒更多沉睡的经验；化物，要始终清醒写作主体本身的情感和知性的转换贯通，不拘泥于典故和任何已有的出处。”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却系统而又自洽，从理论维度上回答了散文诗作者应该如何处理创作主体与存在客体的关系；在生活与作品之间作者应该如何发挥主体能动作用；在作品与读者之间作者又该如何寻找并发现价值；在现实和经验、情感和理性、自我和他者之间作者应当如何转换贯通，从而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或许有人认为，就周庆荣散文诗观中3个核心概念的序列性而言，“及物”当在“格物”之前，所谓先“及”而后“格”。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在“及物”概念推出之前，诗人已经强调过关键词“在场”。它与“及物”近义同理，即欲“及物”必然“在场”，唯“在场”方可“及物”。“及物”之“物”，为事物或物自体，亦可理解为现实与精神、社会与自然。实际上，诗人文本中“物”的意涵指向有二：一是“人间烟火”，二是“沉睡的经验”。显然，关心民瘼与事物机理，少作或不作准风月谈，才是“及物”这一关键词的重心。

为什么散文诗写作需要“及物”？当年朦胧诗群捐弃质疑与批判精神，走向矫饰与自我美化后，诗人梁小斌敏感地发现，曾经的同道已经“躲进鼓浪屿的红房子里，墙上弹着吉他，经常怀念母亲。就是这样”。①他感到很痛苦，但拒绝“强装健美，在舞台上混”，表示“为了能够看清，往往需凑得很近”。②这与周庆荣痛苦反思后强调“及物”，应该说不谋而合。

不过，无论“在场”还是“及物”，都还只是诗人方法论中的起点、出发点，是态度、立场与站位，周庆荣散文诗观中的核心理念实际上是“格物”，它才是“及物”的目的、靶向与落脚点。诗人视“格物”为“思想和本质的发现”的重要手段，显然是对西汉戴圣“格物致知”的礼敬；而作为主要方法，“从所接触到的事物中获得自己所需要，同时也对他者有意义的启示”，更无疑是对明代王守仁“致良知”理念的脉承与光大。在这个意义上，“化物”所谓“写作主体本身的情感和知性的转换贯通”，更多指的是内在自我的协调。因为人们认知他人与世界的维度很大。与他人和世界发生关系，世界与他人就是自己的外化；与自己发生关系，便会产生主我与宾我、情感与知性的转换贯通问题。而“不拘泥于典故和任何已有的出处”，则不止于摒弃冬烘与吊书袋，它看重和强调的是主体创作时的一种率真和轻扬状态，迹近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中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境界。

三、关于散文诗思想的范畴论

提及“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自然关涉近年来散文诗界踏入的写作误区。“说到散文诗走出多年来的唯美、抒情和密集修辞的误区，”诗人写道，“我一直坚持认为思想性是散文诗唯一的重量，也是这一文体所特有的优势”。回眸前文可见，周庆荣笃信的散文诗优势有三：一是“叙述上的”，二是“预言性的”，三便是散文的“思想性”了。而诗人对“思想性”的珍视与坚守，如同麦田守望者一般虔诚。因此以下问题必然会被再次提起——散文诗的思想性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

诗人给出的结论是：“如果概括一个写作者重视思想性所需要的条件，这个条件便是：针砭、悲悯、热爱与希望。”

条件中所列的4 个关键词，类似一个矩阵。诗人将“针砭”置于首位，应该是出于反拨散文诗近年来步入误区的考量，即扭正所谓“唯美、抒情和密集修辞”。散文诗当然可以适度唯美、合理抒情并恰当修辞；但当唯美失度、抒情过度、修辞密集到令人厌弃却又俨然以正统自居时，便走到了事物的反面。因为捐弃对民瘼的关注，放弃对现实的针砭，恰是将散文诗窄化甚至自我矮化的陷阱。人类要更好生存，就要推动历史进步；历史要进步，就要革除现实弊端；革除现实弊端，就要对现实针砭；而能够针砭现实，则源于人文情怀中的悲悯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悲悯与热爱，在范畴上实为一体一魄。人类因热爱而悲悯，悲悯便是热爱的体现形式之一。鲁迅在《小杂感》一文中曾说过，创作总根于爱。然则无论针砭、悲悯还是热爱，都应该有希望的向度；希望便会成为散文诗演进过程中的精神表达。因此，散文诗作者知悉这个关键词矩阵的机理，在周庆荣看来，应当成为作品思想性生成的基础性条件。

当然，诗人同时也坦承：“达到这个条件，实属不易。它要求写作者压低并且节制无时不在的日常情绪，要铭记天地永远悠悠，人类永远生存。用自己的作品，唤醒蒙尘的理想和人性的温度。”这段文字，信息量密集而又情义深长。周庆荣深知，这篇文章是严肃的心声而非高台教化。面对“天地永远悠悠，人类永远生存”这个最大的审美对象，散文诗创作界不食人间烟火是不行的，仅输出日常情绪又是不够的。因此，在文章即将结束时，周庆荣才会以至诚至善的心态，“要求写作者压低并且节制无时不在的日常情绪”，并在社会人文生态急遽变化的当下，“用自己的作品，唤醒蒙尘的理想和人性的温度”。

在这篇纲举目张的“宣言”走向结句前，周庆荣用一句谨慎的话语绾结了全篇：“以上是我的散文诗观，更是我一生要遵守的纪律。”从而彰显了诗人推己及人的诚挚与反求诸己的自律。

四、周庆荣散文诗观对中国诗学的“供给侧”构建

在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梳理过诗人的散文诗观后，有必要将文章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逻辑思考点圈点出来——

第一，诗人认为“思想性是散文诗唯一的重量”。散文诗的“思想性”被诗人同文表述为“目标事物的本质”，是“自己所需要，同时也对他者有意义的启示”，它是散文诗“文字中料峭的部分”，并且需要“超越平均的立意”。然则何谓“平均的立意”？或许可理解为诗人所谓“无时不在的日常情绪”，它是必须“超越”的对象。

第二，“思想和本质的发现”又该如何做到？在周庆荣看来，一是要拥有思想性所必需的相关条件，即“针砭、悲悯、热爱与希望”；二是获得“目标事物的本质”的方法，即文章所提倡的核心理念——“格物、及物与化物”。

清点上述逻辑思考点之后，便不难发现周庆荣对散文诗思想性的珍视，以及他为发现“目标事物的本质”力促写作者“在场”介入的心理机制，而这恰恰是诗人从散文诗“供给侧”对中国诗学有所建构的重要表征。

按照朱自清在《论诗学门径》中的观点：“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而言。”①的确，沿《文心雕龙》至《人间词话》一路捋来，虽然时有吉光片羽，却很少见到创作者从“供给侧”发出强劲的建设性声音，足见中国诗学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不同。朱自清的见地，远脉可以溯至《论语》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便令人油然想起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的“诗力”一词。或以为“力说”当为一词，谓鲁迅在奋力言说“摩罗”（梵语音译，即浪漫派）诗。其实不然，鲁迅说的是“摩罗”诗的力量。由“诗用说”到“诗力”，可以更清晰地从“供给侧”见出周庆荣散文诗观对中国诗学的建构价值。《格物、及物、化物及其他》一文中清点出的两个逻辑思考点，均关涉“诗用”与“诗力”，且无一不是从散文诗“供给侧”发出的金石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