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事件·超文化：关键词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97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作为《文化与社会》的续编出版，很快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威廉斯在序言中强调，这本书“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它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①。在他看来，所谓的关键词包括了两种相关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义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它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两个最普通的词汇）的方法息息相关。对我而言，某些其他的用法，在同样的一般领域里，引发了争议与问题，而这些争议与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去察觉的。对一连串的词汇下注解，并且分析某些词汇形塑的过程，这些是构成生动、活泼的语汇之基本要素。在文化、社会意涵形成的领域里，这是一种纪录、质询、探讨与呈现词义问题的方法。”②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取向以小见大，既有纵向的语义变化史，更有横向的社会思想史。关键词之关键，正在于它能测绘特定时代的文化观念与社会情感结构。这与美国思想史家、哲学家A.O.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观念史研究异曲同工。观念史研究也是旨在进行“一般哲学概念、伦理概念和美学风尚，还有文学发展和影响的历史研究，以及揭示哲学史、科学史和政治、社会运动史的相互联系的观念和思潮的研究”③。

随着威廉斯思想和著作引入中国，关键词研究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学科。但在陈平原看来，这些研究多数只纵论语词变迁，体例、主旨不够明确，读来更像辞书，词与词未能形成合力。尤其是关键词所承载的社会指向，被不同学科的诉求和关切所消解，视野未必比传统的研究更为开阔④。与此同时，受到后学思维的影响，关键词研究往往变成话语考古，人们在意的不只是语词所包蕴的新鲜活泼的生活方式，更是背后永不止息的政治权力运作⑤。比如借语词来揭示政治的紧张性，在晚近的跨文化研究中就在在可见。依刘禾所见，19世纪以来帝国冲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翻译，语词与语词的对译，不是平滑自然的语言行为，如何翻、何时译的背后都带有很强烈的意识指向⑥。追本溯源地考察清末以来中国兴起的各种语词，无异于辨析一段复杂的中外文化与政治的碰撞史。由此看来，关键词不仅指涉社会变迁，也关联世界格局的变动，可谓名副其实的“世界观”。

本文将关键词作为考察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切入点，视之为海外汉学研究的某种可能方案，这跟通常所说的关键词既有同，也有异。一方面，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既有个案性的作家作品研究，也有围绕某个主旨或理论展开的综论性的讨论（比如“痛史”“创伤”“离散”“现代性”“革命+恋爱”“抒情传统”等），这些都与关键词研究的思路颇为相似。另一方面，作为考察与反思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键词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一般的关键词研究，而应该将我们的评价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引入其中。胡亚敏曾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观念扩大为“历史场域”，认为查考关键词演变需观察四个场域内的状况，依次是“初始场域”“生成场域”“延展场域”和“本土场域”①。据此而言，前两个场域重在语义自身状况的清理，即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梳理；后两个场域则更多地关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引介到中国学术语境后所产生的调整和变异。换句话说，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必须重视主体接受的“本土场域”，思考跨文化评价和变异的问题。

因此，本文拟从理论上提出一些设想，试图说明围绕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展开的关键词研究，大概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呈现关键词研究的客观性。本文选取了“写实”这个关键词来梳理相关话题的研究史，以此呈现这种梳理的客观性。需要说明的是，“写实”本身的复杂性提醒我们注意“真实”所包含的不同层次，以及与特定历史诉求的关联性，“想象”有时也是“写实”的重要维度。其次是彰显关键词研究的开放性。关键词的要义不是锁定，而是向新的话语系统和可能性开放。在方法学的意义上，近似于理论家所说的“事件”。它发起对话，激发转变，代表的是认知结构的变化，而不仅仅强调现实层面的变动。再次是激发关键词研究的生长性。关键词研究有助于澄清跨文化传播和研究的局限性，指出一些新的动向来赋予海外汉学研究继续深化和增长的可能。借用韩炳哲的“超文化”概念，关键词将相关研究汇聚一炉，客观上消弭了研究之间的时空界限，使其有所重叠与对话，这正是“超文化”的典型表现。

一、作为“写实”的关键词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中写实主义大行其道，蔚为大观。但何为“写实”，见仁见智。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契（Georg Luk？cs）提出两个重要概念——“整体性”（totality）和“典型”（type）。他认为文学反映社会，贵精不贵全，作家无须巨细靡遗地描摹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面性并不等于整体性。整体性能帮助读者透过现象直抵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辐辏点，而典型人物就是整体性最有力的体现。借助于具有典型性的个体，我们得以窥探时代和社会的全貌，由个人的行动带出各种社会关系。卢卡契的观念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现在的眼光看，无非重申了“人是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见解。只不过这个“人”绝不是普通的人。卢卡契以巴尔扎克为例加以解说，巴尔扎克的小说背景开阔，唯有少数人能得到机会充分发展自己。这看起来像是某种缺陷，其实这正是他小说具有活力的地方。巴尔扎克通过少数人，努力去包容社会的整体，揭示其复杂性，所以他的人物较之其他作家更为完整和立体②。

套用卢卡契的见解，我们不妨将关键词也视为一种典型，可以透过它来把握历史的整体性，“写实”应该成为关键词研究的基本品格。通常而言，关键词之所以能确立，既与历史发展的某些趋势或特征有关，也可能基于人们对过去的总结与提炼。前者指向事实，后者落在叙事，但两者往往是统一的，甚至某些时候，后者对前者具有概括和定性的作用。比如“现代性”这个关键词，尽管学者们都同意并不存在一个同质的、单一的社会发展模式，可是在观察19世纪以降的历史时，大家普遍采用了“现代”或“现代性”的命名，而另类现代性、翻译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等概念层出不穷，目的就是要把“现代性”历史化、具体化，从而辨明所谓的历史整体性的内部也充满差异。无论是卢卡契提出的“典型”，还是“现代性”所带有的后设特质，都提示我们对整体性的发掘需要借助一种想象力。文学的想象与虚构所创造出来的“典型”与“写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在此层面上，所谓的“写实”或写实主义的复杂性显然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设定的对“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理解。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写实主义的丰富讨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为“写实”的关键词所包含的不同面向。在70多年的历程中，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至少有4位研究者的思考值得关注。第一位是夏志清，虽然没有直接论及写实主义，但他对“写实”所造成的压抑有着深刻的反省，著名的“感时忧国”说就是有感于写实过度的问题而提出的。对夏志清而言，“写实”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有的作家太在意“写实”所包含的社会责任，使得他们的写作总是围绕民族国家事业而展开，反而忽略了对普遍人性的关心。因此，写实主义虽不乏整体性，但这个整体性对世界而言仍是局部的，并不完整①。第二位是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她着力梳理与介绍写实主义的来源②。表面上看，她只是做了历史考古工作，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状况的复现。但她也由此对话了夏志清，夏志清有意将“写实”和“道德”相连，并视之为中国文学的特色，而杜博妮却有力地说明了写实主义的西方渊源。“写实”之所以进入中国，与“写实”内蕴的道德因素直接相关。它反对浪漫的伪饰，主张直面现实、书写现实。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文学并非特例，而是与西方文学以及更广阔的中西文化交流有紧密关联。第三位是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他重点辨析了“作为技巧的写实”与“作为理想的写实”。对他而言，“写实”作为技术有其自身的美学约束，并不完全受作家意志的摆布。③如茅盾在“写实”中投射的历史愿景，在他持续不断的细节捕捉中被证实是不可实现的，他越写越发现历史并不如其预想，技巧本身具有自主性。最后一位是王德威，他延续了安敏成的观察，强调文学的本质，指出写实主义也是一种虚构，所谓真并非绝对的客观。不过，与安敏成将“写实”的要求看成一种限制不同，王德威强调作家可以充分调动自身能量，将限制转化为特色。同样是对茅盾文本的解读，他就从茅盾小说虚构中看出了“小说的政治”④。

由以上关于“写实”、写实主义不同面向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作为“写实”的关键词研究的三个层面问题。首先，关键词研究的第一要义是梳理相关议题的学术史，客观呈现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变迁。这个梳理与选择的过程，也形成两种“选择政治”：一是要从众多的议题中确立哪些议题可以作为关键词；二是要从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哪些可作为学术史材料。选择即意味着放弃，对某些议题和材料的选择，必然伴随着对其他议题与材料的放弃。关键词研究所选择的议题和材料被天然地假定是重要的，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典范性或示范性。这样的思路有可能重蹈历史线性主义的覆辙，认为每一次新的研究总在弥补之前的缺漏，代表新的思路和方向。因此，“写实”的非客观性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其次，作为修正方案之一，应该思考关键词研究如何在“写实”的基础上建设一种多元论述语境。杜博妮的研究提醒我们，采用单一视角有可能会窄化研究对象，唯有将它放到更广阔的语境里，对事物的理解才有可能变得相对客观。我们通常把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置于中国学的研究脉络中，关注自冷战以来所形成的一整套论述机制和话语方式。这种操作至少和传统汉学存在某种割裂，以为整个欧洲汉学已随着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动而欲振乏力了。同时，这种操作也将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定性为一种地方行为，是专属于西方学术体系的研究，从而忽略了其研究对象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自身的跨国特性，也未能使之和中国的相关研究并置。再次，关键词研究隶属文化研究，而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不容回避的“文学”属性，如何在“文学”的规定性之内拓展相关的研究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的定义有容乃大，举凡影视、音乐、思想史、情感史等无不涉及。如何借这些“文化化”的对象说明“文学性”，特别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标识出文学研究的特别之处，应是关键词研究必须重视的内容。当前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文学研究如何在此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或者在本领域的研究中强化主体意识，都需要深入思考。最后，这种文学或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同王德威所谓的“想象”“虚构”是否可以形成连接关系？在学术史梳理中，围绕关键词展开的叙事、被讨论的成果往往带有研究者的主体想象。学术研究的定性当然应该理性客观，但这种理性客观未必是据事实录或针对过去的发言，基于现在的推论、预测也同样可以是理性的。或可说，“想象”“虚构”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违背科学本质，这在科幻小说研究中有充分体现。因此，如何将理性和想象结合起来对写实做多维度探索，也是作为“写实”的关键词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作为“事件”的关键词研究

如果说作为“写实”的关键词研究，主要是对研究历史的学术追踪过程，关注的是现象层面的内容，那么，关键词研究如何来展示它的意义，特别是投射在社会层面的意涵，则需要进一步上升到“事件”层面。作为一个日常词汇，“事件”主要强调了事物或事情所具有的重要性，但是对齐泽克（Slavoj ？i？ek）来讲，“事件”的定义远比重要性来得更加具体和精细化。他认为：“在其最基础的意义上，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框架的变化。”①而且，“事件”不见得是具体发生的事，也可是虚构作品。借助这些作品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转变之后产生了范式的迁移。甚至“事件不再仅仅是框架的改变，……是叙事框架本身的毁灭”②。概而言之，“事件”关联着我们认知世界框架的存废和转变。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至少到目前为止，多数的知识范型转换都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被指认的，或者需要经由后世持续跟进、论证方能实现。思想的日常生活化是学界的基本共识，骤变不是不可能，但总是在被逐渐消化、落实后，才显示出它的影响力。所以，关键词之“关键”，未必由它的重要性来决定，而是通过由它开启的接受之旅来逐步证实。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主张折返语词的源头，认识“关键”的本意是机关装置，可以凭借它来开启或者关闭，其代表的是意义的开放而非底定③。换言之，“关键”取决于质而非量，并非被反复提及、研讨的概念和主题才是重要的，某些关键的问题可能仍是未知的。诚如齐泽克所说，现实世界有“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更有“未知的已知”，“也就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然知晓的东西——这正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无意识，也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所谓的‘不自知的知识’”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