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纠葛之间重申典型的文学价值

“典型”作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可谓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从20世纪20至30年代经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而迅速崛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俨然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导规范，再到新时期之后走向衰落的过程，表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典型正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似乎再难吸引作家与批评家的注意。但是正如丁帆先生所言，“现实主义并不是时代的弃儿，问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去抚养和培育过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时代里，我们向往的是现代和后现代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我们耻于谈论现实主义，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从来没有真正懂过现实主义的本义”①。因此，我们也应审视在接受典型理论的百年历程中，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典型所具有的理论和审美价值？毕竟终生研究文学典型问题的蔡仪在晚年也曾说过：“至于我提出的典型说，我自己也认为至今也没有能够充分证明，因而在我向研究生说明时，也说它还只是一种‘假设’，只是有些事实根据，有些理论根据的‘假设’而已。”②典型不应沦为一个历史概念，不仅因为在学界至今尚未对典型的内涵取得一定共识，还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中典型应该具备的理论活力和审美价值尚未完全得到应有的理解与揭示。

关于典型的概念在20世纪中国的盛衰历史，中西典型理论的发展历程，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③既有研究一方面探索了典型这一概念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历史演化过程及其本质特征，“总的来说，十八世纪以前西方学者都把典型的重点摆在普遍性（一般）上面，十八世纪以后则典型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个性特征（特殊）上面。所以十八世纪以前，典型几乎与普遍性成为同义词，十八世纪以后，典型几乎与特征成为同义词”④。另一方面则从典型的中国化旅行出发，发现典型的中国化特点与演变状况，描绘典型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崩解的过程。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如何通过“共性”和“个性”塑造典型人物，而苏联的典型论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何其芳对典型的批评则是典型中国化历程的最好评注：“在创造典型人物的问题上，曾流行过一种看法，并且对我们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看法认为从许多不同的阶级、阶层或职业的人物身上，抽出他们的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性，然后再加上一些个人的特征，这样就可以创造出典型人物……不能否认，这也就是一种概括，这也可以创造出某一类的典型人物，或者有一定的典型性的人物。因为在人物身上写出了他的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性，也就是一种典型性。然而从文学史上的多种多样的典型看来，特别是那些最成功最有思想意义的典型人物看来，他们并不都是这样，他们远不是这样一个公式所能包括。”①

不过，“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应的百科大辞典”②的做法，让我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于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进行反拨，缺少对“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美学观点展开新的研读与探索，较少从典型论的发展史与接受史出发，反思并论证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之中进一步挖掘典型的理论生命力和审美价值应是题中之义。与此同时，也希冀在重新审视与理解典型的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美学追求的新特质：在实现意识形态诉求中塑造典型

在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瞿秋白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不仅因为瞿秋白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引介进来，推动“中国文学理论在学理内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理论的真正接轨”③，还因为其在“左联”实际工作中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因之，以瞿秋白的理论追求为起点，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生命力是必要且有价值的。

正如杨慧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所说，瞿秋白添加的两个“撰述者原注”意义重大，它们分别是注释一和注释十七④。注释一对应的是文章开篇第一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是非常之看重的。”瞿秋白将realism译成“现实主义”并区别于注释所说中国向来一般译法“写实主义”，就是意在引导读者在新命名的指引下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与阐释的现实主义。而瞿秋白通过注释十七对“所以恩格斯认为哈克纳斯之类的作家的缺点是在于现实主义的不充分”⑤这一观点更进一步的解释则明显具有现实针对性：一方面凭借马克思主义原典证明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胡秋原“非政治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论诉求的非正统性，另一方面提炼并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最显著特征就是其内蕴的政治诉求，从而突出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

可以说，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属性的提炼与强调，在反对胡秋原和苏汶等人“非政治主义”的文学理念的过程中毫不犹豫地贯彻并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旗帜鲜明地表明革命年代需要的是有党性、阶级性、政治性的文学。这是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美学理论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作为革命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争取文艺革命运动领导权中的一个重要创见。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典型论和古典美学典型论对人物典型塑造的美学追求必然有明显区别。典型人物的塑造从此不单单指向人物性格的普遍性或特殊性，其典型塑造背后更有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即作家如何在实现意识形态倾向的要求中塑造典型人物。在这一语境之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除开详细情节的真实性之外，还要表现典型的环境之中的典型的性格”⑥这一论断具有的美学价值和可能（文章第三部分会详细讨论）。

但就马克思主义典型论发展的历史和结果来说，对意识形态属性的强调，对典型的时代本质的追求客观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典型论应有的美学价值和实践价值。强调典型的概括性，主张典型反映本质、反映主流、反映阶级和阶层的代表性的后果却是典型纯然成为所谓阶级性的代表。这样的历史走向不得不使我们深思。新时期以来，就是在对既有文学的“破”与“立”中典型逐渐走向“衰落”。“破”即是对断章取义、教条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立”则是在“文化热”的大潮中，借用各种“新方法”①对文学的现代化形式技巧和思想内质进行全方位探索，形成“向内转”的文学潮流。但是，文学的历史走向却有着相反的说明：以形式为傲的“先锋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撤退”与转向，文学界则依然需要有力度的现实主义，呼唤有生命力的典型形象。

从理论本身出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属性的强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创造性发现，这是由文学发现政治属性的过程。因此，文学及其理论特征本身必然得到确认，即巴尔扎克作品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性在揭露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方面展示的积极作用，使得马克思所表明的“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②的理论追求以文学的方式得到了一定实现。但是从瞿秋白开始，中国左翼理论家在现实革命诉求的要求下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认识则偏执一端，即只注重从政治立场出发来确认现实主义及其典型人物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及其审美属性变成了被忽略的元素。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内含的揭穿、削弱占领导权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诉求③，在中国左翼理论家的“政治化”理解中就转变为只有确立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革命家的政治“偏见”和革命“左”倾冲动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本有的美学价值和实践价值。于是，作家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观念成为衡量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好坏的重要标准：“作家不在政治上和一般宇宙观上努力去了解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意义，那么，他在客观上也会走到出卖灵魂的烂泥里去，他的作品客观上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或者客观上散布着麻醉群众的迷药。”④

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复杂性就在于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内含的意识形态/政治性诉求在实现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忽略或“吞噬”文学依靠审美实现其诉求的可能。正是这种迫切的想借助文艺直接实现政治理想的做法，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和文学审美特征之间的平衡。因此，急于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知识分子必然从政治需要出发来判断典型人物塑造成功与否，典型的塑造也变成了作家具有无产阶级意识与否的重要例证。因此，典型的塑造问题就变成了作家借由人物的塑造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能力，自然对典型的追求就变成了强调典型的概括性、本质性与代表性。

二、左翼理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方式与不足：以周扬和胡风的论争为例

如果说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理论家在确立无产阶级文艺领导权的诉求中过分强调了现实主义文论的政治属性，那么胡风与周扬的论辩则是政治性因素开始膨胀并制约典型发展的开始。正如王丽丽评价的一样，胡风和周扬关于典型的论争，就关注的焦点“共性的个性化”来说，其实是一场琐碎的争论①。回顾这段历史，从琐碎的论辩中厘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认识，暴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典型论认识的不足其实更有意义，毕竟这一辩论“直接奠定了此后约半个世纪典型论问题的总体格局”，“让我们明白作为小说领域社会政治学模式兴起的直接途径的典型论之具体内涵”②。不过，本文更为关注的是，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典系统认识的背景下，中国理论家对“二手”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接受，试图探索这种接受背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局限，并挖掘马克思主义典型论被忽视的审美价值。

在这场论争中，乍一看是胡风的观点——对典型普遍性给予特别的重视，强调典型的创造要抓住人物的普遍性特征，剔除人物的偶然性、特殊性——引起了从人物形象塑造出发，要求重视个体特殊性的周扬的不满。从表面看，似乎“周扬比胡风更深刻地理解典型的个性化”③。但深入论辩双方的观点与理论诉求，我们会发现胡风所坚持的是“典型之普遍与特殊一体论意味着他反对用简单的‘类’的方式去切割文学，表现了左翼文学理论的别一种可能性”④。而周扬所谓的典型的个性化，因为没有对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一定的理论思考与探索而流于简单的“普遍性+个性化”的典型化公式，成为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代表。

在《现实主义的一“修正”》中胡风比较清楚地表明自己重视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并不是以忽略典型的特殊性为前提的，即典型是“把群体的特征个性化了以后的人物……而周先生所要求（至少是无意识地）的是没有群体的特征的‘独有的性格’或‘特殊的存在’”⑤。在胡风看来，周扬所要求的这种没有群体特征的“独有性格”并不指向普遍性，却很容易导向“客观主义”，变成类型化的人物。“在他的故事里出现的人物，只有表面的‘记号’，并不能向我们显示出灵魂深处的特点。”⑥这一发现本应提示着理论家去思考典型塑造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但胡风对普遍性的执着要求似乎掩盖了人们从上述理论闪光之处去思考典型塑造的可能，反而鲜明地让人感觉胡风“典型论严重地被阶级性甚至是时代性所局限”⑦。客观地说，我们可以在胡风的理论诉求中看到“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影子。“思想性最强（普遍性最大）的典型却能够把共同性的各个侧面包含得顶完全的，阿Q就是一个例子。”⑧这似乎表明，追求典型反映社会本质真实的“执拗”在提升小说审美与实践价值之外，也隐含着对文学与现实关系认识的简单化和观念化。因此，如何澄清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追寻社会本质真实的“眩惑”，从文学审美本身出发反映社会本质、实现现实功利性诉求会一直是中国理论家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关键课题。除此之外，我也想强调，胡风的理论选择与建构其实也展示了中国理论家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深度，真切体现了中国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论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迫切心情。一方面他正视并强调了典型塑造中的个性问题，即“占据首位的个性特征应当恰如其分地反映一般的、社会的意义，‘特殊’不能够仅仅作为‘一般’的随心所欲的例证而存在”⑨；另一方面其理论建构是针对那些患有“常同症”的左翼作家的批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解决左翼文学主题先行、公式化创作问题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种理论价值在与周扬塑造典型论点的比较中体现得更为鲜明。

重新阅读周扬这篇引起论争的《现实主义试论》，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周扬对胡风典型论的质疑其实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旨，对现实主义世界观的强调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所在。正是这种“至少是无意识地质疑”暴露了周扬对马克思主义典型论认识的局限与教条，即周扬过于简单地理解了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每个人物都是典型，而同时又是全然独特的个性”。从表层说，周扬的这种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理论家认识典型时所产生的疑虑的一种延续。“这‘典型的’（typical）三字，在小说的人物创造上，最要留意。大抵作家的人物，总系具有一阶级或一社会的特性者居多……但这一种代表性的抽象化，化得太厉害的时候，容易使人物的个性失掉，变成寓话中的人物。”①但在论争文章中，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周扬尝试深入思考并解决这种疑虑。或许周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共性中显示个性”会成为一个理论难题。已有的典型形象已然证明典型的创作就必然是在特殊性中见出普遍性，似乎对典型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无须做出相应说明。因此，在其文章中只是反复引经据典地论证“人的多样性”这一观点，用以反驳胡风对普遍性的强调。正是由于周扬没有考虑普遍性与个体性的关系，导致其对马克思典型论的个体性的认识产生简单化倾向，即周扬对个性的强调，“有的人是饶舌的，有的人是寡言的”②只是关注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特殊性。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这种生物性只是一种偶然存在，并非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典型论寻求体现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特殊性及其对社会本质的反映。因此，周扬要求的“共性的个性化”只是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简单相加……以特殊的趣味补普遍的说教之不足。③可以说，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表面看上去阐述的是关于现实主义发展与新变的理论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总结与概括，但实际上却是一篇通过强调现实主义文学世界观来争取无产阶级文艺领导权的具有高度现实政治诉求的实践文章④，但这种实践与努力反映出一种简单化、教条化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