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文学”、伤痕记忆与代际危机

在当下，围绕“新东北文学”和“东北文艺复兴”（也包括“新南方写作”或“新南方文学”）等概念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一种危险，即如果陷入一种过于文学史化—学科化的话语权之争中，将极大地削弱或抵消这些概念所内蕴的能动性与把握现实的潜能。对笔者而言，这些概念主要是提示词，提示我们寻找新的方式把握新的现实，或是一种吁请，吁请我们寻找贴切的言辞和线索，以便理解新的文学书写之中的社会内容。

笔者想围绕“融合文学”“伤痕记忆”与“代际危机”这三个关键词对“新东北文学”展开散点透视，这些语词分别涉及当下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和历史经验的处理，以及新的现实与历史的纠缠如何形构了“80后”的代际危机。最终，笔者希望能够尝试触及和反思“新东北文学”和“东北文艺复兴”及其讨论所呈现的我们当下的文化经验，以及这些文化经验所蕴藏的新颖性与危机。

一、作为“融合文学”的“新东北文学”

笔者首先想以双雪涛和班宇为例，重新铺陈一下“新东北文学”所处的文学媒介环境。据双雪涛自述，2014年，陷入写作困境的双雪涛从悬疑电影《白日焰火》获得灵感，写出了同为悬疑叙事的《平原上的摩西》①，该小说2015年发表在文学大刊《收获》上，成为“新东北文学”出现的标志性文本。2016年，同名小说集出版（2022年“微信读书”APP上传电子书供电子阅读），2021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平原上的火焰》，2023年初又被改编为同名迷你剧《平原上的摩西》在爱奇艺播出。从受电影启发写成小说，到改编回影视，小说与影视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其中多种新旧媒介同时介入。在获得“青年作家”身份之前，班宇主要以乐评人和豆瓣写手的身份活跃。2014年，班宇与“豆瓣阅读”平台签约，从自由撰稿人转型为签约作者，在“生活风尚”专栏连载《东北疯食录》，可以说，“班宇是一位在以‘豆瓣’为核心的一套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②。2018年，班宇在《收获》发表《逍遥游》并出版小说集《冬泳》，进一步成为传统文学体制认可的青年作家；2019年，当红偶像易烊千玺在社交软件Instagram发图推荐《冬泳》，推动小说集不断加印，班宇的名声大涨并持续在自媒体（如微信公众号“蹦迪班长”“X博士”）中发酵和累积；2023年，班宇参与文学策划的小说同名网剧《漫长的季节》成为年度最佳影视剧之一，进一步提高了班宇的知名度。

再让我们重新审视与“新东北文学”密切相关的“东北文艺复兴”的发生及其所处的媒介生态。2019年10月，在男士时尚杂志《智族GQ》下属的播客“GQ Talk”对说唱歌手董宝石（他的“东北蒸汽波”歌曲《野狼disco》对1990年代东北的怀旧引起众多共鸣）与班宇的采访中，董宝石使用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名词；月余，在网络综艺节目《吐槽大会》上，董宝石在再次提及这一名词，引发全场爆笑，随后产生可观的传播效应①。此后，东北乐队“二手玫瑰”、脱口秀演员李雪琴、短视频博主老四等被戏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代表，班宇与董宝石、老四甚至被笑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在此之前，有关“东北文艺复兴”的互联网文化早已兴起，如刘诗宇所梳理的，2018年，文化社区和视频网站B站（bilibili网站）UP主（音频视频编辑上传者）“小可儿”上传了一个名为“赵本山：我就是念诗之王！”的时长2分半的短视频，该视频至今已累计收获点击量1.2 亿次，是“东北文艺复兴”的先声，此后，B站、抖音、快手也均有各种有关“东北文艺复兴”的短视频②。

这就是“80后”作家双雪涛和班宇所处的文学环境，也是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媒介文化现实。文学在一个新旧媒介高速互动的环境中生成、传播与再生产，成为高度混融的媒介文化现实的一部分，而作家身份也同样是在网络文学机制、传统文学体制、粉丝文化场域和海量自媒体的频繁互动之中诞生、塑造和转变。于是，小说文本、时尚杂志报道、电影电视作品、播客、网络综艺、短视频、自媒体爆款长文、社交软件推文等混融一体，作家、编剧、歌手、短视频博主/UP主、当红偶像、脱口秀演员等互相串场。

早已有理论以媒介融合来表述当代社会各种新旧媒体的高度频繁且迅捷的联动，媒介融合被视为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③。为了凸显融合媒介中的用户或消费者参与和使用各种新旧媒介的能动性，以及这种集体能动性所生成的共同文化，亨利·詹金斯进一步使用“融合文化”来表述。在詹金斯看来，在融合文化中，“新媒体和旧媒体相互碰撞、草根媒体和公司化大媒体相互交织、媒体制作人和媒体消费者的权力相互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测的方式进行的”④。笔者想进一步从媒介融合和融合文化的概念中引申出“融合文学”这样一个临时性概念，以便策略性地描述“新东北文学”在当下所处的这种媒介文化生态。

在笔者看来，“融合文学”首先意味着，由于新媒体所具有的即时交互和快速延展的技术属性，当代文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和共享于各个新旧媒介，并在不同媒介中飞快地变形。正是在这种高速流动与变形中，当代文学与相似或相别的媒介内容产生不可预计的连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被转换、改编、续写、重写、表演、盗用、杂糅、戏仿、互文、拼贴……这使得当代文学的文学性本身就成为多重媒介融合的结果：不同媒介及其用户共同参与完成文学性的拼图，作品被放置在媒介融合的生态中被预期和接受，作家形象在不同媒介的区隔与连通中不断地被建构与重构，所有这一切最终整合成作品、作家在媒介融合生态中的整体形象。如此一来，我们阅读、理解和再创作文学的方式悄然改变，我们必须在一种融合文化的环境中对待文学。例如，对于以“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文学”来说，理解他们的创作起源和作家身份的形成，不能不基于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的更高程度的串连，粉丝文化和主流文化更深次的互渗，以及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更频繁的互动等诸种融合形式。理解他们作品的当代性则更是如此。例如，为了理解这些作品，我们首先需要去考察它们的媒介流动和变形，因为经由短视频、影视剧、音频和自媒体推文等媒介矩阵，作品的各种跨媒介形式之间早已被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衍生出直接而紧密的互文性；其次，这些作品在融合文化中早已经构成了作为整体的“东北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它们不但不是超然独立的“纯文学”，甚至也不优越于其他媒介形式的“东北文艺”，因为它们的一般受众早已经在融合文化的环境中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些作品。对于这些受众来说，他们阅读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纸质的或电子版），但同时看过《钢的琴》《白日焰火》和其他一系列东北影视剧如《无证之罪》、《漫长的季节》、《黑土无言》、《胆小鬼》（根据郑执的小说《生吞》改编）等，甚至听过董宝石的《野狼disco》，刷过老四的东北生活短视频和李雪琴的东北味脱口秀，而所有这些过程，甚至全都是通过一部单独的手机完成的，所有这些媒介内容也都一视同仁地被转化为这些受众的日常生活的资源。

其次，“融合文学”意味着文学的雅俗边界已经模糊到令人惊异的程度。例如，在双雪涛那里，文学的文类边界已相当模糊。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北方化为乌有》《跷跷板》等往往采用悬疑叙事，而这种悬疑显然是受最近10年来长盛不衰的东北悬疑影视的影响。事实上，在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中，由于影视文化对以谍战剧为代表的悬疑叙事的偏爱，当代文学的最高殿堂早就接受了本来是通俗文学形式的悬疑叙事：前有《暗算》，今有《千里江山图》和《回响》，它们都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就此而言，双雪涛只是当代文学的文类模糊潮流中的出色的践行者。更突出的是双雪涛的文学观本身就是抹除传统雅俗边界的：“我不能给小说分类。可能我天然比较惧怕无聊，所以我并没有刻意要融合啥，只是写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要是非得沿着这个分类说，如果纯文学指的是无聊的文学，类型文学指的是好看的文学，那我觉得类型文学好；如果纯文学指的是深刻的文学，类型文学指的是浅薄的文学，那我觉得纯文学好。……真正好的东西是拒绝被分类的，她独占一个类别：好东西。”①在“融合文学”时代，19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类，以及背后的文学观念恐怕早就已经失效了，“好文学”（或双雪涛所说的“好的东西”）的标准也有相当的变化。随着融合文学的持续发展，这种雅俗边界的模糊只会进一步加深，并以此为土壤培育出更多雅俗共赏的新一代作家与作品。基于传统文学体制的当代文学与网络文学、通俗文学的融合，将赋予“融合文学”更宽阔的整体性和更彻底的普遍性。

最后，“融合文学”意味着当代文学在当下融合文化中的位置变得尤其难以预测。在当下，文学在各种媒介中高速流动并与其他媒介内容不停歇地产生着频繁且难以预测的连接，这使得文学时而占据中心，时而沦为边缘，时而引爆舆论，时而无声无息，谁也不能确知某部文学作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中心性的影响，又会在何时被挤出融合文化的中心地带。例如，迟子建2005年出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即使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作品也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出版后18年时间里累计印量是60万册，但经由抖音主播董宇辉的直播推荐，短短一两年就达到500万册销量，其火爆程度堪比市场上最畅销的通俗读物。无论是文学、市场和媒介的单一逻辑还是整合框架，都似乎难以精确解释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化场域中迅速从边缘位移到中心的缘由。对于班宇来说同样如此。谁也不能预料，拥有上亿粉丝的当红偶像易烊千玺会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冬泳》的喜爱之情，也难以预料这种偶像推介竟能如此快速直接地反馈到大众传播和文学体制之中，迅速地确立他在一般读者中的作家形象②。这一切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它本质上源于融合文化中因难以预测的互动和连接而产生的无数的偶然性。文学在当下融合文化中变幻莫测的位移，挑战了当代文学已然边缘化的老调，否认了“文学已死”的夸张宣言，但也从未确认当代文学重新主流化的能力，而只能表明它始终是当代文化生态中的一个无法确定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能表明它的潜能与无能同时并存，并且时常难以预测地互相转化。这正是“融合文学”的特征所在，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当代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

二、历史的反复与“伤痕”的回忆或延宕

与新旧媒体融合于当下相呼应的，是历史记忆幽灵般地不断重返现实生活，“新东北文学”和当下东北影视剧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在一种“普遍性怀旧”①中回忆1990年代东北的悲剧性衰落，特别是回忆下岗潮所带给普通东北人的落差、挫折乃至伤痕。这种对集体伤痕的回忆或重述，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想以历史回应历史，将“伤痕文学”作为透视“新东北文学”下岗伤痕书写的参照。伤痕文学是改革时代的文学开端，它不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展开方式的表现，也是文学批评的能动性重新被激活和确立的时刻，进而，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共同建构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新方式的探索。因此，笔者在此尝试将伤痕文学视为改革时代的原点性的观测位，以之远读“新东北文学”。

历史似乎总是反复的。伤痕文学与“新东北文学”确有相似之处。首先是，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所关切的是“下岗潮”中父辈的伤痕，这种伤痕同时也是“子一代”的精神创伤，这几乎是在这些小说及其批评概念出现的最初时刻就被指认的。如黄平所说：“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90年代的‘下岗’，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②的确，“下岗”背后的经济转型、社会剧变和政治危机，带给东北工人群体及其后代无法愈合的“伤痕”，正如“文革”带给老一代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后代无法愈合的“伤痕”。强调“新东北文学”中的“伤痕”与伤痕文学一样，具有相似的历史深度和集体性，这并不是牵强附会，恰恰相反，这两种“伤痕”都反映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结构性症候。“新东北文学”是可以也需要在结构性的反复中被赋予历史意义的。

另一少为人提及的相似之处，是伤痕文学与“新东北文学”都将“伤痕”悬疑化。如前所述，悬疑叙事是“新东北文学”乃至整个“新东北文艺”的重要特征，如刘岩所论，“在新语境下对老工业区历史记忆的对话性重建是悬疑的直接起源”③。有趣的是，伤痕文学中也隐伏着悬疑的因素。伤痕文学早期代表性作家王亚平（按照今天“铁西三剑客”的说法，王亚平与刘心武、卢新华可以说是“伤痕文学三剑客”）的成名作《神圣的使命》与《班主任》《伤痕》同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也是以悬疑的形式表现伤痕，小说中的“伤痕”所指涉的历史剧变和集体创伤复杂难言，需要以悬疑的形式被寓言化才能被触达和揭示。这与《平原上的摩西》何其相似。“文革”与“下岗”被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伤痕”文本以悬疑之名并置一处。就此而言，包裹着悬疑的伤痕文学并非是遥远的历史他者，而是“新东北文学”的镜像，它们处在同一个曲折反复的历史进程之中，从“文革”之悬疑到“下岗”之悬疑，从置身其中的悬疑到置身其外的悬疑，当代史时常因天翻地覆的剧变和难以索解的事件而寓言化为一出出历史悬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