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是如何诞生的？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1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上海各报刊发起了上海解放十年征文，发动群众以散文、特写的形式，来记录上海十年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斗争。”①1960年4月，征文选集《上海解放十年》正式出版，首印45000册。发动群众文艺创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生产方式。检索《上海解放十年》的作者，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是普通群众，当然也包括党的干部，以及巴金、靳以、柯蓝、黄宗英、茹志鹃等专业作家。如果不囿于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纯文学文本，像《上海解放十年》这种政治动员、群众参与的通讯特写集，提供了许多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变迁的可能，亦可作为文学研究的补充和参考。

一

通讯特写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种典型的散文文体样式，曾经相当流行。强调《上海解放十年》的文学属性，是提醒我们注意其叙述事实的文学加工。也许参与加工的还不只是文学，时代政治的影响也深入其中。可以举一个例子。魏斐德的史学遗著《红星照耀上海城》研究“新政府控制上海的体系”，他以史家之笔写道：

1949 年6 月初，共产党刚接管政权时，“银牛”又出现了。投机商们操纵了银圆的兑换率（公众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金圆券的信心），导致商品价格大涨，并因他们大肆宣扬共产党没有管理经济的经验而导致出现一场金融恐慌的可能。新政府指控这场“恶毒的货币膨胀”及与国民党颠覆分子勾结的金融资本家们对市场的操纵。但到了6 月8日，一块银圆涨到了两千块人民币的价格。6月10日上午10点，李土英局长率领市公安局五组便衣人员和警备区战士包围了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238个证券经纪人和投机商后，他们封闭了交易所。据报道，这一行动赢得了上海人民的广泛支持，并使银圆价格下降而稳定了货币市场。②

《上海解放十年》中有一篇署名王敏的特写《证券大楼之战》，记录了该事件。③这篇特写详细记述从1949年6月9日晚上7点到6月11日凌晨4点半一天多的时间里“证券大楼之战”前后的金融形势、市民反应、社会动员、金融资本家密谋、新政府果断行动以及媒体宣传等社会各阶层和政府各部门的所作所为。对比史学著作《红星照耀上海城》，《证券大楼之战》的作者显然动用了大量的文学性想象来抓取生动鲜活的细节，充分彰显了特写介入现实的文体活力。不仅如此，不同政治立场和阵营的敌我斗争也是推动叙事的力量。

往前追溯10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刻，看如何定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旧上海，这是10年后叙述新上海的起点。王安忆整理的《茹志鹃日记》收录了茹志鹃1949年的3则日记名为《进上海记》。其中，1949年5月25日的日记写道：“上海，这个东方伟大的都城，记得我离开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可怖的城市。”①“东方伟大的都城”和“可怖的城市”，后者的感受显然来自茹志鹃的身世际遇。王安忆曾经谈到母亲茹志鹃废弃的草稿中有这样的记录：“我那时从武康中学，得到了一张初中毕业的文凭，带着一身的疥疮，来到无家可归的上海。”②20世纪90年代初，王安忆将母亲茹志鹃的这段上海往事写进她的长篇小说《纪实和虚构》，这部讲述自古代寻找母系家族之根的长篇小说发表于《收获》1993年第2期。不只是茹志鹃的日记，在同一时期官方的电文和社论中，也认可上海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③在《祝上海解放》这篇著名的新华社社论中，上海则是一个多面形象。“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在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④1949年4月26日，茹志鹃的日记再记：“汽车整齐的行列渐进上海了，我坐在汽车上任它颠着，心里想，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大翻身的标的，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而我也在其中翻身了，也是人生中的一个段落，一个起头。”⑤有“可怖的城市”旧上海前史，并且将个人命运纳入中国革命之中，茹志鹃理解上海解放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也是她自己的“翻身”。

王晓明、罗岗等曾经以《上海解放十年》为样本讨论社会主义城市上海的空间生产。⑥但是，需要看到，征用这个样本讨论新上海城市空间生产，除了文本的文学属性，还应该考量这些动员群众创作的时文的时与势。无论是叙述新旧上海之变，还是书写上海人的翻身和改造故事，都有着特定的政治视角和时代风尚。王安忆在评论茹志鹃1958年的日记时认为：“那时代是个神话的时代，是知识人的天真，也是时代气氛给烘托的。”⑦王安忆把茹志鹃的日记看作是“中国式乌托邦梦寐的碎枝末节”。⑧王安忆考证茹志鹃1958年有过一次“采访上海郊区彭浦公社，如何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经历。⑨《茹志鹃日记》却对这次采访没有记录。

茹志鹃有一文收入《上海解放十年》，是关于自行车运动员王天喜的人物特写。王天喜这个旧上海药水弄长大的少年，曾经被称为“地狱种子”，在解放后翻身，成为世界冠军。茹志鹃在这篇人物特写中写道：“可怕的生活，可怕的地狱啊！这地狱正是过去灯红酒绿的上海。”⑩茹志鹃倒回去16年写王天喜的地狱上海。这倒回去16年的时间，差不多正是茹志鹃初入上海，感受到上海是一座“可怖的城市”的时间。因此，当茹志鹃写王天喜的旧上海往事时显然代入《茹志鹃日记》收录的1949年日记中的“可怖的城市”的个人感受。那么，王天喜在新上海的翻身故事是不是可以替代给茹志鹃呢？毕竟《茹志鹃日记》也将1949年进上海作为个人的翻身起点。再回到《上海解放十年》征文的1959 年，按照王安忆所说：“一九五八年，算起来，也是我父亲王啸平沦为‘右派’的第二年，或者就是当年，是我母亲心情灰暗的时期。”王安忆揣测：“日记开篇，火车临时停车，上来一个受伤少年，亦有不祥的气氛。似乎隐藏着一种暗示，暗示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是在低沉背景下，拉开了帷幕。”①《茹志鹃日记》缺少1959年部分。《茹志鹃日记》记录的1958年采访上海郊区彭浦公社一事，《上海解放十年》中有靳以的《朝阳花开向太阳——在彭浦人民公社》也记录了同一活动。②靳以写了人民公社的优越，也写江南乡下景色的清新可喜。这种清新可喜，类似茹志鹃20世纪60年代初的梅陇和南汇日记。茹志鹃写《运动场边》正是心情灰暗时期，但我们能看到的却是时代性的乐观，如王安忆所言：“个人遭际被遮蔽在了大时代的背面”，③“这就是那个时代，群英会、献礼、先锋小队，创造发明，还有儿童乐园。纯真的信任和激情掩盖了生活里严酷的一面，就是饥馑，还有政治斗争”。④虽然王安忆评价所针对是1960年的茹志鹃日记，但是这些日记的写作时间正是《上海解放十年》征稿和出版的同时代，它们共享着同一个时代的政治风气和写作风尚。

二

在总结1949年到1959年上海工业发展、技术革命、文教和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变化后，《上海解放十年》的前言写道：“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已经成长起来，百年来被帝国主义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变成了真正的人民的乐园！”⑤相比较王安忆所说“大时代的背面”，《上海解放十年》可以视作“大时代的正面”，它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事实，更是特定政治环境的“集体叙述”。

从“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变成了“真正的人民的乐园”，上海由旧而新之变能不能再以开埠后的上海现代性逻辑来讨论呢？李欧梵认为存在着一种广义的“现代性的计划”。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性是“从20世纪初，到中国革命成功，甚至四个现代化，基本上所走的都是所谓‘现代性的延展’的历史。其中必然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成分，但是在广义上还是一种现代性的计划”。⑥这意味着从旧上海进入新上海是上海开埠以后各个历史阶段发生的现代故事。包括李欧梵讨论的“上海摩登”，自然也包括1949年解放以后的新上海，都可以在“现代性的延展”逻辑上讨论。李欧梵强调“现代性的延展”，不同的历史阶段之旧上海进入到新上海，其“现代性”所指显然不是同一个尺度，也有着不同的时代命意。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延展？而且，延展是不是包含新与旧的断裂？小说家陈丹燕曾经观察过：

1952年，全国开始反贪污、反腐化、反盗窃的“三反”运动，每个单位都清查自己单位的职工。新中国成立了，百乐门舞厅因为生意过于清淡而关门，因为舞客都不愿意去了，舞女也改行了。会乐思的妓女一批批地被送去改造，连林森中路上咖啡馆的老板都自觉不合乎社会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准备将咖啡馆改为饮食店。⑦

《上海解放十年》记录了类似“将咖啡馆改为饮食店”大量的城市空间改写，像《“洋学堂”翻身记》《文化广场札记》《大世界的笑声》《充满音乐声的林荫路》等。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城市地标的选择，《上海解放十年》对断裂的兴趣显然要远远超过延续，比如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上海城市市民日常生活标识的弄堂几乎没有涉及。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上海解放十年》选择的地标都是新旧上海对比强烈的，可以赋予政治新意的地标，比如《充满音乐声的林荫路》中的东平路曾经是达官显贵的私墅区：“解放前我们也曾经走过这条东平路，那是一条很不可爱的路。没有音乐，没有什么行人，甚至没有什么声音；只有国民党的宪兵和伪警，影子似地悄悄出没，他们恐怖地把守着街头巷口，如临大敌，原因是这条路都是蒋介石和他亲信们的‘官邸’。”而上海解放后的东平路，“这是一条多么恬静美丽的路！它充满了音乐声”，“这条路上有一所属于儿童的音乐楼——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儿童音乐学校”。①城市空间的改写，更重要的是城市和人关系的改写，农民和工人的女儿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儿童音乐学校就读，成为新上海新空间的新人。

《上海解放十年》最鲜明的主题和故事是如何通过翻身和改造为新上海提供了新人，就像《大世界的笑声》写到的作为时代见证的哈哈镜。这个哈哈镜也出现在《大世界的笑声》同时代写作的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以及40年之后王安忆的《富萍》中。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哈哈镜照见的是来上海采购药品、即将蜕化变质的革命干部，他在哈哈镜里的形象是扭曲变形的。而王安忆的《富萍》中，上海的外来者和普通人，哈哈镜给予他们的只是单纯的快乐，并不是《大世界的笑声》中的时代见证，也不是《上海的早晨》中的人性见证。不同时代的文本，在征用同一个空间时大异其趣。

但是，某种意义上，《上海解放十年》集中叙述的断裂、改写、翻身和改造主题和故事，也是一种“延展”。对照《上海解放十年》收录的征文，这个延展的现代性逻辑完全重绘了新上海城市地图。那么，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上海解放以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摩登”是不是消失了？如果没有消失，它以怎样的方式潜入了新上海呢？《上海解放十年》对此议题，不存也不论，而是专注于新上海之“新”。旧上海即便时刻在场，也是作为新上海的对立面。但是，几十年之后，旧上海在新上海的转场和潜入，却是王安忆《长恨歌》《富萍》《启蒙时代》《天香》、金宇澄《繁花》以及孙甘露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呼吸》《千里江山图》等都在关心的文学主题。如李欧梵所说：“这个城市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②而上海复兴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和上海怀旧的声浪中“灰烬里重生”。但这些上海本土作家提供的文学事实却是，“往昔风流”不可能全部丧失，灰烬也犹有余温，旧上海的上海摩登经由各种方式和途径流散到和保有在新上海中。

可以追问，开埠以前的传统上海如何进入到开埠以后的现代上海呢？《上海解放十年》征文的发起和出版时间则是王安忆的“成长初始革命年”；而孙甘露《千里江山图》写上海革命往事，以回溯的方式，提供了旧上海的革命版图。依据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线索，新上海正是革命的自然延展和结果。这正是《祝上海解放》所强调的上海的“另一方面”，即“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③

“上海解放十年”征文发起的1959年，是王安忆《长恨歌》写到王琦瑶和康明逊们“围炉夜话”的时间。按照《长恨歌》说的时间，他们的孩子薇薇出生于1961年，这里面可能有时间的不准确。从小说描写的季节特征看，王琦瑶和康明逊意识到怀孕应该是1959年的冬天。因为，怀孕的王琦瑶和程先生重逢之后，《长恨歌》明确地写，“一九六0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①同样是1959年，4月6日，美国泛非运动创始人杜波依斯博士和他的夫人游览了上海市区，书中《攀登新的胜利高峰》一文记述了这件事。杜波依斯是新上海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杜波依斯在上海大厦阳台俯瞰上海市区，被他叙述出来的，是一个没有了军舰、水兵、流氓和妓女的上海，是一个干净、美丽、景色迷人的上海。1936年，杜波依斯第一次访问中国，先后参观了北平和南京，最后到达了上海。时过境迁，1959年重返上海的杜波依斯书写的上海已经是经过1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新易旧的上海。甚至，这次杜波依斯上海之行入住的上海大厦坐落在上海外白渡桥北堍苏州河畔，即原来的百老汇大厦，由英国著名设计师法雷瑞设计，也是典型的租界空间生产的遗留。1951 年5 月1 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为“上海大厦”。②从百老汇大厦到上海大厦，恰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上海微观的空间生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