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西方现代性的当代摄构与书写实践

《陈晓明文集》2023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陈晓明学术思想的高度浓缩与硬核展示。毫无疑问，陈晓明的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理论构建是里程碑式的，为当代文学研究树了一块界碑。这一评价，完全是基于他所要挑战难题阶位而做的判断。当代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是涉及面对流动、无边、延异、空而开放的“大当即”如何归摄、构形、统握、持留的摄构问题①。这完全是现象学意向性难题级别的当代性难题，其难度完全不亚于古典或现代的学术研究。陈晓明在这方面体现出惊人的判断力，卓越地开展了勘界、批评与构建。令人好奇、惊叹的是，他终日在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中穿行，却能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伏击中突围而未中其毒。陈晓明携着从本土文学经验、批评实践所培育起的免疫力，以过人的智慧识破了逻各斯主义制造的幻象、吊诡，及其“狡计”，展开了逆西方现代性的当代摄构与书写实践。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与破解是世界性难题，这完全在于其诡异的运行机制与操控术：任何内部的颠覆和反抗顶多是它颠倒的镜像，最终都可能巩固了其秩序；它有诸多世俗子民和隐蔽变体，蛊惑它们施展代理人间战争，而自身却岿然不动；在其二元对立秩序内，拥有优先权一方并不对处于劣势一方赶尽杀绝，而是使之处于僵而不死的依附状态。只要无法真正撬动其牢固框架，任何差异、多元、异质、创新的实质都不过是同质化或同义反复，却还伴有抚慰幻象；任何外部的独断取消，将造成取消者濒临失范失语、蒙昧原始或粗陋乌托邦的深渊。现代性困境是西方逻各斯主义在现代进程中的新近产儿，也是逻各斯主义问题症候的最集中暴露。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对我们文化道路、现代化进程始终形成了某种牵引与掣肘，体用论、源流论、复古与西化，以及庸俗综合、调和、折中与辩证之间的激越对抗长时间、周期性地出没，便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征兆与踪迹。西方现代性的驱动，给后发现代性国家在文化上造成系列创伤、尴尬、迷惑，产生诸多不同于其源发地的系列典型的“现代性矛盾”，诸如“怨恨心理”“怨羡情结”②等。陈晓明是摆脱西方逻各斯主义的能手，“最小值的多元现代性”“最小值的多元民族性”“最小值的文学性”这些陈晓明式的创造性实践，击破了逻各斯魔幻而赤裸的顽念、蛊惑、神话与谎言，真正排除了100多年来“西化/本土”“西方/东方”等现代性难题对中国文化道路何去何从所造成的干扰。我们无法也不必封闭地框定中国式现代化，但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起点则十分明确，即首先必须扫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制造的障碍。正是基于这一层面，陈晓明所完成的对西方逻各斯主义的破解与逆写，堪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道路上的当代典范。

一、先锋的后现代性：朝向无边的统握

《无边的挑战》对于陈晓明的学术生涯不但是重要开端，而且从中已透出其整个学术历程的消息。从发生学角度看，哲学家、理论家从早期作品或博士论文开始一般会有一个成熟过程，而具有原创的开拓者则绝对是个例外。尽管陈晓明有关德里达的学术专著要等到2009年才出现，但根据夏可君记录，其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就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最早研究”①。“先锋的后现代性”尽管涉及现代主义等诸多主题，但解构是其底色和纲领。它既是陈晓明文学批评高度的提前宣告，也是当时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构建的制高点，其中一系列前瞻性判断即便在今天仍未被超越。

后现代、先锋派的后现代性，在那个年代对于理解和接受绝对是个挑战。从文化进程看，西方先锋派、后现代主义明显存在文化代际，尽管它们作为理论知识完全可以共时地输入，但从现实经验与需要而言，当时最紧迫的则是实现从现实主义到现代派、现代主义的转换。而当时大家忙于“寻根”“反思”，以及“要不要现代派”的争论，正恶补“荒诞派”“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哪有时间理会“后现代”“解构主义”“人的死亡”。不过，陈晓明却是严肃且底气十足的，但从他的文字中无疑能感觉到现实至少从两大方面给他带来困扰：一方面，是有分量的理论著述遭到冷遇；另一方面，理论借以发力的先锋派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突然哑火，先锋不在且“循规蹈矩”了。1990年代并没有延续1980年代的良好势头，商业主义、大众文化盛行，文坛弥漫着“失败主义”气息。给陈晓明触动最大的恐怕还是结伴同行的先锋派，在1990年代初期不同境遇，先锋派已“蜚声文坛”“获得独家经营的暴利”，但除了少许“悲哀”“欣慰”，热闹的是他们，其他却与自己无关②。我们读出了陈晓明的不甘，但毫无疑问，陈晓明身负重压仍执着于为“先锋的后现代性”的公共合法性而呼告。

实际上，今天毫无必要浪费时间来论证《无边的挑战》的重要性，以陈晓明的学术影响和在文化场上的站位，阐释的努力或许有些多余。不过，“无边的挑战”所包含“的先锋的后现代为何在中国发生”的学理分析，及其诸多对当代文学批评有所馈赠的学术资源、命题大义，无疑值得进一步发掘。其一，正式提出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并从社会、经济、商业、文化层面展示了其存在的土壤和条件。这里面还涉及一个有关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非常有价值的判断，即“现代派不适合中国”，它那种宗教式超越性与“中国民族性”“相去甚远”，而后现代主义没有根性，同商业市场更具亲和度，在中国反而有现实基础。尽管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有着另一与先验、后形而上学深度牵连的维度，但我们还是不免为这个今天在物质性实践层面已能获得验证的超前判断而惊叹。其二，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再次申说马克思有关文学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几乎被视同于诸如“古希腊神话”式的范例。陈晓明基于“卡里玛斯”的解体，从时代文化的脱序、危机中看到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可能。其三，对先锋派小说作家群所作“晚生代”命名，以及这一代人所体现的“晚生感”“晚郁风格”这一文化心理与美学层面的统握，十分个性、及时而富有内涵。在陈晓明看来，先锋作家之所以铤而走险开展形式的极端试验，正在于现实的匮乏。这无疑是现实感十足的判断。其四，对从晚生代、美国战后试验小说家到博尔赫斯等作家的论断，涉及文学耗尽、话被说完后如何展开文学的重大问题。文学终结问题也是陈晓明著述的重要论域，而这一问题引发学界广泛讨论，则要到2000年后米勒有关“文学死亡了”等观念进入中国之后。

“先锋的后现代性”是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以及文学未来走向的前摄。在陈晓明写作那个时间，这样的摄构多少还带有学理的推导，以及个人禀性的超越性，但随着虚拟技术神降时代的到来，先锋派试验形式所具有的物质性、现实性不断得到了验证。大型娱乐节目《奔跑吧，兄弟》、游戏产品《赛博朋克2077》等，借助媒介技术与体验把先锋作品十分嗜爱的叙事圈套，即叙事人在现实域、叙事域、故事域穿行的叙事模式（诸如格非《褐色鸟群》），以空间化形式加以物质性呈现，实现了文学文本的三维转换。拉康晚期精神分析学的普及，无疑提升了我们对先锋派匮乏、空缺主题的进一步领会。先锋作家对“文革”书写的不可能，有如拉康自我对“实在”欲望的不可能，这样我们就会即刻抛弃“先锋作家纯粹在玩叙事圈套”的成见，进而明白历史为什么在先锋派那里将其展示为一系列奇异幻象，他们对暴力、冷漠、凶杀等为何茹毛饮血般地贪婪且被作为一种纯形式展示。陈晓明、先锋派、后现代的相遇真是神奇、幸运，按照陈晓明自己的话说，彼此的“遭遇”就是“一拍即合”。“先锋的后现代性”展示了陈晓明“大师的批评”，它不同于“职业的批评”之处在于体现了好的“品鉴”“判断”①。“大师的批评”是对当下的统摄，而不同于理论构建、学术研究，它指向鲜活的在场、临界，以及现场感知而非后到的回忆，没有知识生产那种隔岸观火的“安全”，或事后诸葛亮的“时差”。当下的把握就是现代性，波德莱尔首先展示了这种禀赋。我们以前或许囿于学科建制一直低估了批评的难度。好的文学批评涉及如何直面当下展开统摄、持留与构建的现象学难题。尽管陈晓明在后来的著述中，从学理上对这一机制做了充分说明②，但这后到的“说明”始终遮不住他当年面对空无、无边、空场而做“先锋的后现代性”统握的理论气魄与预见锋芒。

二、最小值多元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逆写

“先锋的后现代性”宣告了中国文学的后现代性可以绕过现代性、现代派提前到来。不过，陈晓明在之后的立论重心并非在后现代或后后现代，而是集中到现代性。为何后现代变成了现代性？陈晓明对此的解释主要基于两点：一方面，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本土经验与创作实践使然；另一方面，在西方后现代之后出现了大量回溯现代性的热潮，二者关系被不断修正，利奥塔、哈贝马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这样，问题的关键就变成：“后现代的现代性”同逻各斯中心主义机制下的运行究竟有何质的区别？它如何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的例证或作为西方历时发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颠倒镜像？在这一框架下，现代性前面加再多定语都将是同质化的，正如陈晓明在考察查泰勒、汪晖、吴冠军等学人所涉及多元文化、多重现代性方案后发现，它们总会导致民族本位的现代性悖论③。

陈晓明所构建的“后现代的现代性”之所以能超越逻各斯框架下主流的现代性观念，关键在于其实质是后形而上学现代性或解构的后现代性。解构主义的对手并非作为世俗产儿的现代性，而是其更为强大之父——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解构主义反形而上学的最大智慧在于，看到任何对形而上学的反对只有同它构成某种牵连方有可能，即回到“能够产生形而上学而又不能被形而上学所思考”的本源、始源地带①。陈晓明清醒地看到，不可能以摒弃形而上学的方式反对形而上学。他通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后形而上学支点这一比较符合认同理性主义又缺少形而上学语境的非西方接受者接受习惯的路径，还原了现代性、后现代的形而上学维度，及其同形而上学本源的牵连，从而也沟通了后现代与解构主义②。由此，“后现代的现代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内核与方法：现代性、后现代性都是本源的显现方式（形而上本体的后裔），它们并非必然处于同一个阶位或非此即彼的对抗；后现代也是本源的子民，完全可能比现代性更早到，也并非由现代性派生；后现代的合法性并不取消现代性的合法性，理论上双方都不具优先权；本源不可能在场、本体不会绝对显现而只能是替补、踪迹，是幽灵化的，这也是多重现代性、多元与异质真正的原生地带。在这样的机制下，现代性已不可能依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但在历史化进程或发生学层面，它早于后现代的事实不可被抹除，无论对现代进程过去的叙述还是未来实践，它甚至是根本（最小值现代性）。后现代在本体层面完全可能、可以比现代性更早，作为一种思维可对现代性进程加以重写，但在发生学层面，它不能非历史地取代现代性，而是受到现代性基本制约，尤其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或地区，这已是事实且涉及文化伦理责任问题。只有参透了后现代的现代性机制，才能真正明白后现代的现代性为何能够实现对西方现代性的逆写。以下将从三方面论述它如何实现这一逆写实践。

其一，“后现代的现代性”真正超越逻了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下现代性诸多二元对立结构成员间欲罢不能的论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下，围绕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经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论争，没完没了却又未有实质性推进。陈晓明以现代主义/本土文化这一对立项为例指出，“理论界不少文章反复在论证”，实际上不过是“在经验和学理常识上可以验证的道理”，一段时间之后又死灰复燃，“人们不得不一篇又一篇地重新阐释”。既然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下的现代性是问题的症结，那是否可以抛弃它？回到古典是否就可以了？显然，按照作为西方现代性的对立面去构建传统、古典或国学，无疑陷入了逻各斯的陷阱，我们很难相信可以避开西方现代性而寻找所谓纯粹国学或民族性。陈晓明就此发出警告，“国学并没有优先权”，只有极为有限的领域可以保持所谓“中国传统本色”。所谓“中国人只做中国的学问”完全经不起推敲③。尽管作为逻各斯产儿的现代性及其进程存在诸多问题，但无法绕开它撤回到前现代，如此方能避免向传统惰性、莽荒打开口子，这是陈晓明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参照系。

其二，“后现代的现代性”在方法论和书写空间上为现代性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这一范式同逻各斯中心主义机制的最大不同在于晚到、附属、次要的可能更具合法性；现代性未必优先于后现代性，西方未必优先于本土；等等。陈晓明正是基于这样的范式确立了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它不再依附于现代文学。围绕当代文学观念及文学史书写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以社会革命、政治运动为主导的当代文学史总出现断裂，文学史叙事“充满了开始与结束”，尤其1949年后的“十七年”文学，浓厚的意识形态、严峻的政治性“阻隔了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一旦转向美学层面就会出现“十七年”文学无处安放的问题。陈晓明认为，引入（后现代的）现代性这些断裂便能作为现代性内部的矛盾与张力而使之获得整体考察，其间的复杂性能得到发掘，避免它们时而被推到顶峰，时而被全盘否定的尴尬。就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陈晓明开展了不同于以往的实践：一是将当代文学开端上溯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重新沟通现代与当代；二是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现代性形式，即“极端的激进的表现形式”，从而与1980年代的文学获得内在关联。当然，遵照后现代现代性的运思机制，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也没有优先权，它同已有当代文学史处于敞开对话中。经过后现代濡染的现代性作为地平线，成为陈晓明考察当代文学诸多群体与写作的重要视域。它们既可能是之前被总体化、历史化遮蔽了的内容的再次显露，也可能体现为现代性的例外，从而使农业、女性、乡村、地域、民族等体现现代性发生的丰富性内容获得了展示。（后现代）现代性的丰富性还在于发掘了原来断裂的文学历史段落、单元之间的“复杂勾连”“复杂形势”，体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践和品质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