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夜游神”意象下《繁花》的危机与中间性

金宇澄的《繁花》第四章是全书乃至当代文学里一个重要的节点。一方面，本章枢连了全书在跨媒介叙事、时空话语、历史美学、身体政治、存在诗学等多个面向的文学尝试；另一方面，这一章的核心意象“夜游神”远超现代语义与语境，如能研究其背后脉络庞杂的传统与例外，既能读好《繁花》这部精微的小说，又能以此做基点，为深入讨论其他作品、活动、思潮，提供新的框架、视角、理论活力。

故此，本文将传说中的司夜神祇“夜游神”从神话中析出，通过文本细读与史料分析，追踪它在古代神话、文言小说、民国报刊、当代小说等媒介中的隐现与穿梭，挖掘其批评潜力与理论动能。我们讨论它是什么，其所指与语境发生着怎样的嬗变，为何具有中间性，如何被危机触发，在危机中扮演了怎样的政治、社会、文化角色，它在哪种意义上参与生成与理解中国（后）现代性。换言之，本文立足探讨《繁花》中这一古老意象、传统文脉、诗史情动的当代回归不仅成立，而且如此重要的原因；以及从古典文献到近代小说再到大众传媒，为什么“夜游神”的隐现在今天仍能帮助我们于线性历史中寻找散点、从断裂的经验中勾出伏线的原因。

本文首先将借清代文言小说《醉茶志怪·夜游神》与作者李庆辰的文学危机建立“夜游神”的中间性，进而论述文以通神与媒介灵性，还关注民国报刊中“夜游神”去神化的文学表现，以宵禁与舞国为焦点，讨论媒介、政治、存在危机中夜游神的演变与策略。其次，通过分析《繁花》第四章的沧浪亭之夜，进入危机下的中间地带，辐射性地考察小说主角们如何通过官话正史、市民感官、媒介挪用、历史反思重建感知空间。最后，通过讨论故土、造物、叙事、不响等概念，分析《繁花》处理语言、物、身体、命运、历史、距离的方式，发现小说中的危机与中间性仍然处于“夜游神”从未中断的文脉之中，特别是小说对《醉茶志怪》与民国报刊的回响，进而继续探究《繁花》对当代人文与生存危机的新解。

一、文以通神与媒介灵性：古典文献与民国报刊中的“夜游神”

清人李庆辰在小说集《醉茶志怪》中写了两则凡人与“夜游神”的际遇，全篇无人言语、行止平淡，却无处不离奇诡怪：

夜游神，往往为人所遇。以予所闻者言之，一在邑东关外崇宁宫前。有王某夜行，见墙阴一物如袱，俯视，乃巨靴，长约三尺许。举头则眉际复一靴，大亦相等。仰望一巨人坐檐际，高约数丈，叠腿而坐。踌躇间，忽有一人提灯笼而来，巨人抬其足，其人若未之见，匆匆遂过。王亦欲随之过，巨人仍以足挡之。相持数刻始不见。归家后，不数日而亡。殆衰气所感，鬼神揶揄之也。

又某宦寓河北客舍，好樗蒲。正月间，访友人赌戏，归店时已三鼓，月色微明。至北关浮桥，见钞关东有巨人坐屋上，高以丈计，其服制仿佛纱帽宽袍，气象雄阔。某骇，几不能步。视所提之灯，光小如豆，踯躅不前。俄而不见。某归后，亦无恙。①

“夜游神”并无杀意，是被王某的“衰气”触感了揶揄之心，所以既未侵扰路人，又不为无关者显相；而后半段那位不仅有官职在身，喜好之事本就是运“气”的活动，且与友人尽兴而归，又赶上了正月里万象更新的喜气，所见自然是能压倒手中烛火的雄阔气象。然而细细读来，两人偶遇同一位神祇，却因自身的“气”不同，见到殊异的显相，迎来生死两般的结局，小说并非简单展示命谱，而是借人与神、气与命之间的张力拓开了新的文学面向。

这场“遇神”正如樗蒲，“赌”的本质是结果诞生之前那混沌、漫长、意义与可能性无穷蔓生中的悬置，而“运气”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自身的气经由某种运作机制介入外界、影响外物，结果出来方知：遇神所映现昭示的不是他物，正是凡人自身深处那私有的、本质的、秘不可宣的天机。这是小说为我们呈现的特别一刻，神人际会不是巫觋特权，神不宣召，而是为人所遇，就连将死之人也有如此气力去触发神性波动，在如此悬置与对峙中，神祇显相竟就是凡命映像，人与神共有着一种及物的亲密性，却制造了远超肉身所能承受的惊骇巨观，也窥知了生死、天人、虚实的机奥。

当我们把李庆辰的“夜游神”同时置于“夜游神”的文学表现与志怪书写这两条传统中讨论，于文本内部读出的超越性就有了外延的可能与价值。在《醉茶志怪》之前，早有“夜游神”的记载。从《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的“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司夜于此野”，②到《淮南子·地形训》中的“有神二人，连臂为帝候夜”③，再到冯梦龙笔下的“体察” ④凡人书陈的冤苦并上禀玉帝，不论数量多寡、有名无名，“夜游神”都维持着因果秩序，既界通生人与神域，又将二者区隔。然而不论如何监察，其始终是被危机触发的对象，不制造危机，不决定赏罚，不属于任意一方，其自身便带有一种中间性。

醉茶子的写作保留了上述特质，却跳出前人脉络，一来强调“为人所遇”，神由人的气运映现、靠人的眼光发现；二来弱化了奖惩意味，纯粹实录不加评判，指向了遇神时的悬置，仿佛无事发生却揭晓了人最本质的命运秘密。从他的《自叙》中，我们窥得“半生抑郁”的他藏身于狐鬼化境之中，也论现世的天灾战乱，爱从世情百态谈因果教训。前辈蒲松龄托异史氏之名，早已寻到了与太史公不同的历史，在伟大传统之外开辟了另一种史书。珠玉在前，他的后来者困境不假：前人影响笼罩、题材雷同，文类本身也面临危机。

然而他又自我辩护：“‘性有偏好，口讵能缄’，所闻所写并不天然地归因于传统，不愿也不应被困在前人掌心之中，而故事有所雷同也是自然，毕竟我心如此、世事如此，乃‘事本直书’。”⑤后辈在经典面前牢牢背负枷锁，渴望超越，却不应也无法超越，写与不写都身处危机，而李庆辰的焦虑却成就了醉茶子的破局——没有王某的“衰气”与人的危机，就没有神之显相与我命天机的揭晓，也恰恰是醉茶子深知自我与文类双重危机的这一语境，让他用后人的焦虑成全了经典不倒与文类生机，又通过写作获得脱身与超越的可能。

本篇末没有任何“醉茶子曰”，这一留白带来了史实的虚晃、叙事的逼真、意义的蔓生与不安的后劲，使书写与阅读两种活动／情动都如“遇神”时的悬置，指向了自身与文学此刻共有的无限性与超越性。怪谈即为历史，人文化作神话，我笔可书天命。没有人的眼光，神则无法显相，没有“我”的参与，历史则不见分晓。

带着这样的理念，我们复归文本，惊觉王某的目光从局部至整体，经过特写、变焦、中镜、纵摇、追踪的变幻。以今人之眼读之，文学本身即被触发了先于技术发生的跨媒介性，也正是这样的超越性打通“媒介”，使文学作为领域与界域交点，如同故事中极有象征意味的钞关与浮桥，从世俗的此刻向“夜游神”的彼岸渡引，“通达”可见世界中不可预见的伏线与浮现。

“文能通神”的意识后经鲁迅得到重申，他认为原始社会的文学创作活动早在文字发明前就已有之，但那时人们不起草、不留稿，因事情渐有“记住的必要”，巫便在“降神”的本职之外想办法记事，是为“史”的开头，巫也要将酋长及其治下大事书陈上帝，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就有了“史官”。①鲁迅全文虽有论战色彩，揶揄了一些同代文人，但有几点与上文的发现呼应，激发出了更复杂的面向：一是文字的诞生源于“失去”的危机；二是在事实逝去的危机中，人类对记忆及其物质呈现的需求使得文字介入，才有了“史实”的概念；三是记忆经由媒介物质化，所生成的历史书写是神权分散后的特权，文字的定式转而影响文学生产，只有当下与未经言语加工的记忆才属于人与自己。

此处援引鲁迅，并非当作万灵药来强证观点，也无意给文字史盖棺定论，而是因他与“夜游神”实有渊源。鲁迅用以谈夜谈黑暗的笔名“游光” ②是“夜游神”的别称；在被黑暗吞并和因光明消失之间，其身处危机、深陷中间，但他扛起了“黑暗的闸门”，③把中间性的危机转化为一种超越性的、意义与可能丛生的悬置状态，跳出了不前进就后退的线性历史，也动摇了新与旧、进步与传统、启蒙与迷魅牢不可破的二元对立。④更有趣的是，长妈妈在鲁迅眼中现出“伟大的神力”， ⑤正因买来了“夜游神”出没的绘图版《山海经》。这是文学带来俗人神力的时刻，而“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⑥这写实的原因，由鲁迅自身活动镀上一层溢出本意的隐喻，指向了图像与感觉结构、革命动能的关联，呼应着“文能通神”的超越力。

在现代汉语中，“ 夜游神”成了对凡人的戏谑之称，然其形式与语义仍蕴藏着富有离奇感、冲击力、开放性、包容度的理论潜能与现实映像。究其根本，他们是不遵循大众时钟闭上双眼的人，敏感、出格、自由、无归属、不合时宜、与所处现实保持距离，他们的行动轨迹与情动征象都成为心性与感知的时代性索引，成为重返被压抑的另一种现实的记忆钥匙。在历经了祛魅的现代，世界褪下灵性光环，成为理性的对象与技术的原材料，人对外部刺激的反射变为复杂精算。但当人们书写、阅读、发出“夜游神”这三个字的音节时，如同持咒、吟唱、画符、召唤，让现代人回到古老的遇神时刻，虽然无法改变现实危机，但在史实降临之前，以一段“无限的中间”悬置，在庞然大物中看到自我的映现，指向了重返、重现、重置现实的情感、智识、心念上的无穷可能。

去神化的“夜游神”以民国上海报刊为重要场域，在报刊与现实中的双重上海，战争、封锁、宵禁、日常的界限暧昧不明，个人命运、政治风云、科玄思潮搅在一起，具体的生活仍要发生。“夜游神”不再是为人所遇的神祇，也不仅是人形显相，而是夜色中的普通市民与城市图景通过印刷媒体从暗中浮现的情动。在这一现代语境中，本文提出的“文能通神”与“媒介灵性”有了新的交互体现，其所敷陈预演的危机与生机也为我们接下来对当代小说的讨论拓宽了维度。

20世纪40年代，“在夜之上海留恋着不肯回去”⑦的“夜游神”在宵禁上海频频出没。⑧1946年，《上海滩》曾辟出整版做了“夜花园”特辑。“夜花园”超越了特定场所，是由“夜游神”们散落在夜上海的流动、行动、情动的聚合离散所构，在面向市民发行的报纸上，用同一版面拼贴出了共时性异托邦。小加官在《记逸园·丽园·仙乐斯！》写了逸园①中享乐避世的夏天永夜，也于丽园喜乐中见废墟，想到外面的爱俪园，其作为政治、宗教、美学对话场域在清朝皇室与革命党人之间、异国情调与本帮味道之间摇摆。②《独身的夜游神》的作者“常以幻意构成情象”，却在见到“夜游神”之后，因“事实胜于想像”而痛苦。 ③如果置于本文脉络来看，本来人在“神”中观得己身、窥得天命就带有对自身的超越，作者在“夜游神”身上得到的画与情，不仅超出文字的力量，也超出了自身幻意所能。危机恰恰在此，媒介（报道）与幻意（想象）双双败在事实与史实面前，既呈现了现代刺激与古典心神的对垒，也指向了媒介无法表征现实与真实、无法记录行动与情动的危机。

危机之中，生活仍要继续，但不代表没有潜流、焦虑、对抗，“夜游神”在这一角度，为我们呈现了行动轨迹就是历史轨迹、身体运动就是政治活动的生活策略，欢愉中见崇高、舞池里见伟大。一位以“夜游神”为笔名、以“鄙神／敝神”自居的作者在《电声（上海）》开设了“舞国杂讯”专栏（1936），将舞蹈升至“舞国”。1938年，作者“夜游神”远赴香港，从海风椰影的香港遥遥追踪上海电影与舞场，不写危难战火，专写明星绯闻、豪门恩怨、圈内秘闻，以小说笔法把“杂”讯写成地动山摇大事记，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所书乃是舞国正史。他对上海舞场与“上海人歌舞升平的逸致” ④展开的田野调查，也以丰满庞杂的感官细节与经验记忆填满了舞国世界的骨架。“舞国”不为误国，作者“夜游神”书写了观看好莱坞《热血男儿》引发的起舞之欲，恰恰是以舞国为武国，构建一种自发自明自强的存在与抵抗。⑤“武”的媒介效果调动了他同时身处孤岛与“世界中”的危机意识，“舞”不再是“新生活运动”所暗示的放纵虚无，日常生活的推进却让不在前线的人仿佛游离其外，但观武起舞不仅抒情还能传志，普通人通过舞动自己的身体，隔空切身地参与了国仇家难的现场，抒情也成为了危机纾解的方式。⑥

作者“夜游神”的观影、写作、身体活动将“舞”与“武”从情志与功能上并置，也成为了二者关联的中枢。白天人们阅读或观看舞国，夜晚人们身入舞国，媒介成为了身体、情感、技术、氛围、社会关系交织互动的场域，使人们意识到在大历史之下，个体经验本就是史实，调动自己也是左右历史，而在这一意义上，“夜游神”身处异史氏与醉茶子的传统，在摇摆不定、危机四伏的白日上海的背面，指向了另一种历史书写与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