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抒情传统的当代出发

《我们夫妇之间》作为曾引发全国性关注，也遭到猛烈批判的小说，既承接着现代文学史上左翼文学、革命文学里“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遗风流韵，也开启了左翼文学从现代迈进当代的新抒情传统。《我们夫妇之间》叙述的无非是革命队伍里一对夫妇的情感风波、思想风波，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种题材的小说众多。然而，这篇小说创作发表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该小说显然不可能仅是着眼于家庭关系的描写，更是对革命夫妇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思想认识冲突的再现与思考。这就使得这部小说既有了成长小说的意味，又再现了传统家庭伦理与集体性抒情洪流相互调适的历史原貌。

显然，《我们夫妇之间》对这种与时俱进的认同风波的假设和演绎，并非基于对私人情感、小家庭的认知，而是基于对共同体情感、事业、未来的认同。作者有意将如此重大敏感的题材，建立在家庭生活与夫妻关系书写之上，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夫妻关系与家庭风波，使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学趣味兼容；另一方面，人们也愿意看到传统题材书写如何在新语境中获得新元素，在新的生活形态和历史语境中呈现新的张力。在现代革命迈入当代历史语境的前提下，萧也牧找到了“夫妇之间”与“我们之间”在结合意义上的相似性、共通性，尽管作者的初心应该是想强调它们的相异性和时代性。如此一来，这篇小说就不再是私人事件，“夫妇之间”“我们之间”，这个“之间”充满着丰富的象征意味，其间的诸多结合、结合的过程与结果的逻辑关系、对这种逻辑关系的认同与维护，每个环节各有深意。更何况，所谓结合本质上就是一种认同。形而上与形而下、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主义与问题、生活与抒情，可谓深衷浅貌，语短情长。在新历史语境下，事物必然要遭遇再认同，但又未必那么容易进行再结合和被结合。正是在这种必然与未必然的错位与矛盾中，《我们夫妇之间》引发更多思考。

一、“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①

《我们夫妇之间》写于1949年秋，1950年1月刊登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②，被认为是一篇“‘真实’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很生动而能说明问题的‘好’作品”③。评论界对其写作方式表达了认同。《我们夫妇之间》的成功不仅促进了其他同类作品的发表，也激发了萧也牧的创作热情④。

《我们夫妇之间》的文学影响主要在读者和社会层面。康濯曾听萧也牧讲起“《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合起来总有一二十个报纸转载，其中包括一些地方党报和团报”①，共青团中央出版的《青年的恋爱与婚姻问题》收录《我们夫妇之间》，“由于团组织系统阅读的需要，全国各地加印此书，其印刷量已经无法真正统计，但其总量肯定很大”②。至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我们夫妇之间》，如唱本、通俗剧本、连环画、小人书的改编，使《我们夫妇之间》更加普及。

1951年5月20日，《武训传》批判开始。6月，李定中（冯雪峰）、叶秀夫、丁玲等相继对萧也牧展开合力批判。批判从小说文本逐渐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写作”“进城问题”“城市题材书写”“日常生活题材写作”“真实性问题”“叙事手法”等方面。自此，关于《我们夫妇之间》及其引发的系列评论、批判和研究，以至于后来的“萧也牧事件”，合力形成了一桩中国当代文学史事件。然而据统计，“至今共出版了有近一百种的‘当代文学史’……其中仅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当代文学史’书写了‘萧也牧事件’”③。如此说来，这一事件的有些研究并未敞开，那么还有什么通道能够进入这一事件，进而展开文学史观察呢？

1950年7月12日，萧枫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谈〈我们夫妇之间〉》，他在谈及作品时认为：“对于李克，作者的态度，就有些模糊不清了”，“作者忽略了十二年革命工作对一个人应有的作用，这是不真实的，因而说是不典型的”，“作者实在也没有给李克以明确的批判”。他又指出：“其实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这个主题，像这样用夫妻关系来表现，一般地说来是不很合适的，最好放到生产斗争和革命工作中去，这是一个主题思想和题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④逻辑上说，作家如何表达某个主题属于创作自由。萧也牧试图通过小说来表达对新政权的认同与热爱，也是他的认知与选择。他用一对战时夫妇和新政权节节胜利的同步成长，表达他与时俱进的思想成长。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当然也是一种结合，而且是阶级感情和政治同盟上的结合。一方面，张同志和李克的结合，也是两性情感和家庭伦理关系的结合。事实上，任何结合的理想状态，都是以互动、稳固、相濡以沫为标准，这是符合人情事理的。另一方面，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种以夫妇人伦、香草美人之喻比拟社会政治的书写往往自带风险。毕竟夫妇人伦的结合关系有牢靠、稳固的理想一面，也有人性欲望与兽性破坏的本能属性。

可是，任何结合的理想之美好，其魅力恰恰来自对这些欲望与破坏的把控张力。当萧枫指出其实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主题用夫妻关系来表现不很合适的时候，想必他已感觉到存在比拟不伦的风险。既然如此，无论是哪个作家，无论是何种情节模式、叙事方式，既然选择了以夫妻关系来比拟认同叙事，就天然地无法置身事外，也无法跳出这一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唯一可做的就是尽量弱化人物的私人生活元素和个性、性别差异，抹平故事的象征效力，尽量切断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对应关系，加强叙事的理想氛围，从而增强小说人物与故事内容的群体共性和象征意味，这一点在“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作品中呈现得尤为明显。

作家选择写什么，有时并非是主动选择。作家如何写，同样也并非完全独立自主。一定程度上，作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代人立言。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多少都有些不自觉的“为生民请命”的崇高动机，这种使命感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也每每带来一厢情愿的隐忧。尤其是当接受者并不领情，甚至不认可时，艺术与现实间的尴尬会令作者处境艰难。既然如此，对萧也牧的批评，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自然就包括了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也包括了对作家与代言人关系合理性与叙事合法性的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看起来，主题、题材貌似巧妙地沿袭了左翼文学抒情传统，作家将美好的期待，放置于参与、接纳和欢呼新政权到来的语境之中，这无疑是锦上添花的叙事。然而，一旦聚焦文本的信息符号和象征意味，这一结论便经不起推敲。作家忽略了夫妇人伦关系的私情、欲望与破坏力的天然属性与其他关系的结合不兼容，这种不兼容在夫妇人伦关系里靠感情、理性、传统诸多力量共同完成超克。但对于其他关系的结合，显然人们并不会这样去包容和超克，而是选择规训和惩罚。

《我们夫妇之间》一开始就过于被这种比拟关系的叙事理想所吸引，作者预见了这种比拟关系美好的一面，却把风险忘记了。为了书写结合的美好，他仍旧按照夫妇生活的逻辑，大书特书其结合的波折和转变，并没有记住已被规定好的对应关系和象征位置，这就更放大了对私情、欲望、破坏的解读风险。文本的艺术趣味是由作品生成的，但同时也指向了作者和作者所在的群体（阶级），这是一种关联与结合，也正是化名“李定中”的冯雪峰批评该小说的核心思想：“我当时读了《我们夫妇之间》以后，很觉得反感，我不满意作者对于女主人公的那种不诚实的态度。”“第一，我反感作者的那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最严重的一点，而且我并不觉得我说得‘过火’。”“现在再说我反感的第二个理由。我以为作者的趣味是不高的……尤其内容上那些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则作者简直是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低级趣味并不是人民生活，也不是艺术，而恰恰有点像癞皮狗……我就要踢它一脚！”①

归根结底，“写什么”的问题是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引发诸多批判的根源。萧也牧后来应该是对此有所认识，他对作品进行了修改。1950年7月，知识书店出版的萧也牧短篇小说集《海河边上》收入了《我们夫妇之间》。1950年12月，此书推出第2版，有明显修订痕迹：“第一，去除‘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宏大命题；第二，删除李克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趣味；第三，去掉对工农兵‘不雅’言貌的描写。”②1951年3月，青年出版社出版萧也牧小说集《母亲的意志》时，将修改后的《我们夫妇之间》收入，同时添加“附记”。萧也牧在“附记”中说：“收在这集子里的《我们夫妇之间》一篇，曾在我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海河边上》里印过。后来不断接到读者的来信，对这篇东西，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我根据了这些意见，修改了一次，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觉得需要重印一次，所以又收在这集子里。”③然而，萧也牧主动服膺的姿态迟到又朦胧，此举并没有让他逃过被批判的劫数，后续批判者依据的仍是《人民文学》刊载的初刊本。其实，迟到的觉悟本来就于事无补，还被看成主动认罪的证据。

萧也牧作为一个艺术家，首先考虑的是艺术张力的逻辑，而不是生活逻辑和政治规约的威力。张小霞认为：“故事继续前行，分出两条叙事小径。其一，两线分离，文章以夫妇关系的破裂结束；其二，两线合拢，夫妇之间重归于好。萧也牧选择了第二条叙事路径讲述故事。然而却错选了两线合拢的方式。……因此，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李克应该向张同志靠拢，才能保证政治正确。可是，萧也牧却在生活惯性的推力下做了错误的选择。”④或许，更好的解释是，萧也牧的选择不是生活惯性的推动，而是艺术惯性使然。这既是作为小说家的萧也牧的才情呈现，也不排除他有成为一个新中国礼赞者的热情，甚或豪情。因为从《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一）》⑤可以看出，萧也牧的创作成绩最佳。

萧也牧对夫妻关系这一题材的设计，选择了我们夫妇之“间”来着眼。间，隔也，即隔膜。“我们”既然已成“夫妇”，着眼点应该在合而不在隔。“我们”与“夫妇”，是二而一的关系，不应有“间”，更无论“之间”。萧也牧却偏偏看取了“我们”和“夫妇”的“之间”，因为他是作家，他在制造和寻找叙事波澜与艺术张力。在这个意义上，萧也牧的“写什么”既是题材的选择问题，也是如何看待题材的眼光问题，既关乎写作艺术本身，又不仅仅是写作艺术。故而，基于学术辨析与求真的旨趣，即便是出于最低限度的思考与追问，也应该是对作者“怎么写”的揣摩，这自然也就包括了对作者这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的读者回响反思、文本解读推理与本质阐释的逻辑追问。

二、“怎么写”的艺术与政治

1950年1月1日，《人民文学》刊登了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秦兆阳时任刊物小说组组长，他回忆道：“收到这样主题新鲜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动，立即选送主编审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①萧人曾著文赞扬这是“‘真实’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是一篇很生动而能说明问题的‘好’作品”②。甚至连批判者陈涌也承认，这篇小说“有一些写得真实、令人感动的地方”③。显而易见，《我们夫妇之间》的真实、令人感动、典型和有代表性，首先并非出于某种创作流派和团体的现实针对性，而是源于小说人物的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小说情节的现实聚焦、小说细节的生动具体。萧也牧谈及写作《我们夫妇之间》的经过，讲述了“错误”的形成起源于“恰好听到一种议论，据说城市里的读者不大喜欢读老解放区的小说。原因是读起来很枯燥，没趣味，没‘人情味’”，“至于什么人的‘趣味’，什么人的‘人情’，则说得很模糊，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④。可正是萧也牧认为“说得很模糊，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的地方，构成了这篇小说最耐人寻味的艺术生长点，也恰恰是这一题材所包含的夫妇人伦关系中私人空间、个人欲望的道德两难的魅力所在。不仅如此，连参与构建这些私人空间的公共事物，在小说中也被染上私人色彩。毕竟日常化生活天然就包含了浓厚的私人色彩。面对“萧也牧事件”，张小霞认为：“许多作家因为日常化书写最易招致恶谥，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所以选择了能够证明新政权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题材进行书写。但是，日常化书写作为生活常态并没有就此消亡。大多数作家进行了写作改道，选择了与萧也牧不同的写作路径表现日常生活。他们以从日常生活洞悉政治思想问题为模式，将日常性中的私人生活领域归之于社会‘公共性’的敌人。”⑤如此一来，公共与私人相对而言，带上了阶级对立的色彩。《我们夫妇之间》对艺术真实性的追求，不仅造成读者阅读取向选择的失衡，更引申出对写作者思想动机的拷问。动机论的演绎当然是非文学性的，却是勾连文本内外最有冲击力和破坏力的通道。

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写这些，正是批判的逻辑所在，也是一些参与者的正义感和力量之源。丁玲曾对萧也牧的“据说城市里的读者不大喜欢读老解放区的小说”进行呼应，在1950年专门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丁玲说：“这些书是否主题狭窄、单调，使人不耐呢？以我来看，我是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的。”⑥如此，我们自然也就可以理解冯雪峰义愤填膺的批判激情，也可以反观丁玲带着女性主义因素的批判。丁玲认为男主人公李克是个“很讨厌的知识分子”，“最使人讨厌的是：他高高在上地欣赏他的老婆的优点哪，缺点哪，或者假装出来的什么诚恳地流泪了哪，感动了哪，或者硬着脖子，吊着嗓门向老婆歌颂几句在政治上我是远不如你哪，或者就又像一个高贵的人儿一样，在讽刺完了以后，又俯下头去，吻着她的脸啦……李克最使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假装出一个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来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