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雷蒙·威廉斯的初衷是“要指出一些重要社会、历史过程是发生在语言内部，并且说明意义与关系的问题是构成这些过程的一部分”①。他想要探赜的是关键词在复杂文化环境中的演变轨迹，以及彼此间的相关性与互动性。所以，关键词不仅是对象，更是方法——是追溯其意义的历史的方法，也是揭示其背后文化政治的方法。

从这个意义来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性别研究都可谓关键词式考察法的绝佳试验场。自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内引发争议以来，不论本土学界对其态度如何，均无法否认其所产生的巨大震荡威力。但我们往往更愿意关注其得出的种种结论，而非关注其推导与研究的变化过程。事实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非铁板一块，它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动态演绎中，其自身也时时存在着分歧与矛盾；它所引发的国人在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流动，乃至海内外学界的互动演绎也始终是“正在进行时”。关键词研究的引入不仅可以呈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内外语境中的思想性、价值观和权力内涵，也能触及中西在社会—文化价值上的断裂、赓续与变异，这也恰是雷蒙·威廉斯在国内的引介者汪晖所强调的“变迁”：“通过它人们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为广泛的变迁——一种与语言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②

性别/妇女研究进入中国已有近50年历史，但本土的女性文学研究曾一度很难突破线性的历史观，对其的讨论始终在一个“西学东渐”的路径中展开，此中的“西学”不仅指来自西方的各类女性主义理论，也包括各类“先行一步”的从性别视角出发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论是对女性作家的个案讨论，如梅仪慈、葛浩文对丁玲、萧红的发掘，还是对理论的系统阐释与运用，如周蕾、文棣（Wendy Larson）将性别与现代性问题相勾连，都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争议和批判性吸收。这种相对异质性的研究及围绕其上的讨论，不仅折射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被接受与挑战的演进过程，也是管窥性别研究在国内学界的接受、变异，乃至本土化轨迹的重要窗口。

一

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图谱中，性别视角的引入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性话语如影随形，而现代性这一概念在国内学界的兴起，又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摆渡者不无关系。可以说，性别、现代性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三者存在复杂的纠葛，其在漫长演进中所涉及的议题、所引发的争论、所更新的研究观仍值得反复考量。就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实践路径而言，其自诞生之初就通过发掘“被压抑的女性”或“女性的被压抑面”，而将矛头指向压抑机制背后的“单一中心”，以呼唤“多重的现代性”。

对于海外第一、二代学人如夏志清、李欧梵等而言，性别探索只是他们在现代文学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分岔小径，其目的与收获均隐隐指向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期，夏志清虽未直接从性别视角对作家作品进行解读，但他对女性作家，尤其是对张爱玲、萧红等人的挖掘，直接得益于其所持的审美性、文学性的文学史观，呈现出反叛革命范式的现代性转向。《残存的女性气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妇女》①是他唯一专论性别问题的文章，该文从赵树理、西戎开始，一路讨论到丁玲、刘宾雁，指出当代小说中那些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支持者的女性，往往是反对压迫的战士与殉道者，在小说内外经历着生活的艰辛与情感的压抑。在夏志清看来，这些女性的价值由她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用来衡量，而无法抵达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其论断背后显然是现代性观念对于传统革命一元论的颠覆。此后，李欧梵更旗帜鲜明地率先提出了“追求现代性”的论断。他借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两种现代性”理论，指出自“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我们始终处于“历史的现代性”之中，强烈的启蒙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产生了绝对的统摄性，压抑了“审美的现代性”。他从突出现代文学中的浪漫性出发，或讨论“新感觉派”的颓废叙事，或演绎张爱玲的“苍凉美学”，甚至挖掘出鲁迅的幽暗面，从而在现实主义或革命主潮之外开辟出一条对抗性的道路。在这个框架下，他对庐隐、冯沅君、丁玲等“五四”女作家有意反弹琵琶，指出她们有别于革命主潮的个性与情感，及其所蕴含的创造性与局限性、脆弱性与丰富性，而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现代性症候。

如果说早期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是在探索现代性的道路上触及了性别问题，那么从海外第三代学人开始，随着海外学界对理论的集体转向，包括性别批评在内的各类方法开始轮番登场。对此，张英进曾概括道：“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英文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开始与北美的文学研究同步发展，而不再跟随新兴的区域研究或者传统的汉学研究。随着20世纪60年代来自欧洲的批判理论的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启发下的意识形态批评逐步开始扭转北美学界，在那里新批评对于文学完整性和天才作家之审美接触性的强调迅速失势。”②于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中国大陆先行一步开启了“理论时代”，其所借用理论之多样、路径之繁杂，曾一度被诟病为“挟洋自重”、将中国文学视为西方理论的操演场。但这种眼花缭乱的表象背后实则是各类意识形态的相互交锋。因为在整体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时，队伍日渐庞大的海外第三代学人并没有相对整一的研究对象或思路，这反过来也印证了现代性话语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即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同一性的逻辑，其中包蕴了多重的声音和视角，需要依靠多样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来呈现，而性别正是其中之一。

发现从古典到现代以来的女性生活史、情感史即是其中较早出现的一种路径。这些研究往往横跨文学与历史，即文史不仅可以互证，也可以互相阐发。魏爱莲（Ellen Widmer）的《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③着眼19世纪早期作为小说读者、作者和形塑者的女性，追踪她们写作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的历史，从而描绘“女性如何被纳入中国文学图景”。胡晓真的《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①以18到19世纪女性创作的弹词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女性的阅读、书写与出版，探寻女性的心灵世界，也从其文字世界中的焦虑和困惑来揭示女性特殊的诠释方式。曼素恩（Susan Mann）《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②所涉及的重要史料均来自女性作家作品，并与男性书写相互参照，从而在社会性别关系中折射出清朝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此类研究还有孙康宜（Kang-I Sun Chang）的《独行的缪斯：自传、性别研究及其他》③，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④，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⑤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⑥。高彦颐在开篇就剑指“五四妇女史观”，通过女性视角的考察，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只有受压迫与侵害的封建女性”这一观点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差，中国社会中的妇女在文学修养等方面，都有独特的生存发展空间。

无论在方法还是结论上，高彦颐的研究可堪这类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些海外研究对各时代中国传统女性生存境遇的展现，大多指向了对“压迫—解放”范式的突破。1928年，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从制度、习俗、生活等方面论述了妇女所受的压迫与不公，文中他振臂高呼：“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⑦在这个“压迫—解放”范式下，我们一直习惯性地将女性视为父权体制下被动的受害者，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为了建立妇女乃至各类解放运动合法性的话语预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新文化运动被视为重大的断裂，认为女性对压迫的反抗、对自我与自由的呼唤，才导向现代性的时刻。然而，海外研究直接打破了这一框架，不仅为国内学界示范了性别研究范式的实践路径，从女性的个人体验和生活经验检视漫长的历史，并从中挖掘性别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其赋予性别书写以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认为它的价值远不止“反抗的声音”，而是更宽广、丰富，且具有自足性的。如曼素恩所言：“在将妇女引入传统的历史框架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改变了框架的内容，我们或许还会摧毁这个框架本身。”⑧而这个框架不仅曾经高悬在性别问题之上，也根植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一方面质疑“单一现代性”，暴露其压抑边缘声音的机制；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被压抑话语自身的意义：其在性别话语上的实践，揭橥曾经定于一尊的中心话语在性别、历史，乃至文学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压抑作用，从而使现代性的多元性与历史的复杂性得以初步呈现。

二

时至今日，性别已被证明是进入现代性话语的有效方式，这种认可不仅来自其所折射出的多重现代性，更多的则在于其与“民族—国家—现代”框架的勾连。无论是海外研究还是本土探索，性别与国族、他者与自身、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等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女性追求解放的斗争也始终与现代化的进程相纠葛。而这种关联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运动的重要贡献，也恰是西方女权运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盲点⑨。可以说，性别话语被寄予了重估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再造本土研究范式的重要期望，但这种期望本身也始终被怀疑、被超越。

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陆续刊发“性别、写作、女性主义及中国”特刊，白露（Tani Barlow）在此基础上结集出版了《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几篇文章都专注于论证性别功能与国家构建、阶级斗争的关系。陈清侨在《绝望的语言：五四知识分子“新女性”的意识形态呈现》中指出，所谓的新女性形象在“五四”男作家的书写中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在展现知识分子对其新主体性的艰难理解。孟悦的《女性形象与民族神话》分析了性别与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如何被象征性使用，通过民族与革命叙事对自我欲望、自由情爱的压抑来说明特殊时代革命话语的压抑性。这几篇文章及其所引发的争议正式拉开了性别勾连民族、国家话语的帷幕。此后，大批海外学者对此展开专论。杜爱梅（Amy D. Dooling）在《革命年代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1936—1977》②的序言中指出，女性写作视角的引入启发我们重新定义20世纪的民族叙事与革命叙事，女性作家如何从文化上回应这个变革的世纪，应当从其性别身份展开讨论。季家珍的《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③以传记为切入点，阐释了围绕在妇女问题之上的种种文化悖论和政治抱负，及其与民族、国家在现代化浪潮下的艰难自适。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④指出性别维度的引入将帮助我们超越平面性的全球/地区架构或民族主义框架，对女性与本土/传统、西化/现代、民族国家之间二重性塑造关系的关注，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置于一个更具纵深感的话语场域中。

这些海外研究对性别修辞的讨论迅速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关注，赞同者看到了性别作为问题撬动支点的可能性，即性别研究的意义并不只是女性本身，而在于与其他范畴的连接路径。如刘思谦认为：“性别不是一切，就像以前大行其是的阶级、民族不是一切一样，性别、阶级、民族这三种人的基本的类身份都不能单一地决定和涵盖文本的全部意义。”⑤李小江也指出：“对我而言，‘民族’比性别要‘大’，就像‘阶级’对你而言也比性别要‘大’一样，它让我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和胸怀，总在关注我们这个民族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部分女人的问题。”⑥批评者则看到了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及其背后现代性话语与“民族国家寓言”的逻辑关联。如董丽敏认为这类海外研究大多还是在文明/愚昧、西方/东方的大格局内展开，而不是紧贴男性/女性这一基本性别框架，并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海外学者“根植已久的‘欧洲中心’或者‘白人中心’的知识背景，使得他们对于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的考察，无论如何很难摆脱那种以‘文明’为核心的启蒙意识”⑦。温儒敏等则更进一步看到了现代性话语对“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迷思，“90年代以来，‘现代性’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成为统摄性的概念，无论文化研究还是思想史研究，都乐于采纳这个研究视野，诸如‘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相互冲突与依存关系以及文学作为‘民族国家寓言’的观念，就成为重新书写文学史的逻辑起点，并试图以‘宏大叙事’的姿态颠覆旧有的研究方式与习惯”⑧。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中，个体与社会是分裂的，本文不断重申分裂的存在及其对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影响，相较而言，“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①。这一论断一经引入，旋即被当成了追寻本土现代性和阐发民族主义诉求的重要依据，但也很快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共同拆解。

一方面，海外研究从革命/历史的视角反思其与性别话语的捆绑，如《妇女研究论丛》曾在2017年组织以“妇女与中国革命：延续与变迁”为题的研讨会，其间，钟雪萍与王玲珍或反思为什么“革命与妇女解放”成了女性的专业，或探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新视点或框架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②。另一方面，通过挖掘女性写作与中国传统规范、现代政治、身体价值等的关系，重新思考妇女解放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如文棣的《中国现代妇女与写作》③通过讨论传统文化对女性写作的规范和制衡、政治话语对女性意义的国有化等，指出了摆在现代中国女作家面前的几组重要关系：国家救亡责任与女性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肉体欲望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④认为传统男权中心对女性的规制、观看和统御的视角，与西方现代文明观看和想象东方文化的视角是一致的。周蕾主张将女性置于“主体的凝视与他者的形象之间”，用自鉴的立场和方法批判和反思强势文化，从而建构起关于女性和中国现代性的新思维。此后，周蕾在《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⑤中进一步否定了詹明信的论述，认为其将“第三世界”视为异于自己的他者，但中国文学本身就包含着“断裂与异质”和“多重多义性”，根本不存在一个完全异于西方的“原初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