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灾变”：40年来新诗批评史话语解套的逻辑

荷尔德林用“灾变”（Catastrophe）这个概念讨论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中，两位英雄在“崇高时刻”被命运终结的悲剧。夏可君以“灾变”为文眼，讨论海子的诗歌，撰写《“计算的法度”：？日记？的绝对性——从荷尔德林与策兰出发》一文。夏可君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现代汉语，是不同于传统俗语的现代白话文，其发生，就处于不断的灾变之中，无论是它在历史政治上没有准备的被迫改变，还是在一片反文化的控诉中自觉地拉丁语法化，无论是后来革命的暴力化还是商业化对语言的平庸化，现代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诗的写作，一直处于模仿西方大师作品以及对古代诗歌的意象韵律等等的转借之中，这双重的被动的模仿，以及历史持续的灾变，匆忙写作的诗人没有形成对写作本身的反省，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只有粗制滥造的江湖义气之争，没有对诗歌写作本身精确性的内在严格要求，也就无法使现代汉诗确立起法则或法度。

如果没有诗人通过诗歌的写作来为现代汉语立法，我们当下所使用的语言就缺乏尺度，缺乏准确性，就没有对历史命运测度的调音器。而一个没有法度的语言就是一个不成熟的语言，也就无法产生出经典作品，一个诗歌也无法确立自身写作法度的时代，无疑是一个不自由的时代，或者说，也是一个对自己所生活的时间性，即当下性，没有恰切经验的时代。①

夏可君的这段话包含着深邃、丰富的内涵。他运用“灾变”这个概念，将百年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语言的合法性推向了学术命题的前端。以汉语新诗为代表的白话文学运动是不是伟大的汉语写作传统的“灾变”？拉丁语法化、模仿西方文学大师作品、对古代诗歌意象转借等是否在创作中取得成功？文学革命是不是一种语言暴力？迄今为止，现代汉语诗歌的法则或法度是否确立？我们这些创作者是否通过诗歌恰切地经验到了我们的时代？夏可君的否定，揭开了新诗写作这段文学姻缘的“盖头”，似乎让我们看见了一群诗歌悲剧英雄命运落幕之后的一无所有。这就是白话文学革命的“灾变”。现代汉语文学是喜剧、悲剧，还是一出笑剧，值得人们细心品味。

关于诗歌法度的问题，夏可君根据荷尔德林的思想阐释了“计算的法度和法度的计算”的诗学，提出了诗歌法度的分析模式：1.音调的转化标记，调性的生成（抒情性、叙事性、观念性，以及三者的相互转化）；2.关于语言的语言，字面的标记（字数、行数、韵律、标点符号、节奏与反节奏）；3.诗歌的诗歌，元诗歌，语词的语词，反语词（客体性、诗歌要召唤的对象、主体性、抒情、意象、经验或不可能的经验）；4.空间性，诗歌如何空开自身，打开场域，异托邦（时间性、语言的位置、个体性）。这些纯粹的诗学命题，随便攫取一题，都迷障重重，不在此讨论。这里要引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现代汉语诗歌中拉丁语法化的问题，不解决这个语言学的问题，就无法深入讨论汉语诗歌传统与汉语诗歌现代性的诗学问题。

夏可君说的拉丁语，实际上指的是印欧语。印欧语和汉语在语法结构上是不同的。语法结构的不同，意味着思维方式、观念生成和诗—蕴生成方式的不同。

1.印欧语言是一种超自然思考的逻辑语言。语言的展开过程，从先验的直观归纳、经验综合，运行到抽象的、数学的逻辑演绎、分析。主词和谓词分工明确，主词框定概念范畴、确定语义内涵，谓词进行引申、分析、实证，对主词实施语义、观念、诗—蕴的反哺。也就是说，以古希腊文明为基因的西方文化从人类早期先验直观的认知，发展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弗雷格的数理逻辑，促成了科学实证逻辑的生成。

2.汉语是一种自然思考的诗性语言。在汉语的演进过程中，虽然有过逻辑的萌芽，却一直保持着与自然万象平行的直观经验，它在人类面向自然的先验直观归纳综合的原初时刻，就达到了认知的饱和状态。印欧语言的发展，是线性的演进，而汉语的发展是平行的丰富。印欧语言对事物、事态或抽象观念的表达必须用结构明晰的主谓结构来实现，而汉语不但主谓结构无须明晰，词性也无须明晰，或者说，在汉语中，不管什么性质的词，它们的显现处于位置的漂移状态。关于汉语与印欧语的区别，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沈家煊等语言学家都做过精到的分析，多数学术问题已然形成共识。在《超越主谓结构》一书中，沈家煊说：“《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之后，学界首先认识到，无主语的句子在汉语里是正常的句子，现在通常就叫无主句。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对《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批判性总结，里面说，‘不用主谓关系的有无来区别句子和短语。句子可以在形式上不具备主语和谓语两部分；短语可以包括主谓短语’。朱德熙明确说，汉语‘没有主语的句子跟有主语的句子同样是独立而且完备的’。”①沈家煊承接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等人的观点，提出了“名动包含说”，讨论了汉语结构中的“零句”“话题”“流水句”，以及短语的句子构成、汉语诗性语言结构等。沈家煊总结说：“印欧语的名词和动词是语法范畴，跟语用范畴指称语和述谓语不是一样东西，而汉语的名词和动词说它是语法范畴，其实是语用范畴，或者说，名词和动词的语法意义就是指称语和述谓语，这跟赵元任说汉语主语的语法意义就是话题是一致的。关系不同是指，印欧语的名词和动词是分立关系，名词是名词，动词是动词；而汉语里名词和动词是包含关系，名词是‘大名词’，它包含动词，动词是一种动态名词。因为汉语名词动词的性质是指称语述谓语，所以名动包含实质是‘指述包含’，指称语包含述谓语。”②在大自然里，只有万事万物的表象呈现，而没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这类东西。自然里也没有语言。语言是人的感知系统生成的，印欧语的原初感知与汉语的原初感知是一样的，所有的感知通道都源于人的感知通道的确立。语言是人的创造，慢慢才形成人的本质的一部分。汉语和印欧语，是作为人的本质塑造的不同通道或表现方式。

3.诗性语言是人类的一种原初语言。不论哪个民族，早期人类的语言都是自然思考的语言，也就是诗性语言。沈家煊在“诗性语言”一节中说：“钱钟书《谈艺录》里说：‘律诗之有对仗，乃撮合语言，配成眷属。愈能使不类为类，愈见诗人心手之妙。’所谓‘使不类为类’，正是尽量‘把类似性添加在邻接性之上。’罗素的遗憾是：‘我们无法构建一种用相似性关系表述所有关系的语言，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被曲解的语言误导了。’诗性的语言能弥补这种遗憾。”③通过相似性分辨事物，以摄取事物创造语言，是感知世界、缔造文明和文化的基础。即便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形式逻辑、康德的先验理性等，无不源于此。

4.汉语传统诗歌（古诗、近体诗）的语言呈现方式。汉语作为一种诗性语言，处处表现出原初语言直观观照世界万象而不加抽象引申的特质。《易经·系辞传（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鬼谷子·反应》说：“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谢赫《古品画录序》讲六法之“气韵生动”，以“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模写”等阐明诗—蕴在与自然平行的语言中生成的法则。象与象类比成象（像），作为汉语文学的语言特征，论者之多，不用赘言。传统汉语诗歌以命名事象的语词和围绕着语词中心形成的短语构成诗句，散文以零句、流水句、短语加上语调贴合成句，不以“S（句子）NP（主语）+VP（谓语）”这种印欧语言的语法生成规则为句，这是诗—蕴语言生成的最大特征。常被人引用的例子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还有李商隐的《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5.汉语新诗（白话诗、自由诗）的“灾变”。作为与自然（万物存在之自然而然）平行的传统汉语诗歌，它的诗—蕴生成方式是事物或事态的意象呈现、显露（赋、比、兴），而“文学革命运动”“诗界革命运动”革掉的正是这种以象比象的自然诗学。尽管夏可君关于“诗歌法度”的“分析模式”提出的诗歌音调转换“抒情性”“叙事性”“观念性”维度，适合于古今中外诗歌的诗学分析，但印欧语诗歌和汉语诗歌诗—蕴生成的路径截然不同。无论白话诗还是文言诗，好的汉语诗歌都应有汉语语言的表现特质。我们不能一概否定百年新诗中有纯正汉语诗歌的创作，但就整体性而言，汉语白话诗深受印欧逻辑语言的影响却是事实。如果从“灾变”这个角度看，印欧语对新诗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这种生拉活扯的、直接嫁接式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说理风气”的形成方面。所谓新诗的“说理风气”，其实就是利用概念“讲道理”的“讲道理诗学”的形成。将语言当作工具讲道理，是逻辑语言系统的本质特征，因为逻辑语言的语义生成中心是“作判断”，只有主词、谓词各就各位，形成主谓结构，“判断”才能实现，“讲道理”也才能讲到位。早在1914年，胡适这位白话自由诗的“尝试”者就写道：“吾国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朴蒲（Pope）已不可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与贵推（Goethe）、卜朗吟（Browning）矣。此篇（《自杀篇》，引者注）以吾所持之乐观主义入诗，以责自杀者。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①

陈均说：“后世所追溯的受‘说理风气’影响或推波助澜的诗人名单，囊括了早期新诗中大部分重要诗人，比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所取除胡适外，还有康白情为‘同调’、徐志摩为‘遗迹’。在《诗与哲理》一文中，朱自清除称‘新诗的创始人胡适先生就提倡以诗说理’，还举出俞平伯、郭沫若，认为‘一般青年以诗说理的也不少，大概不出胡先生和郭先生的型式’。在朱湘对于徐志摩的批评中，提出‘说理风气’的另一个来源，即‘泰戈尔的影响’，而泰戈尔在中国的直接影响即是以冰心等人为代表的‘小诗运动’。”②

二、批评语言的多重声部

1.语言能量的核心。诗—蕴生成是诗之为诗的能量核心，诗歌创作、批评都以此为出发点。这个能量核心的“背后”是空的，因为语言和世界之间是个巨大的空洞，任何诗的“背后”都有空—蕴旋转着。语词的漂移或暂住好像是诗—蕴的量子活动，它们摇曳闪烁。如是，不存在形而上的诗，同样，也不存在形而下的诗，只存在诗—蕴的生发与漂移。蕴即般若经的“五蕴”之蕴，是凝聚的意思。诗—蕴是个动态的语词，不是一个概念。作为诗，它是能量聚散的“位点”，它暂住在读者眼里，它聚散纷纭，如来如去。关于诗的这种看法，昭示着许多言之凿凿的诗歌批评语言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质疑和反复说服才是批评的形态。换句话说，诗歌批评如果不围绕着诗—蕴生发的能量核心展开，批评也可能远离诗歌而成为玩弄概念或观念的语言把戏。诗歌批评是对诗—蕴的观看、亲近、质疑、说服，且与诗并行语言活动。

2.诗—蕴的散开和古典格律的破产。诗—蕴散开如花，聚散两依。汉语新诗以口语入诗（尽管在诗中并没有绝对的口语那种东西，口语也是书面语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使诗歌从规约性的韵律和整齐的词句中释放出一种自由的能量，使诗歌散文化，自由自在而松动。诗歌的散文化即诗—蕴在漂移中散开或溶解。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汉语新诗的散文化特征更为凸显。周晓风认为，现代汉语诗歌与古代汉语诗歌的最大区别，是诗歌从书写语言转向了口头语言，这种转向的结果是：（1）从语音上看，使用口语、言文一致、大量双音节语词的出现，导致传统汉语单音节结构的瓦解和古典诗歌格律的破产；（2）现代汉语双音节实词和多音节实词的书面语化，以及语法结构的系统化、西化，使句子中虚词激增，分析性、逻辑性增强，以使现代汉语诗歌的表达系统远比古代汉语诗歌复杂，诗歌的口语化、散文化及其形式的泛化，丢掉了汉语的人文性，使汉语走上了一条歧路——可能使汉语新诗发挥了它的某种“潜能”，也可能呈现出诗性之美的局限；（3）减弱或取消了汉字的诗性表达相对于口语的独立性，导致了汉字象形化和审美意味的削弱①。诗—蕴的散开和古典格律、语词对位的破产有种凋谢之美，但毕竟是凋谢。

3.汉语的败落与批评话语的出离。（1）当代汉语日趋“成熟”，汉语书写语言双音节实词、多音节实词和大量虚词的使用，西方逻辑语言句法结构的全面渗透和确立，改变了传统汉语书写语言的表达特性，也改变了深受口语（日常语言）影响的传统白话诗歌语言（比如古诗十九首、元白诗）的特性。这两方面的改变，使新诗相较旧诗而言变得面目全非，无形中造成了集体无意识的审美障碍。进一步说，在传统汉语书写语言中，不论是文言诗还是白话诗，其实都是以动态谓述语词为中心的短语、零句为主的“名动包含”书写语式。明白这一点尤为重要，上节已有论述。事实是，大部分文学史家和诗评家并不清楚传统的“文言”和“白话”的语式共通性，在百年来的语言学研究中，这已经是个常识，但即便是最早倡导白话诗写作的胡适等人，在这个语言学的认知上，也是非常模糊的。（2）从语言哲学层面思考，人们会发现，传统汉语的这种书写语式，充分地表现出汉语文化“自然思考”的特征，而以“作判断”为要旨的西方逻辑语言（科学语言），则是一种“超自然思考”的语式。前者与物相齐，与自然万物平行而观，后者与概念或观念相齐，与抽象的事物居高临下而观。严格说，概念写作是非诗的写作。（3）当代汉语诗歌批评一味地西化和体制化，完全割断了与传统汉语诗话批评（以诗证诗）的血脉联系。也就是说，逐渐走向主题、概念、观念内循环游戏书写的汉语新诗批评，在深受西方批评话语影响的诗歌批评系统的强力推动下，逐渐滑向自说自话的一维，换着法子地讲起各种与诗—蕴生发无关的道理来，总体上远离了好诗中诗—蕴生发的自足与圆融。（4）尽管倡导后现代写作的当代诗歌和诗歌批评是要联袂对抗宏大叙事的，但破解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性诸范畴的后现代批评本身，也走向了价值观批评的“二元背反”（非是即非、非黑即白）的另一面。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批评系统中的后现代批评，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后革命运动诗歌批评，一种为了虚名和稻粱谋的集体性诗歌批评。考察诗歌史便知，这种集体性的诗歌批评跟汉语古诗向近体诗转化的诗歌史批评话语建构的自性自为的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5）诗歌批评的学院化、学术评价的体制化，使诗歌批评语言系统变成了语言僵尸般的概念运营模式，与鲜活的诗歌生态很难相融，与发自性灵、才情和智慧的诗歌批评庶几无涉。与好诗平行而观、对观而立的那种有效的传统汉语诗歌批评已经死亡。这些都是当代诗歌批评史应该深刻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