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发现

一、作为文学锚定点的“地方”

“地方”向来就是文学书写中的一个突出点位，地域性风景、地方性风俗、方言式语词、地区性观念等，都作为“地方”的构成性因素影响着文学的地方化表达。早在1923年，周作人就主张新文学应该“忠于地”①，在周作人看来，这样的作品能融环境因素和真我心搏为一体，进而有助于表现国民性、地方性和个性。纵观现当代文学经典，无论是沙汀对四川、沈从文对湘西、陈忠实对陕西、莫言对高密东北乡之类的原乡书写，还是“京派”“海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流派指认，都可视作文学书写“忠于地”的持续印证。

一般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②。如果循此细究，文学中的“地方”至少指涉两个层面：其一，对地方的书写，使“地方”成为一种显性的素材对象；其二，地方性的书写，使“地方”成为一种隐性的方法路径。批评界对此可谓敏锐，相关论者就曾指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③事实上，无论是作家经由“地方”透视、形塑“中国”，还是批评家将“地域文学”改写为“地方路径”，其思路都基于知识与主体的空间化分布这一客观事实；如果进一步深究便会发现，这一思路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普遍性自觉，恰好是因为“地方”本身就具备被重构的无限可能。

在文化地理学视域中，“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④。然而，在被当作一个既定的客观对象之前，“地方”首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生成之物，正是这一隐秘的发生学维度决定了“地方”内含着重构自身、进而重构文学的潜能。如果说作为素材对象的“地方”天然就为文学书写提供了发生场所和书写材料，那么作为方法路径的“地方”恰好就是在对这一天然性的反拨、修正中浮现出来的。质言之，“地方”向来就是一种历史的结构之物，文学中的“地方路径”所呼唤并释放的正是“地方”被历史叙事所压抑的多重结构位面。

一个显见而深刻的事实在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着西方文化的殖民式扩张，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日益面临被消解的危险，对宏大叙事和文化霸权的反拨诉求促使原先被误判为“他者”的“地方”得以被重新发现，用以消解隐藏在普遍性之下的均质化、单调化倾向。观其结果，一方面，世界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进程击碎了“地方”的原有结构；另一方面，主体的自我认同必须立足于特定空间，“地方”因此不得不“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去畛域化”和“再畛域化”的动态演变决定了“地方”对每一个敏感主体而言，都不再是任何形式的自然关系或固定空间，而是一个不断流动着的、生成着的观念点位，其内部结构的差异性和可能性也呈现出一种别异的图景。就文学书写而言，作为方法路径的“地方”正可视作对“地方”之多重结构位面的揭橥和重构——其乡土位面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有关，其民族位面与全球化进程有关，其方言位面又与国语化，乃至英语化有关；进一步地，“地方”还统摄着民间与官方、中心与边陲、本土与外地、内陆与海洋、国家与世界、现实与想象、方言与普通话、现代与前现代、当下与未来等一系列相互勾连的问题域。

这些问题域隐密关联，以至于任牵一域便可触动全局。譬如，以“乡土”为抓手，有论者指出，“地方文化与同居于记忆一角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间的互动系‘乡土’个人化书写中最微妙的部分。它绝不仅是与‘中国’较劲或简单的反向书写，一个争夺自我话语权的诉求潜伏其中：即谁是‘中国’的正宗？哪种地方文化，能涵容‘中国’？”①不仅如此，“乡土”作为一种创伤性反应的症候，不仅涉及对历史和现实的虚构性诠释，还折射了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变动——“从‘天下’之‘中’到边缘的‘第三世界’”②。再譬如，以“方言”为焦点，有论者对当代文学进行过一个别样的谱系勾勒：“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周立波、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方言化小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韩少功《马桥词典》、贾平凹《秦腔》、莫言《檀香刑》、阎连科《受活》、张炜《丑行或浪漫》、李锐《无风之树》、金宇澄《繁花》……”③这并非旨在对当代文学中的方言因素进行回溯性追认，而是意在卸除方言所具有的先验自明性和天然合理性，进而揭示其被委以重任的复杂文化动机和过程——其中既有大众传播的功用考量，也有知识阶层的审美想象；既有民族形式的建设愿景和阶层情感的维系意识，也有现代转型的文化想象和民族语言的构型诉求——正如历史所证明的，这些复杂的文化动机和过程与前述问题域紧密关联。尤其是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方言更是成为思量文学本体性的关键线索：“与以往那些以方言为语料的小说不同，《马桥词典》是以方言为对象和方法而建构了一个可以由‘方言’去透视和省思的马桥空间。……《马桥词典》于是不仅是一部借用了方言资源的小说，还是一部把‘现代’与‘方言’的巨大张力作为问题带到我们面前的作品：一方面，‘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马桥之外的更大世界，我们将建造一种怎样的可供居住的语言世界？另一方面，深具‘方言性’的马桥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现代性世界的他者和零余者，我们既不可能回到‘马桥’，也不能简单地改造‘马桥’，我们该如何在马桥与外面世界、在‘方言’与‘普通话’、在差异和一统间，去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和平衡呢？《马桥词典》就是这样一部激活了‘方言性’内部的现代天问的作品，它指向的不是文学如何使用方言的修辞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和未竟的现代性内部的思想难题。”④于是，问题便不在于使用“方言”，而在于激活“方言性”——“一种打破霸权、保留差异、保留主体省思并体恤自我生命来路和精神根系的可能性”⑤。进一步地，方言不再被视作修辞层面的装饰性因素，而是被赋予了再造国语的伟大使命；如此，则方言不再只当作被国语（普通话）长久压抑的他者性因素，而是被扭转成了国语的原初性构成因素；方言意味着我们赖以书写的语言本身尚未完成，并有待于进一步自我敞开和更新。

同理，问题不在于表达“地方”，而在于敞开“地方性”。这意味着，“地方”并不只是一个静止而均质的地理空间点位，而是一个具备时空整合功能的认知装置，它不仅关乎主体性认同和在地性认证，它也总是溢出自身而具备世界性想象和全时间（all-time）意味。正是在此一意义上，“西部文学”“江南文学”才一再被指认，“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新南方写作”“文学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等概念才会被提出，而“新东北文学”的说法更是蔚然风行并引发广泛热议。

二、被释放、被发明的“新东北”

在媒体的渲染中，“新东北”似乎是一个可被地域性和时代感所囊括的叙述方案：“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青年作家群，用自然流畅的笔法、朴实粗犷的语言、虚构现实的手法记录了东北经济转轨时期的改革大潮，以及人们对明天的美好向往。正是老工业基地厚重的文学‘黑土地’，赋予了他们创作中的时代感。”①顺理成章地，“新东北”在一般受众那里也被降格为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写作素材，而批评家却发现“新东北”蕴含着阶层、现实、文学等多层面的启示性，譬如，黄平就指出：“‘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个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东北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②

何谓“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笔者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当代文学进行自我重置的一种尝试，在“新东北作家群”中，这种重置体现为一种集体性的方法论自觉。在被指认为“新东北文学”代表性作家的双雪涛那里，这种方法论自觉尤为明显：“对于一位作家而言，他写作的材料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待材料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③事实上，这种方法论自觉本身就有其现实依据，双雪涛坦言：“故乡的意义是离开之后产生的……东北一方面是我内在的部分；另一方面现在它也是我的一个他者，我是努力地保持距离看待它。”④显然，观察位置的移动不仅导致了东北的审美间距化，也使得作为对象的“东北”被扭转成了作为方法的“新东北”。双雪涛曾将自己的写作动机描述为“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⑤，根本上而言，这一行动毋宁说是以“新东北”之名来释放“东北”的隐藏位面：其迫切的现实诉求、执着的历史指认、隐秘的阶层影射，以及普遍的寓言意味。因此，与其说“新东北”是从“东北”的地基上被建筑而来，毋宁说“新东北”是从“东北”的内部被释放而来。

在《平原上的摩西》中，双雪涛之所以采取多重第一人称视点来进行交叉叙事，不仅出于悬疑情节本身的叙事要求，也是因为叙事背后的历史真相，即在那个被遮蔽、被遗忘的东北老工业区，那种任何人都无法把握的总体性——在双雪涛那里，“东北”的总体性正好是以一个空间共同体的历史性破碎与重建为方式被层层揭露的，而这一揭露过程所呈示的正是一个与现实并肩而立的“新东北”。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下岗”不仅留下了现实后遗症，也提供了记忆导引线，前者使得东北成为一种当下的书写动机，后者使得东北露出复杂的结构与褶皱。如此便不难理解，在《平原上的摩西》中，双雪涛何以将沈阳结构成了一座倒错仿真的迷宫——现实中位于城市西边的“艳粉街”在小说中被安置于城市“最东头”，现实中并无交错的和平区“南京街”和铁西区“北三路”在小说中获得交叉并成为推动叙事的关键场所。据相关论者分析：“北三路被与和平区的街道叠印在一起，城市内部失去了清晰的界线，被图绘为一座迷宫。迷宫的意义在于打破区域景观化的历史再现逻辑，使（小说和城市）文本的细读者触摸到关于工人阶级有机城市及其解体时刻的主体经验。”①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艳粉街”“南京街”和“北三路”才会成为一种超越沈阳这一现实空间的普遍性符号，而沈阳才会被进一步指认为社会主义历史的普遍寓言。对此，黄平不仅有过精到的论述，还颇具期待地将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代表的写作指认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种文艺从‘地方’开始，但要始终对抗地方性，严重一点讲，也可以说对抗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以来将地方‘地方化’的趋势，而是重新从‘地方’回到‘国家’，从‘特征’回到‘结构’，从‘怪诞的人’回到‘普通的人’。”②黄平之所以申言“新东北”的非地方性，进而指出它是一个“被地域所遮蔽的‘阶级’范畴”，而非一个“纯粹的地域范畴”③，是因为其所着意的不是作为特定地方的东北，而是作为普遍症候的东北。在一篇较早的访谈中，双雪涛曾自称“想反映一点东北人的思想、特有的行为习惯”，而在后来（譬如在《飞行家》中）这种将东北对象化的思路很快扭转为一种“虚构的愉悦”，东北因而得以摆脱客观历史现实的束缚而跃升为一种方法引擎。有论者曾指出过双雪涛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把已经消失的、熔化的、破碎的空间、时间、人生用文学的方法重新组织起来”，其小说“不是对东北或沈阳的物质现实的复原，在细节真实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双雪涛写的不是沈阳”④。当然如此，但这恰好说明了“新东北”意味着方法而非只是素材；东北本身的可书写性、可诠释性不仅是由东北本身被压抑的多重位面决定的，也是由东北本身蕴含的普遍性意味所唤起的。

类似的情况也可见诸班宇的作品。在提及《盘锦豹子》中的孙旭庭、《空中道路》中的李承杰、《冬泳》中的“我”等人物形象时，班宇自称这些人物形象出自父辈们，而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但如果就此将班宇小说中的东北理解为一种对特定历史的还原的话势必会陷入偏颇，事实上，班宇早就坦言小说不只是为了还原现实，而被频频触及的八九十年代对他来说更近乎一种言说的模糊背景和隐性动机。正由于此，对工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抽样式塑像与概括式书写很快便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东北的创造性解读。

在小说《空中道路》中，班宇就借助下岗工人的口吻在悬空的冰雹环境中进行过一番意味深长的城市规划，这一规划过程不仅以虚拟的视点突破了现实城市空间的规定，还借助想象力折射出“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建设史”：“磅礴飞升的想象力却同时讲述着自己的经验根基，由吊车司机设计和驱动的主观长镜头是工人阶级主体性的真实具体的再现：工人阶级是生产和技术的主体，以此为基础，又是共享各类公共设施的城市空间的主体。”⑤正是这种对虚构维度的呈现，使得东北不再是一个特定的时空区域，而是指向某种抽象的精神内核：“我渴望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想把人的行为的复杂度以及背后涉及的当时的社会环境、精神状态背景结合……让小说的人物和整个时代发生更紧密的联系，再折射出时代的肖像，也即在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⑥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意味的解释，也可以说，东北被班宇书写成了无数历史与命运相互交织激荡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