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真谛 、绿色吁求与诗性守望

作者: 谭旭东 湛娇娇

自然文学流派于17世纪滥觞于美国,沉淀着丰厚的生态理念与人文内涵。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1616)、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1791)等作品面世,开辟了自然文学的文体风格及研究主题。至19世纪,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1836)和爱默生的《论自然》(1836)等著作的诞生确立了自然文学的思想内涵。进入20世纪,约翰·缪尔的《优胜美地》(1912)、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9)等自然文学作品突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范畴,转向以生态为中心的广阔视域。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自然文学作家突出推崇生态义务、呼唤爱的循环的理念追求,如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1991)、斯奈德的《天地一隅》(1995)等。无疑,以美国作家创作为主的自然文学呈持续拓展的活跃态势,以含蕴丰富的自然为创作对象,辩证地思索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既彰显“个人与自然的交流,又由此折射到自然与整个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①迥异于大部分生态文学作家的书斋式写作,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尤其注重位置感与实践性,往往选择亲历荒野的体验式写作形态,以散文、笔记为主要文体类型。

自然文学在我国当代的起步是1978年,刘先平创作出版了野生世界探险系列《云海探奇》《呦呦鹿鸣》《千鸟谷追踪》《大熊猫传奇》,以及散文《山野寻趣》,可以看作是“大自然文学的奠基之作”。②随后,苇岸出版了《大地上的事情》(1995)。

出生于吉林长春的满族作家胡冬林,是稍晚出场的自然文学作家。他的自然文学写作深受美国自然文学创作的启发,并与自身生命经验紧密糅合,经历了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探索与升华过程。年少时起,受地域民族文化精神与家庭浓郁自然文化氛围的浸润,胡冬林的心底被播下了热爱与保护自然的种子。随着生活阅历与学习经验的累积,他逐渐获得了自然博物方面的丰富学识,同时源源不断地从卡逊、梭罗、利奥波德、惠特曼等经典作家作品中汲得丰腴养料。1978年底,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所带来的思想震动,召唤他真正迈入自然文学创作轨道。之后,他的思想意识获得进一步提升。1995 年伊始,他积极回应英美自然文学作家重视“地域感”的创作传统,接连寻访被视为满族发祥地的长白山,随后于2007年驻扎林区,开启长达5年半的深入考察旅程。2001年,他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自然文学开篇之作《青羊消息》,而后陆续推出诸如《拍溅》(2003)、《原始森林手记》(2009)、《蘑菇课》(2011)、《狐狸的微笑》(2011)、《山猫河谷》(2012)、《山林笔记》(2020)等独具魅力的佳作。整体观之,胡冬林的自然文学创作以长白山林区为地理根基。在长达20年的光阴里,他以“森林人”的生命存在形态丈量长白山广袤土地,广泛又细微地探察自然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壮阔的活动影像,希冀“寻求我们的兄弟物种——数不胜数的野生生命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雷达曾指出:“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写作,而且是具有浓厚文学性的生态文化的文化性写作,其意义就更大,更具有广泛性。”①胡冬林的创作充分发挥自然文学的开放性品质,其精神视野以长白山为圆心,溢出地域的特定限制,辐射的是构筑于自然与人类文明的关联之上、丰厚而成熟的生态伦理与生命旨归。本文将从三个维度深入探寻胡冬林的自然文学世界。

一、森林美景的生命真谛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信仰中,始终渗透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近代以来,在以人类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工具理性思维统摄下,大自然一度沉陷空洞失语的境况,自然的“祛魅”造成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深谙地球生态困境的胡冬林自觉回归大自然语境展开文学创作。他将长白山原始森林作为创作根据地,全方位触探魅力无穷的自然脉搏,用清新洗练的笔调庄重绘制一幅幅涵盖动物、植物及菌类的野生生命图谱。充盈斑斓美感的各色物种跃然纸上,氤氲着本真独特的个体之美与浑融相连的整体之美,浸透博奥的自然生命真谛。

胡冬林对自然生命个体的律动过程具有十分敏锐的撷取能力。他用浸润泥土气息的笔触记录森林现场的各种奇遇,带领读者真切感受各色野生动物勾联的曼妙生命形态及其迸发的原生野性魅力。在一处林间小池塘边,他长久地静坐着环顾体验,观赏到蓝豆娘捉对摆动纤细身躯的轻盈舞姿,聆听着翠绿油亮的东方铃蟾如风铃般轻软的歌声,更捕捉到竞相盛开的缤纷花朵、水底弯曲游动的小鲵、振翅短鸣的黄绿色蚂蚱等周围一切动植物形态的美妙变化。行至峡谷小径,他的视线被星鸦怪诞绚丽的狂热舞姿所定格。从陪同的引路人那里他得知,星鸦这种看似荒唐的行为实则是一种采集与储藏松子过冬的必须准备。漫步于林中时,他邂逅了热情而飞快地嗑去松塔干透的外壳的松鼠们。当他注视着松鼠的勤勉劳动时,发觉松子有时从松鼠趾爪间掉落、又被捡拾到它的“蓝大胆”丢弃的现象。据老山民的介绍,这正表明松鼠是挑选松子的行家。随着蘑菇季的到来,在科研所的菌类专家王柏的带领下,胡冬林每天在山中上四至五小时的“蘑菇课”,由此探访到山林中形态多姿、色彩纷呈的菌类世界,揭开了各类蘑菇焕发的令人惊叹的神奇奥秘。正午时分,他注意到一株艳丽夺目却无蝴蝶光顾的蘑菇。依据专家王柏的解释,此刻散发华美而高雅韵味的蘑菇乃是大名鼎鼎的红蛤蟆菌。由红蛤蟆菌能够致幻的毒性症状,作家又了解到它可作驱蝇的妙用,以及它曾被远古的部落萨满视作生命源泉,利用其辅助达到通灵引导的良效。菌类生理特性赋予的神奇色彩与价值被生动提炼出来。

长期探访长白山生灵的胡冬林同样发掘出了源于自然竞争的壮烈的生命美韵,并极尽张扬这些原始生命质地的高贵、庄严与韧性。《蘑菇课》中,他受到丛林深处一阵尖利惨叫的吸引,急忙循声前往查勘,便目睹到松鼠一家同长尾林鸮扣人心弦的激烈大战,并为之深感震撼。在强大的天敌步步紧逼的追捕面前,看似气质柔弱的松鼠为拯救同伴迸发出毫不畏惧的战斗勇气与谋略,蕴蓄顽强刚烈的生命力度。《拍溅》逼真描绘出水獭灰妞捕食鱼群的惊心动魄的全过程。凭借觅食本能的水獭迸发激越的生命禀性,得益于漫长进化过程中臻于完善的身体构造,水獭获得最终的胜利。而被追杀的、处于弱势的大鱼同样出于求生本能,毫不畏缩地全力迎战,直至耗尽最后一丝气力。胡冬林惊叹于动物生命的强韧,更意识到这场浸染悲壮格调的生死智斗既是两种独特生命意志的庄重较量,亦是对自然界适者生存客观规律的淋漓呈现。在基于感性体验后的理性沉思中,胡冬林的情感思想凝结成深刻的生态智慧,继而深有感触地认识到:“自然界发生的任何死亡与新生、繁盛与衰落、枯萎与萌发、伤病与健康、悲痛与狂欢都是进化的一部分,都有其合理性。”①正因对自然生命循环现象的透彻理解,他才会在山猫与獾紧张缠斗之时,虽牵挂体态娇小的山猫的安危,但仍有意识地不干涉这场对峙,充分尊重自然的生存法则。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中,作家看到了自然存在物各自生命潜能的强力展开,实现了生命个体不断向外的发展进化。

胡冬林之所以能够在巡视万物的过程中,贴切自如地描绘野生物种各具魅力的特性,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国外自然文学作家与作品提供的研习自然之道。尤其是以美国东部的卡茨基尔山为写作背景创作了《醒来的森林》,并被人称为“鸟之王国中的约翰”的约翰·巴勒斯,②可谓胡冬林观察与描摹自然的重要向导。他极为欣赏与敬佩巴勒斯在《醒来的森林》中描绘春天的鸟儿的过程,并将巴勒斯视为“学习并想达到的终极目标”,积极借鉴巴勒斯贴近自然、以优美淳朴的写作样态描写鸟儿的经验。在《原始森林手记》中,他捕捉到早春三月各类鸟儿翩然起舞、纵情歌鸣的美妙画面,并精准贴切地摹绘出不同鸟类的动作声响与热烈高昂的生命活力:盘旋起舞的银喉长尾山雀嗞嗞地欢叫;灰腹灰雀与长尾雀卖力地敞开清脆歌喉;雄性白背啄木鸟敲击响木激情地奏响圆润嘹亮的春歌。他指出这些鸟儿是在施展各自的魅力以吸引雌鸟的目光。在胡冬林笔下,大自然造物本真的个性生命风姿得以详尽呈现,各自激涌的鲜活美感获得了生动注解,召唤世人心底日渐消退的对自然的好奇与敬意。

生态整体主义哲学强调:“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③胡冬林深受以奥尔多·利奥波德为代表的生态理论熏陶,他潜心阅读《沙乡年鉴》,理解了其最后一篇《大地伦理》所提出的“大地共同体”的概念,拓展了对包括人类、动植物、土壤等成员在内的土地社区的认知,深入了解到人与其他生物成员间基于土地存在的密切联系。进而,他以深厚的实践积累为支撑,自觉凭依生态整体的深层眼光,将原始森林中的所有生物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自然平衡的整体之美的呈现,胡冬林探寻了自然之境的规律性运作,从而解码了自然物之于长白山森林体系巨大的价值贡献,诠释生命之间互利互惠、协同进化的共生智慧,并牵引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阔思索与领悟。

利奥波德通过在美国西南部山区的经历,领悟所有自然生物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联。胡冬林则在细致入微地观照长白山原始森林自然生态中,察觉出个体与生态整体间千丝万缕的正向联系,从中廓清动植物及菌类对生态系统的伟大贡献。可以说,胡冬林的自然文学超越了对大自然生命寻常意义上的描绘与欣赏,而进一步迈入自然系统内部循环层面,以探索万物共荣的和谐生境。在植物方面,穿梭林间的他细致入微地勘察到,倒塌的椴树体内仍储存着各种营养物质,为榛蘑的萌发生长供给源源不断的能量;已腐朽20余年的风倒木覆满腐叶与青苔的躯干已成为鬼笔科真菌的摇篮。在动物方面,胡冬林通过观察狍子加速腐烂的尸体,发现它的腐化依靠的是被称为“埋葬虫”的腐肉类甲虫,而这类甲虫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净化。他还认识到紫貂、金雕、狐狸等动物通过捕食小型啮齿生物避免了幼树的枯萎,维持着原始针叶林的天然更新等。跟随菌类专家考察期间,胡冬林归纳出与多数植物结合共生的菌类对森林繁盛的促进作用。在观摩林中正值盛年的树木旁枝上生长的菌类时,他认识到这些菌类正剥除病树的坏死部分,供其茁壮生长。仔细察看被菌类腐蚀的倒树后,他又发现菌类专挑孱弱病朽的树木进行腐蚀分解,为动物们播种的新树苗腾出全新空间。

依托广博的生态学知识储备,并经长期的森林探查,胡冬林也自觉领会到大自然神奇的食物链原理,形象地勾勒出生物间的生存互赖性关联。前往奶头河观察小之时,他由水底淤泥上爬行的石蚕蛾幼虫与它们留下的泥迹,联想到5年来所看到的各种动物以石蚕蛾为食的场景,进而诠释出和谐共生的重要生物循环链:以清洁的水资源为基础,树叶的凋零腐朽哺育了水生浮游微生物的成长,而这些毫不起眼的微生物又为石蚕蛾幼虫供给着养料。由此孕生出的蠕行于水底淤泥之上的石蚕蛾,则又成为长白山野生动物最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他从中感知到一种生命的死亡即是另一种生命的新开始,它们的生命周期同森林季节的变换环环相扣,在各司其职、涵养一方土地的同时,又真实感应彼此的存在,发挥各自价值相互共同生成。建立在长年的山林勘察与宽阔的生态视野之上,胡冬林总结出关于森林系统的哲理性认知:即原始森林乃是“物种间共生互动生命之网的完美典范”。①他认为在潜隐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自然空间中,各类物种因顺应生态整体稳定发展的需要而呈现生机勃勃的面貌,共同编织与维护着森林生物群落的动态平衡。

自然界作为孕育生命的庞大有机生态系统,其结构内部的多样生命彼此勾联与依赖,它们呈现的相互关系与进化之道也是自然生命存在的本质表征。经过亿万年动态演化的自然环境同样塑造与守护着人类世界,是容纳现代人生存发展的场域。“自然之美绝非实体之美,也非‘人化自然’之美,而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之美,一种共同体之美。”②因自觉秉承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世界观,经过实践的启悟,胡冬林对人与自然关系有了全面化、深度化的新认识。在思索褐河乌激烈冲上崖缝处窄台阶的现象之际,他衍生出人与自然生命彼此不可分割、休戚相关的伙伴关系:“它们是我们的野生同伴,自然界中的兄弟姐妹,我们与它们同呼吸、共命运。”③由自然母体滋养而生的人类应作为生物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构成生命有机整体的自然界其他生命处平等地位。进而观之,人类生命同整个生物圈的自然生命相互依存于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载体,因而“只有保持土地的健康,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健康”。④可见,在尊重自然规律、关爱并帮助自然生命获得更佳生存条件的生态智慧下,人类文明的发展愿景才有实现的可能。

二、护卫荒野的绿色吁求

基于地球万物的生态整体关联性,大自然成为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命脉,人类生命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生命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利奥波德曾在《沙乡年鉴》最后一篇中阐明“土地伦理”的道德准则:“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⑤胡冬林同样将维护与利于土地健康的观念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并鲜明指出野生动物是森林的“原住民”,而人类则是外来的“匆匆过客”。他深痛批判与反思大自然环境中卑劣的人类行径,积极倡导人类对自然环境应承担的道德义务,其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对人与自然恶劣关系的揭示与生态伦理的诉求,包孕浓郁的自然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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