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家巷》历史争议的几个问题

从审美的角度、受欢迎的程度看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其并不亚于经典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品。特别是对于广州人民而言，他们由衷地喜爱这部地域性与革命性完美结合的红色小说。《三家巷》1959年8月3日开始在《羊城晚报·花地》连载，“每天下午3点左右当《羊城晚报》出报了，广州的街头巷尾广大读者争相购买晚报，首先打开二版以先看《花地》副刊连载的小说《三家巷》为快”①。这绝不是历史追忆者的夸张性表述，作家黄秋耘1963年在粤、桂两地做调研时，广大群众都说他们最爱读的文学作品，就是“欧阳山同志的《三家巷》和《苦斗》”②。周扬也非常喜欢《三家巷》，1960年他在全国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还把《三家巷》与《创业史》等一并称为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③。然而，由于《三家巷》所表现的是以广州为主体的城市革命，并没有更多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主题，所以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便很难获得像“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品那样的突出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1963年以前，学界对《三家巷》的评价还比较学理化，既充分肯定了该作品真实反映大革命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又客观指出作者在塑造周炳这一人物形象方面存在的不足，完全没有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上纲上线的紧张气氛。但是在1963年，国内文艺界形势有所变化，大量文学作品被严格审查，其中一些还受到批判，而《三家巷》成为这其中被批判得最为严厉的一部。据欧阳山回忆，一部《三家巷》竟引来了“300万字的批评”，他调侃说：“在中国作家中，我所受到的批评，时间之长，数量之惊人，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说，对一部中国文学史来说，都是空前的。”④我感兴趣的是欧阳山与《三家巷》在当时为何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批判？批判者提出了哪些他们认为应该进行批判的政治问题？若要解答这些历史谜题，就必须重返历史现场。

一、关于《三家巷》历史叙事的真实性问题

《三家巷》之所以受到批判，关键在于人们把它视为正面描写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既然是正面描写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那么自然就应该突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也是批判者说它不仅“歪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而且所描写的“几个主要历史事件和革命斗争，全都面目全非，根本没有体现出党的领导和革命群的力量，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人物却成了每次运动中的主要人物”⑤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批判者既不了解中共党史，更不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完全是按照自己对于革命的主观想象，去述说和诠释“大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三家巷》并非是以歌颂为主的革命叙事，而是意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所以在批判者与作者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

欧阳山曾说，他创作《三家巷》的目的是要真实再现“广州起义前的右倾和广州起义后的‘左倾’的某些片段”①。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它说明早在《三家巷》动笔之前，作者脑海中就已经有了成熟的预设主题，而这个预设主题其实就是中共中央1945年4月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障。”而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之前，“左”倾、右倾错误路线都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②。1945年，欧阳山正在延安，他不仅学习过这份重要文件，而且还深刻地领会了《决议》精神。据欧阳山回忆，当时他就萌生了一种创作冲动，想把这部作品写出来，即用形象叙事的艺术手法，去表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的来龙去脉和曲折道路”③，只不过受当时条件所限，手头掌握的资料不够，没有办法完成这项任务。我所说欧阳山创作《三家巷》是对《决议》精神的一种积极回应，理由和根据也正在于此。

众所周知，1925年6月发生的省港大罢工，是对上海五卅运动的直接声援。这次长达一年多的工人大罢工，其组织者固然有邓中夏、苏兆征等共产党人，但同时也接受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直接领导。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拿出了全省半个月的租税收入，“用来援助罢工工人”④。受陈独秀右倾思想影响，省港大罢工虽然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组织工作，却过分依赖国民革命政府的支持，结果虎头蛇尾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三家巷》真实再现了这段历史，比如苏兆征过分信任资本家大少爷陈文雄，将其推选为罢工工人的谈判代表。批判者还说，《三家巷》“不去写罢工工人的斗争精神和团结力量以及它的伟大胜利，而是着力去写罢工工人的‘吵嚷’、‘混乱’、‘分化’，并宣传它的失败”⑤。其实，这也与罢工组织者的工作失误有关。香港工人回到广州者共有10万之众，小说告诉读者为了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仅食堂就建有数十个，一个食堂一次可供2000人就餐。工人们的食宿问题由国民革命政府解决了，可罢工委员会却没有生产自救和再就业的完整计划。所以陈文雄才会阴阳怪气地发牢骚说，工人大都“有老婆孩子，光罢工不吃饭，也是不成的”⑥。何守仁更是冷嘲热讽道：“几十万人坐着吃了一年多，如今到处流浪，无工可做，无家可归。”《三家巷》这种特殊的叙事方式，显然是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不但没有“歪曲历史”，还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广州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意义重大。《三家巷》虽然正面描写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牺牲精神，侧重点却是根据《决议》精神对这场武装斗争进行深刻反思。广州起义失败后，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曾做过自我反省。邓中夏就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在主观上社会基础尚不十分广大……我们绝不隐瞒我们的错误。”⑦周恩来更是把广州起义视为一种“左”倾盲动主义。1928年，他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就曾严厉批评道：“我们没有搞懂什么是起义。这是盲动主义。”⑧由此可见，《决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一直都把包括广州起义在内的全国性城市暴动，直接定性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草率行为。《决议》的真正目的就是告诫全党以史为鉴，不要再犯同样的路线错误。因此，当年参加过起义的革命者曾回忆说，广州起义名义上是以工人为主体，虽然有近万名工人参加了“赤色工会”，但他们既“无组织又无指导机关，只是接近的便算加入工会，有事时直接指挥几个同志去领导他们，所以工人都莫名其妙，究竟他们是工会是党都不知”①。换言之，党组织并没有真正成为“赤色工会”的核心。况且，广州有诸多的“赤色工会”，却没有一个与产业工人有关，相反，还把他们“看作一种反动群众。这样，共产党员完全使自己脱离广州极其重要的部分的产业工人而孤立，并且使该工会的反动领袖们能利用此种工人的力量来反对暴动者”②。由于产业工人没有参加，故广州起义的主体力量，除了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外，完全是由手工业工人和店员所组成的赤卫军。据徐向前回忆，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赤卫军，“比指挥新兵还难，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拿到枪后到处乱跑……一说胜利就认为万事大吉，竟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吃饭去了”③。关于这一点，欧阳山在《三家巷》里也有所描写，如司机冯斗对同伴说：“一打完仗，我要先洗洗澡……然后上茶馆去喝他一碗茶……然后睡他一个大觉。”据聂荣臻回忆，那些手车工人每天各自拉车，行为散漫且组织纪律性较差，在起义过程中，当一位工会领导人去召集他们参加赤卫军时，他们却回答“我们的车还没有拉完”④。由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组成的赤卫军，起义前从未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他们甚至连枪都不会放，能使用的武器装备也只有“炸弹约20、手枪15支及一切刀、棍、剑、铁尺等”⑤。然而令人敬佩的是，正是这些近乎赤手空拳的工人赤卫军，在张发奎正规部队的猛烈进攻下，竟顽强坚持了3天，创造了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家巷》真实地描写了广州起义的全过程，热情讴歌了工人赤卫军。其中以周炳为代表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手里拿着大刀长矛去攻打广州“公安局”。一些人刚学会打枪就被派到江边，去阻击日军陆战队和张发奎的部队。他们还与冲上阵地的敌人，面对面展开白刃战。这些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在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即便像程嫂这样的女性，都能冒着枪林弹雨去抢救伤员。可以说，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令人敬仰的革命英雄。但广州起义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也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作者通过主人公周炳的视角，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血腥屠杀的恐怖现场，仅3天时间，广州就有30多条繁华街道、上万栋房屋被焚毁，市民死伤超万人。张发奎说：“我亲眼见到遍地死尸，尤其是在河南对面的天字码头地区，尸体沿马路一直堵到龙眼洞，堆满死尸的手推车兜兜转转才能穿过街道，外面收埋了两千多具尸体，其中有些死者是广州普通的市民。”李宗仁也说，当时军警在广州市内到处搜捕革命者，“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一时广州全市全城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⑥。

这使我对《三家巷》的结局处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作者让主人公周炳面对尸首成山、血流成河的残酷现实，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自言自语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对于这句话，批判者认为这反映出周炳这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软弱性。我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罔顾事实的无稽之谈。不要说周炳当时只是个刚满20岁的社会青年，即便是许多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也曾一度对革命的前途产生过悲观情绪，否则毛泽东也不会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以其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激情四射的文字，去鼓舞革命队伍的士气了。所以，周炳在困惑与迷茫中不知道该怎么办，既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普遍社会心理，也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历程的曲折艰辛，丝毫没有违背历史真实的创作原则。

二、关于《三家巷》姻亲关系的争议性问题

《三家巷》中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也使它饱受诟病。因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早已变得绝对简约化，“亲不亲，阶级分”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几乎成为了评价人际关系的唯一标准，即在革命团体内，同志加兄弟亲如一家人，但“对于阶级异己分子，对于阶级敌人，我们从来不讲人情味，也绝对不讲人情味”①。因此，批判者抨击作者在处理周、陈、何三家关系时，严重“模糊了阶级的界限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了“作品对阶级斗争的真实反映”，也表明作者完全丧失了一个革命作家所应具有的阶级立场②。为了强化对《三家巷》的思想批判，批判者还将《三家巷》视为《红楼梦》的现代翻版，认为“周炳不过是个随便打着革命旗号的三十年代的贾宝玉。把这样一个人物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不能不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侮辱和歪曲”③。

我个人认为，若要真正读懂《三家巷》，不仅要彻底摆脱阶级斗争的教条思维，还必须彻底摆脱将之与《红楼梦》比较的认知模式，否则就无法读懂作品中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三家巷》里周陈两家有着复杂的姻亲关系——母亲是亲姊妹，子女又是“中表亲”。“中表亲”从古代皇室到民间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费孝通说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即人们通常说的“亲上加亲”④。以“中表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古今有之，巴金《家》中的高觉新与梅表姐之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我并不认为《三家巷》是在模仿《红楼梦》。小说开篇便交代，周陈两家在清末民初时家世原本相差不多，老中医杨在春把大女儿许给了小商贩陈万利，把二女儿许给了打铁匠周铁，从此以后两家繁衍生息、枝繁叶茂，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尽管时过境迁，两家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但这些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又有姻亲关系的瓜葛，这使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情感联系。所以，陈文雄娶了周家的周泉，周榕与陈家的陈文娣私奔，陈文婷追求周炳，这些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的生活逻辑。诚如陈文雄所说：“咱们是至亲，又是好友，沾着表亲、姻亲、换帖兄弟，还加上邻居、同学，竟是五重亲呢！”但在当时那种革命话语的评价体系中，家庭亲情的彻底决裂，已经成为一种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知识青年若想成为真正的革命者，那么同具有敌对关系的家庭划清界限，是他们思想转型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等的《红岩》，都是描写这种决裂的经典之作。如果同这些红色经典叙事模式相比，《三家巷》确实写得有点过于“人性化”，甚至给人造成一种阶级立场不够鲜明的阅读感觉，其受到猛烈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欧阳山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批判者的教条思维。在他本人看来，所谓决裂，是指思想观念而非亲情关系，所以他在作品中借陈文雄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政治上的亲疏跟血统上的亲疏完全是两回事。”在《三家巷》中，陈文雄被塑造成游离于政治斗争旋涡之外的“中间人物”，故他这句话表明欧阳山在处理《三家巷》的姻亲关系时，是在有意识地突破当时那种阶级斗争的僵化思维，这也正是《三家巷》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的独特之处。

我们还要注意到，《三家巷》在描写姻亲关系时，把周、陈、何、区，以及与他们四家有交叉关系的诸多青年，统统放在从“五四”到大革命时代的时空背景中，讲述他们在时代变革中的思想成长与裂变。长期以来，人们只是在谈论周炳成长过程的真实性问题，却并没有注意“三家巷”青年共同成长过程的真实性问题，因此大大低估了《三家巷》的思想深度。在作品中，作者一开始并没有刻意交代这些青年人的阶级身份，而是把他们描写成一群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热血青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他们无论信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如在第8章的“盟誓”中，地主家的少爷李民魁、张子豪，资本家的少爷陈文雄、小姐陈文娣，官僚家的少爷何守仁，工人家的大女儿周泉、二儿子周榕等一众高中生，毕业时聚集在“三家巷”，畅谈改变旧中国的远大理想。李民魁将把中国治理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周榕表示要投身于工农大众的革命事业，陈文雄主张发展民族实业经济，何守仁痛斥中国官场的黑暗，张子豪则誓言要做出一番事业来。尽管众人的方式不一，但这些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都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最后，他们集体盟誓：“我等盟誓：今后永远相互提携，为祖国富强而献身。此志不渝，苍天可鉴！”到了第21章“出征”时，“三家巷”里的青年人都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抛弃了主义之争，都对北伐抱有一个共同信念：一定要让“中国人脱离水深火热的苦难”（张子豪语）；把历史上那些“数不清的苦难和耻辱，都要一扫而光”（李天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