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小说“跨界”写作的策略、限度及反思

一、“跨界”和儿童文学“跨界”写作

1957年，福特公司生产了一款设计灵感源自飞机的汽车产品——埃德赛尔汽车，并在出厂当日创下6500辆的销售纪录，“跨界”概念也由此产生。随后，“跨界”概念溢出设计领域而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艺术界流行开来。当下“跨界”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创新的代名词，已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有研究者认为，“跨界”一词源于英文cross，原意是交叉与渗透，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对既定边界的突破，即“跨越边界”；二是两个领域或两种不同类型事物的交叉、融合或混合；三是跳出原有格局和旧有经验做法，重新思考与行动①。

成人文学领域内的“跨界”写作，含有作家突破单一文体限制，将另一种或几种文体的不同艺术特征有机地渗透进一个文本，而使创作呈现出明显的文体跨界特征之意。有的学者也将其称为“文体越界”。“所谓的‘文体越界’，如果我们借用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那么，它指的是，在一个创作文本中包容了另一种或多种的文体形态或文体片段。更重要的是，这种包容不单是一种对文体形式的转用或模拟，而且是带进了新的思想因素、文化因素和美感因素，它能给读者以一种更具创造性、想象性的思维空间。”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更是高峰，“《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③。

广义上的儿童文学“跨界”写作，“指代作家既为儿童读者创作，同时也为成年读者创作。这类作家的体量比较大，甚至包括部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如吉卜林、莫里森、辛格等”④。而“近年学术界关注的最主要的跨界写作现象，是成人作家的创作原本同时面向成年读者和儿童/青少年读者，但其后转向以为儿童/青少年创作为主，或从专门创作成人文学转向为儿童/青少年写作，如罗伊、勒奎恩和普尔曼等的跨界写作”⑤。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国儿童文学“跨界”写作现象，就属于此列。新世纪以来，一批在成人文学领域斩获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的知名作家，如莫言、张炜、残雪、马原、阿来、苏童、叶兆言、迟子建、杨志军、赵丽宏、周晓枫、叶广岑、徐则臣、虹影、葛亮等，相继推出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一部分作家近年来更是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成人文学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的情况一直存在。但是，就作家创作人数和作品出版数量之多而言，“跨界”写作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尤为突出，已是现象级的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儿童文学“跨界”写作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国家文艺政策对儿童文学的要求与鼓励，由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而带来的童书市场的火爆，出版社（特别是少年儿童出版社）有意识的策划、出版，成人文学作家主动想为孩子写作的文学初心，等等。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跨界”写作大致有三种类型。首先，是为身边孩子写作型。这一类型的作家进行儿童文学“跨界”写作最初是为了自己（身边）的孩子。如作家虹影就曾明确表示“跨界”的初衷，是为了给自己的女儿写故事。徐则臣在《从大地上起飞》一文的开篇，坦承创作《青云谷童话》的动机是：“有了孩子以后，和每一个决意当个称职父亲的作家一样，我打算为儿子写一本书。”①其次，是与作家的成人文学互为补充型。这个类型的作家，把创作儿童文学视作对自己成人文学创作的补充。张炜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跨界”写作的代表作家。他就是抱持着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可以互相成就的心态来创作儿童小说。同为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杨志军也曾表示，“在创作成人作品的同时，不放弃对儿童文学的追求”②。再次，是受出版社、杂志社的邀请而创作型。残雪的《新叶》、韩少功的《湘水谣》、叶广岑的“耗子丫丫的故事系列”等，就是作家受到出版社的邀请后创作而成的。受邀型是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跨界”写作中最普遍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儿童文学“跨界”写作类型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有些作家的“跨界”写作同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儿童文学“跨界”写作，带来了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扩充，整体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文化和审美内涵。儿童文学“跨界”写作也带动成人文学批评家对儿童文学的关注与评介，打破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间的壁垒，提高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但是，成人文学作家的儿童文学“跨界”写作也正在或已经显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成人文学作家容易忽略儿童文学其实是“简单的”③文学这一特点，而把作品写得过于玄奥，导致小说立意深远但孩子们却不太喜欢阅读。可见，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跨界”写作现象，我们仍需做进一步审慎的学理思考。

二、重温旧梦：儿童小说“跨界”写作的叙事策略

中国儿童小说的“跨界”写作始于“五四”。“五四”发现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现了儿童，因此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但儿童不像妇女或其他群体，他们无法真正为自己发言，儿童的文学需由成人为他们创造。于是，五四时期就有一批成人文学作家出现，如鲁迅（《社戏》《故乡》）、郭沫若（《铁盔》）、王统照（《雪后》）、冰心（《冬儿姑娘》《寂寞》《庄鸿的姊姊》）等投身到儿童小说创作中。在提到成人文学作家写作儿童文学、塑造儿童形象的经验时，凌叔华认为其中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自传或（类乎）自传式的；另一类是小说式，即纯虚构式的④。就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小说“跨界”写作的实际情况而言，自传或（类乎）自传式的写作更为普遍。成人文学作家汲取自身童年经验（直接的或间接的）的养分，将其中最熟悉和亲切的部分激活与重构，“怀恋着童年的美梦”，“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儿时经历过的人，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儿时发生过的事，“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麻烦”①。类似的重温旧梦式的写作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小说“跨界”写作的常见策略。

“五四”至今，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的经济腾飞，科技快速发展，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式微的人文精神也困扰着我们的生活。儿童小说对时代与社会的剧变是有所回应的。如果说五四时期成人文学作家在童年（儿童）中更多地寄寓了“人”的内涵，那么童年在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跨界”写作中获得了更多元的象征蕴含。在集中阅读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小说“跨界”作品后，笔者以为成人文学作家笔下的“童年”至少包含这样几个维度的文化意蕴。

首先，童年蕴含了成人文学作家对人性的思考。人性是人身上存在着的有利于人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美好情感。在儿童小说“跨界”写作中，这种美好情感又以两种形式呈现：一是健康的儿童形象（明显带有作家个人经验）；二是人与人之间亲密美好的关系。“耗子丫丫的故事”系列儿童小说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耗子丫丫的故事”系列是叶广岑以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童年经验为线索，结构而成的三部儿童小说。丫丫与儿时的叶广岑有着强烈对应关系，可这个天真烂漫、古灵精怪、自由不羁的儿童形象又有着超越个体的意义。作家安放在丫丫身上的，是一种健康、阳光的“全人”品质。不止如此，“耗子丫丫的故事”系列整体洋溢着亲密无间的美好人际关系。这在第二部《花猫三丫上房了》中，众人齐心照顾黄老太太的情节上体现得比较充分。独居在胡同7号院的黄老太太，脾气怪，“不跟胡同里的街坊打交道，凡人不理，她家的街门永远关着，谁也别想进去串门”②。可就在这样一位老人被燕么虎儿（北京话，指蝙蝠）吓得摔骨折后，胡同里的所有邻居，像刘婶、赵大妈、苏惠妈、“我”妈主动承担起轮流照看老人的任务，近邻之间互相帮扶的那种美好人情一览无遗。

其次，童年蕴含了成人文学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自诞生人类那一刻起，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作为人类生活和心灵的艺术折射，文学，自然也包括儿童文学（小说）也就一直在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刘绪源将自然视作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之一（另两个是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认为“自然的母题”在儿童文学中最能得到尽情的书写。“儿童文学中的‘自然的母题’，所体现的是‘成人与儿童共同的目光’。这其实是全人类的目光，是全人类的精神需求和审美呼唤。”③立足自身童年经历，以成人与儿童共同的目光描写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传达全人类共通的精神和审美需求。这样的儿童小说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小说“跨界”写作中占比不少。张炜的《寻找鱼王》《橘颂》，杨志军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阿来的《狗孩格拉》《三只虫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例如，在阿来的《狗孩格拉》中，两个孩子身心舒展地躺在草窠上，不仅不担心身边的蚂蚁、瓢虫、蚂蚱、蜻蜓会噬咬自己，反而与这些小动物以及花草植物和谐地共融于自然的怀抱。此时，大自然清朗柔和，就连偶尔飘过的云朵，都似纯净而蓬松的羊毛，让人温暖无比。比起人类（孩子），动物和植物似乎更能吸引我们的眼球，急匆匆的蚂蚁、身子肥胖的蚂蚱、体态轻盈的蜻蜓，连同迎风摇晃的草棵、花丛，好一幅妙趣横生的生态画卷。阿来的书写并不凸显，甚至有意弱化人的存在，而是童趣地表现出所有生命在自然中的相融共生。由此，阿来也将个人自童年时代就确立的自然观——“自然界不是一个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跟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一样，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成员”①——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洒进了孩子们的内心。

无论是对健康人性的展现，还是对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都在表明成人文学作家在儿童小说“跨界”写作时，是立于一个更加开阔而具现代反思意义的角度来理解童年的。童年在成人文学作家笔下，更接近一个理想化的、能够帮助现代人穿越精神迷雾、摆脱精神迷惘的现代性概念。这是童年的第三层文化意蕴。其要义是，成人文学作家有意识地把童年建构成为人类的阿卡迪亚，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以童年（儿童）的纯真来审视现代社会喧嚣的发展。在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跨界”写作中，成人文学作家普遍倾向于认为，随着儿童在社会中成长，其观念也被逐渐社会化（世俗化），他们会逐渐失去（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昔日的纯真、率性、生机勃勃，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最终都会因为受重力吸引而被迫“坠落”，最终变得如成人般冷漠与庸俗。

三、共情：儿童小说“跨界”写作的限度

成人文学作家对童年多维度的理解，加厚了童年精神的文化内涵，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海拔，整体上增加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质感。“然而，此类作品中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沉浸于自己时代的童年，沉浸于个体性的童年，以成年人的追忆、缅怀为情感基调，与当代儿童的心灵世界隔膜巨大，且叙事节奏类于生活本然节奏，或散漫，或滞重，很难唤起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②这也在提醒我们，当重温旧梦式的写作大行其道，当一种怀旧的田园牧歌情调在儿童小说“跨界”写作中越来越浓烈，甚至开始成为一种审美范式而存在的时候，从反刍中把握其限度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是成人视角下“孩子气”的限度。凭借敏锐的文学思考和精湛的艺术表现，作家在成人文学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成人文学中积累下的文学经验，也会很自然地渗透进他们的儿童小说写作。成人经验明显化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小说“跨界”写作的一大特点。作家为了显性地表明创作的是一部“儿童”小说，往往会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从年龄到言谈举止都颇为“孩子气”的儿童形象，将他放置在故事中心，以他的经历来传递成人作家对时代与社会问题的反思，对幽微人性的探索，以及对文学创作本身的思考等。儿童小说不排斥成人社会的经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经验以谁的视角进行表达。儿童小说是一种从儿童的角度来描述事物的文学类型，为孩子写作和为成人写作，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通过谁的眼睛来看待世界。在儿童小说的“跨界”写作中，小说的主人公乍看上去是孩子，甚至有时作家为了凸显这是个孩子，有意把儿童形象做“幼稚化”处理。但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就会发现这个幼稚的孩子却能成熟地、富有洞见地预判事件——有意思的是，这个事件似乎不一定是，或者不经常是孩子们会经历的，它更像是成人作家认为儿童，甚至是全体人类，应该经历的——并做出相当成熟而智慧的选择。尚未成年的孩子，实际上老成持重，表面却言辞幼稚，这是典型的成人视角下的“孩子气”。类似的写作，本质上是成人以惯有的思维定式，预设成人世界是固化甚至堕落的，而儿童世界则是绝对纯真的。这其实是成人对儿童及童年的一种强加。这样的“跨界”写作，非但不能有效表现出真实的童年气象，反而将作品带入令人无法信服的失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