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罪”为证：“新东北文学”中的悬疑叙事

近年来，以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等为代表的年轻东北作家共同促成了一场“东北文艺复兴”，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新东北作家群”①。这个标签与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称谓相呼应②，均代表了一种集体身份。这一身份不仅指向作家们的原生地，也凸显了他们作品中关于东北的共同主题。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文学是以抗日为背景，那么，今天“新东北文学”的母题则是关于1990年代的下岗潮。

下岗潮是由1990年代中期一次重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在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改革中，东北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曾作为新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和制造业基地，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的东北，在失业率、失业人数总数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人数上都居全国前列③。曾经以“铁人”和“大庆精神”著称，被全国视为榜样的东北工人群体，在这次转型中遭受了重大打击，经历了贫困化和边缘化；东北逐渐变成了“中国锈带”④。与此同时，工人大规模下岗与社会不稳定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一方面，随着下岗潮的到来，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犯罪率出现了第五个高峰⑤；另一方面，全国劳动争议案和群体性事件的增加也显示了工人的困境。

过去30年，中国快速增长的GDP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使改革的阵痛逐渐被淡忘。那些关于下岗的集体记忆，直到近年才通过年轻作家的讲述被重新发现。在这些东北故事的讲述者中，成长于沈阳的“铁西三剑客”最受学术界和市场的关注。本文拟以“铁西三剑客”创作的三部犯罪故事——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2015）、郑执的《生吞》（2017）和班宇的《枪墓》（2018）为例，来梳理悬疑、罪案和历史再现之间的关系。这三部作品都是基于一起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件“沈阳3·8大案”而展开：在《平原上的摩西》中，警察将李守廉误认为是参与“3·8案”的团伙成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悲剧⑥；在《生吞》中，一个名叫秦理的天才少年因其父亲是该案的主犯而被社会欺凌和遗弃；《枪墓》则进一步为其中一个主犯编造了生活和心理轨迹，并从生存困境角度再现了其走向犯罪之路的过程。这三个故事无意以任何方式为罪犯辩护，而是使用“3·8案”作为其东北主题的一个共同原型：绝望、冷酷、暴力和失序。“铁西三剑客”以谋杀、悬念和犯罪调查的方式，展示了犯罪小说的一般特征。

关于“铁西三剑客”已有丰富的研究，它们集中探讨了历史寓言、工人阶层身份，以及城市空间的再现等议题。然而，关于这三位作家犯罪小说的类型特征的论证尚不充分。少数分析将他们对悬疑叙事的偏好归因于黑色电影和日本悬疑小说的影响①，或后工业城市美学②。尽管在“新东北文学”中，“罪案”主要被视为一种文学元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罪案”只有象征意义或只是类型特征。如将“犯罪小说”简化为一种情节策略或风格特征，就忽视了“新东北”故事所映射的历史现实。本文力图通过对三部作品的解读探讨以下问题：为什么犯罪小说这一类型在“新东北”小说中频繁出现？“新东北”小说中的悬疑叙事起到什么作用？“铁西三剑客”小说中的叙事悬疑有哪些特定的特征？通过探讨这些问题，本文挖掘“新东北文学”在记录当代东北时的目标和承诺：他们书写“罪案”作为证言，带领读者重访历史的“罪案现场”，使被遗忘的记忆得以重现。

悬疑是犯罪小说的关键元素。这三部作品都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来制造悬念。《平原上的摩西》通过多视角和对话性，创造了“时间的走廊”，在其中发现了历史谜团的缺失部分。《生吞》是一部较典型的侦探小说，以平行叙事为特征，叙事视角在过去与现在、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主流与边缘人物之间反复切换。《枪墓》则通过嵌套叙事形成了一部解构宏大叙事、重构东北历史小叙事的元小说。通过悬疑叙事，“新东北作家”们带着困惑、怀疑和痛楚，回望他们的家乡，希望为已经成为后工业废墟的城市留下历史的见证。

“破碎的战士”与摩西

《平原上的摩西》（下文简称《摩西》）于2015年2月在《收获》发表，标志着“新东北文学”的开端③。《摩西》通过7位叙述者14段分段叙述，讲述了一位下岗工人走向犯罪的历程，并连接了三个历史时期：“文革”、1995年下岗潮和21世纪。小说制造了两层悬疑：表层悬疑是追踪1995年和2007年发生的三起谋杀案；深层悬疑则是追问一个曾坚守道德原则的工人如何变成了杀人者。小说的叙述者身份多样：有既从国有制也从私有制转型中获益的成功商人，也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察，还有目睹悲剧却无能为力，只好遁逃至精神世界的见证者。

多视角的叙述形成了一种对话性，展示了被抽象的独白体所掩盖的历史细节。根据巴赫金的理论，对话的原则是让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声音，互相交流，甚至邀请读者参与对话，挑战作者的声音。巴赫金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例，将对话体描述为：“它不是作为一个单一意识的整体来构建的，将其他意识作为客体来吸收，而是通过几个意识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其中没有一个意识完全成为另一个的客体；这种互动不支持观察者根据某些常规的独白式类别（如主题性、抒情性或认知性）将整个事件客观化。因此，对话体也使观察者成为参与者。”④巴赫金的元语言分析与社会分析密切相关。他认为，“真正的人类生活是一个没有终结的对话”⑤，因为人性的特点是开放、缺乏结构的、无序和永远处于“成为”的状态，社会世界也是充满“异质语言和话语斗争”①。

《摩西》的对话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性有些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角色被视为具有思想权威和独立性②，但双雪涛作品中的对话主义并非通过角色之间的直接对话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叙事结构来表现的。多个叙述者主要作为悬念的构建者，将历史的碎片拼凑在一起，而不是作为价值观的直接传播者。在大多数章节中，叙述者以单一逻辑的叙述呈现他们看到的“事实”。由于角色被困在历史中，没有机会知道社会变化的前因后果，个体见证者只能使用主观的视点，而不是全知的洞察。正如邓敏霞（Madeleine Thien）所指出的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视角局限：“我们被联系、历史、团结和残酷所牵引和推动；我们被卷入了极其复杂和深远的集体运动中，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完全理解它们。”③

《摩西》的对话性仿佛是一个对“缺席被告”的“法庭审判”。叙述者分别形成了“法庭审判”的关键方：“检控方”“被告”和“证人”。三个警察的声音如同“检控方”，列出了所有从1990年到2000年后的证据，试图证明李守廉犯下了几起谋杀案。从他们为解决刑事案件所付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来看，三个警察都是好警察。然而，与侦探小说中常见的英勇和智慧的侦探不同，《摩西》中的警察形象是带着矛盾和自我解构意味的。故事中使用了三个叙述裂缝来凸显对“检控方”权威的解构。第一，通过追踪袭击城管案过程，象征性地挑战了执法者的天然正义。小说呈现了警察、城管、下岗工人和街头小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冲突是中国多重社会矛盾的某种症候式体现。第二，小说揭示了警察查案过程对程序正义的忽视。当1995年劫杀出租车司机的真凶找到，揭示了警察多年前对李守廉的误判时，负责此案的警察并不急于纠正错误，而是说：“其实也没那么着急，只是案子的链条有了一个断缝，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第三，小说透露秩序维护者的盲点：追踪罪案，却不深究犯罪的社会根源。回到1995年，只因李守廉出现在艳粉街，一个满是下岗工人的沈阳郊区贫民窟，就错误地认为他是一个连环杀手，因为这是警察“常去抓人”的地方。蒋不凡，一个死去的叙述者，警察的代言人，也坦承：“我觉得干警察就是给人擦屁股。”④

除了“检控方”，叙述者傅东心、孙天博和李斐则可视作被告李守廉的“人格证人”和“直接证人”。他们的叙述提供了李守廉犯罪的前因。作为知识分子象征的傅东心是李守廉女儿李斐的私人教师和邻居。傅东心特别回忆了李守廉在1968年救了她父亲的事情。孙天博是李守廉的最好朋友的儿子。他用超现实主义叙述转述他死去的父亲的声音，描绘了李守廉在“文革”期间如何为好友报仇的故事。两个证人的“证词”都将李守廉描绘为一个有尊严、正义感和义气之人。李斐在1995年警察的错误行动中因交通事故而瘫痪，她则讲述了警察的错误判断如何引发了悲剧，以及她的父亲如何以砖头予以回击。但李斐否认李守廉守参与了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并对他是否刺杀了城管保持沉默。

通过不同叙述者呈现的各种线索，小说最后解开了谋杀案的第一层悬念：李守廉没有劫杀出租车司机，因为那些连环杀人案是出于金钱动机。然而，他确实因为义愤在1995年袭击了因车祸受伤的蒋警察，在2007年刺杀了两个城管。小说并不意图为复仇辩解，而是描述了一个曾经坚守道德原则、珍视自尊的下岗工人如何被边缘化，直至他因不公而愤怒复仇的过程。李守廉是一个1990年代中国工人形象的缩影。小说用叙事结构的对话性来描述他的身上所负载的一系列因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创伤。

双雪涛并没有用线性叙事来讲述当代历史，而是使用空间转变来象征社会变化。沈阳红旗广场上的塑像从毛主席变为太阳鸟，然后又回到毛主席，象征着主流话语从社会主义转向后社会主义，再回到对社会主义的怀旧。虽然主席的塑像回归了，但主席像底座的战士像——显然象征着工人阶层，已经在时代潮流中被悲剧性地打碎了。李守廉对底座的破碎的战士像是否会重新塑造，是否数量还会像以前一样，提出了疑问。这其实是关于整个工人群体命运的问题：他们破碎的生活和尊严能否得到恢复？他们作为先进群体的社会身份能否得到恢复？

小说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通过两种叙述策略给出了暗示：一是“被告”李守廉在“法庭审判”中的无声无息，二是小说人物人生轨迹的对比。虽然李守廉在其他叙述者的记忆中出现了多次，并参与了多声部的对话，但他的第一人称叙述始终缺失，似乎表明了工人阶层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体性失声，他们的荣耀只存在于回忆中。相比之下，其中一个叙述者庄德增，则是“适者生存”的典型例子。他抓住时代机遇，从国有企业领导变成了私营企业老板，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的弄潮儿，他甚至打破了“暴发户”的刻板印象，俨然一个负责任的丈夫、父亲和朋友。然而，只有他的妻子傅东心揭穿了他的真实面目：作为一个前“红卫兵”，他曾在“文革”中将一位教授批斗至死。这个小线索揭示了转型社会的一个真相：弱肉强食的法则。庄德增和李守廉代表了工人在社会转型中的两种相反的轨迹。在庄德增的叙述中，曾回忆起他和李守廉关于1995年老工人静坐原因的争论。庄德增认为抗议是怀旧的表现，而李守廉则认为抗议是对现实的不满。庄德增说：“也许忍着，就有希望。”李守廉反驳说：“就是希望不够分，都让你们这种人占了。”①这一争论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感：被剥夺权利的人被既得利益者教导“要忍耐”的美德。李守廉拒绝接受这种哲学，拒绝忍受不公，因而成为一个反叛社会秩序的犯罪者。

除了叙事结构，小说中的宗教元素也强化了悬念：谁是摩西？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讨论，以黄平和王德威的分析最具代表性②。黄平指出，尽管女性角色在摩西过红海的核心意象中被提及了两次，但只有李守廉可以承载摩西的象征意义。正如年轻的摩西因目睹一个埃及人殴打一个希伯来人，而杀死埃及人并埋藏尸体一样，李守廉和摩西具有共性：他们出于对族群和同伴的同情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李守廉代表工人群体，就像摩西代表以色列人一样。王德威的解释则略有不同，他认为，双雪涛在多部作品中展现的宗教元素透露了他探索救赎可能性的尝试。救赎不一定依赖于某个宗教或革命的幽灵，而是“与看待人间境况的意志与方法息息相关”。王德威将其称为“向下超越”③：“向下的运动，深入到存在的深处，或者说是在存在的深处之下”④。如果说“超越”意味着“对其他的渴望——对他者的渴望”，那么，“向下超越”则是返回到内在，“是向主体自身的下降运动”。对于双雪涛来说，“深入到主体”意味着寻找“被羞辱和侮辱”的幸存者，并为他们发声。受到侮辱和羞辱的主体因此成为历史的“使者”⑤。他在《长眠》中曾引用《伊约伯记1：16》的一句话：“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了他的写作使命：报信。

结合以上，本文认为掩藏在小说犯罪调查故事背后的真正悬念就是“平原上的摩西”的象征意义。摩西的双重形象——“愤怒的摩西”和“使者”象征了“毛主席的破碎战士”的双重寓意。作为“破碎战士”之一，尽管李守廉已经边缘化，但他从未放弃对正义的信念，也未接受过丛林法则。作为一个所谓的社会底层“失败者”，他的义愤让他从历史的废墟中向混乱的世界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