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乡土小说的抒情传统及当代演变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当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对接等问题也由此得到了极大关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提出将当代文学研究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论域。在此论题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独特的文化资源、文学传统、审美特征，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诗性与抒情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本质差异，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联等问题都产生了新的研究视角，甚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在抒情传统的重述下发生了改变，一些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历史关联和思想渊源都被纳入新的视域中重新评价。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乡土小说作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主流，在百年来的不同时代语境中对抒情传统进行了延承与转化。因此，探求乡土小说抒情性的形态、内核及其嬗变过程，以及其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情感结构，对于把握中国小说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和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东北作为“现代经验的辐辏点”①，这片黑土地所孕育的地方乡土故事，一方面，以“有情”的书写，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不同年代背景中表现为不同的抒情形态，呈现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纠缠关系；另一方面，又显示出浓郁的带有地方色彩的审美特征，为中国乡土文学贡献了具有独特地方性的写作经验。

一、“东北性”抒情传统的生成

中国新文学的抒情性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学“天人合一”的抒情特征，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抒情性表达。在东北乡土小说抒情传统的形成过程中，东北地区的农耕狩猎文明传统的惯性使东北乡土小说有力接续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确立了高度感性化的抒情表达方式。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与东北本土多元地域文化的融合，启蒙、救亡与革命等宏大话语的介入，合力促成了东北乡土小说具有“东北性”抒情传统，实现了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延承与现代转化。

不同于西方依托海洋文明而形成的二元对立文化传统，中国自古以来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国人对于自然和土地的依靠与依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范式。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当中，结成了整体性的生存关系，人与自然紧密地融为一体。这种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哲学思想，构成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独特文化根基。而西方文学批评的叙事倾向源于西方文化中浓厚的个人中心主义和英雄情节。这也是陈世骧等学者判别东方抒情传统与西欧史诗及戏剧传统的依据。就东北地区的文化传统而言，东北的地域文化延续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因对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与对土地的热爱和依恋的习性有着普遍性承继，农耕文化传统同样构成东北地区文化生发与情感肌理的底色与源泉。在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20世纪30—40年代对家园的保卫与守护，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北大荒地区的农业开垦，抑或新时期之后的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东北人对于东北大地的眷恋之情，这在东北的乡土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展现。

当然，东北的农耕文明因其鲜明的地理与地方色彩，广袤的丛林与辽阔的江河为这片黑土地的农耕文化叠加了更多的异质色彩，狩猎、游牧、捕鱼等地域性生产活动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传统，使得东北地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版图中独树一帜。如此，这种文化特征也构成了东北地域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抒情传统内容及方式新质的确认与开拓。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到了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形成对接，实现了地域文化的融合之势。尽管当时的政权主张以儒家文化对东北文化整合，以期实现其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与文化建制，但在地方文化的衍生与发展中，东北文化始终保留其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传统，这自然与其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也有着莫大的关系。于是，东北地域文化在与中原文化保持一定的互动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并孕育出其独特的文化表达形式。这些特殊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也使得东北地区的思维传统与中原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偏移，并孕育出自身的文学表达形式。

因此，基于自然生态的地方性特色，东北地域文化中存在着高度感性化的抒情特征，并深刻影响了东北乡土小说的创作。虽然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我们更多强调东北乡土小说其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叙事文学表征，但其内涵于叙事的抒情传统始终在东北文学的整体结构中具有着统摄作用。此外，随着新国家的建立，大批关内作家入驻东北，以更隐微细腻的文学表达将传统文学的抒情传统融入国家的宏大叙述，以纾解对政治图解的文学表达焦虑，故而为当代东北乡土小说的伦理化抒情性注入了新的文学内容。

可见，东北地域文学风格的形成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传入有着直接联系。关内文化的注入也强化了东北地域文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而解放时期传入的关内文化传统在东北地域文学的发展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同化，进而与东北地域文学进一步融合，也使得东北地域文学展现出对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发展与创新。

在启蒙思想、救亡意识、革命导向与政治指导的共同作用下，东北乡土小说高度感性化的抒情表达形式也发生了现代性转化，形成具有“东北性”的抒情传统。在东北乡土小说中，外来的文化因素与本土的地域文化发生了交流与融合。对此，宋喜坤、徐日君认为：“东北地域文学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学，在整个现代文学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有两个：一个是蕴涵其中的五四精神传统，一个是东北地域文学的乡土性。这种受五四精神影响的乡土文学，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与五四运动中的乡土文学不尽相同。”①因此，东北乡土小说保留了地域文化中原始的浪漫主义色彩，作品中也从不缺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形象。同时，启蒙与革命话语催生下的家园意识也使东北乡土大地的现实苦难与抗争精神得到抒情性表现。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传统也延伸至当代的东北乡土小说创作之中。

二、东北乡土小说的抒情历史及演变

不得不承认的是，东北乡土小说在整个中国乡土文学的版图上，并非处于中心位置，而是一种地域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经验。自古代以来，我国主流的乡土文化肌体都是从长江、黄河流域等农耕文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或中原地区萌芽并壮大起来的。东北地区偏居一隅，在靠天吃饭的古代社会，由于地理位置的闭塞与自然环境的恶劣，东北进入农业文明的时期相对滞后，这也使得东北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发展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东北红山文化的发现“将中国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①，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成为长城以北中华民族“更老的老家”。同时，东北地区也是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一起，形成了“多方起源，多元一体”的史前文化格局，并直接促成了东北文化气质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乡土底色。

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在文坛上的集体亮相，使东北乡土小说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彼时不可忽略的文学创作新力量，也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与审美经验。“东北作家群”的乡土创作凝聚着东北作家对于国土沦丧的强烈忿恨，生发出对于东北人民不畏艰难、顽强抗争的讴歌，由此奠定了东北乡土小说的情感底色。或者说，此时的东北乡土小说作为一种地方叙事样态，“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地方及其周边问题被放在地缘政治关系上重新审视，成为持续改造的政治对象”②。东北黑土地的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等现实，以及东北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愤懑、民众反抗的不屈意志和故土的深沉眷恋等主观情感，水乳交融地汇入乡土小说写作中，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如《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乡土小说反映了殖民语境中东北乡土社会底层人民悲惨的生活困境和日渐觉醒的反抗精神。整体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乡土小说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又充溢着或激昂或凄婉的浪漫主义的主观性与抒情性，在抗日的硝烟中，形成了“荒寒小说”③的审美基质与精神品格，并深远地影响着当代东北乡土小说创作，奠定了东北文学在中国乡土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九三”胜利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于全国解放的东北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文学景观，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乡土小说创作收获颇丰。《暴风骤雨》《江山村十日》等小说聚焦“土改”运动背景下东北解放区的生活气象，揭示了土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贯彻过程中的复杂性。李衍白对彼时的历史境遇和时代心理进行了整体概括：“群众在犹豫中，岁月在艰苦里。这就是我们在东北土地刚刚开始播种，还没有发芽开花时的现实遭遇。”④正是这种芽包初放、百草权舆的历史境遇，为东北解放区乡土小说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和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东北解放区乡土小说创作以朴素的创作手法、真实的书写内容、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内涵丰富的革命伦理，留下了时代的缩影和历史的印记。也正是在此时，在“东北问题”作为战略问题被提出以后，延安“鲁艺”整体迁至东北。如果说“东北作家群”的入驻为东北地域文化注入了启蒙新思想，那么解放时期延安文艺的进驻则为东北文学发展带来了革命新风。东北本土作家和延安北迁作家，都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使命感和澎湃的政治热情，共同促进了东北解放区乡土小说的蓬勃发展。这种蓬勃发展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路线的具体实践，是延安文艺精神在东北黑土地上的落地生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发展路向的宝贵预制经验和艺术探索。

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东北而言，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直接促成了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勃兴，以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艾芜的《百炼成钢》、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等为代表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东北乡土题材小说的星点光亮。而事实上，东北一批作家仍坚持立足黑土大地，以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和极具地域色彩的文字，书写着东北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接受，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广泛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李惠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三人下棋》引发巨大关注，由此开始了他长达40余年的乡土小说创作。因为长期生活在农村，李惠文对农业题材的选取与书写有一种信手拈来的熟悉感，擅长讲述一波三折的故事内容，用贴近真实生活的通俗口语，迎合农民的阅读习惯，这使得他的乡土小说充满生活化、大众化、地域化的时代气息。总体上看，“十七年”时期的东北乡土小说创作虽在风景、风情、风俗书写方面保留着地域性气息，但并未跳脱出“一体化”的创作模式，但东北独有的“北大荒”建设经验，及建设过程中的情感认同书写，成为“东北”的独特标识。在“十七年”时期延至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的“北大荒文学”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一种东北独有的历史经验与美学经验。1958年，数以万计的转业官兵支援东北，在集体开垦荒原过程中，与东北这片黑土地产生了精神联系。他们通过文学创作，表达着昂扬的斗志和意欲征服自然的强烈情感，闪烁着朴素理想主义的精神光芒。由此，在东北乡土文化基底上，又杂糅了兵团文化与意识形态话语，“北大荒文学”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又有45万城市知青来到“北大荒”，给“北大荒”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创作主体复杂情感的融入及情感面向的叠加，使“北大荒”乡土小说成为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代名词，微缩着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意识，也成为东北文学史甚至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①。

这充分说明“此时期的东北新文艺虽然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充足的文化资本，但依旧是中国新文学重要文学事件和思潮的重要参与者”②。这些知青作家们视东北为精神上的“第二故乡”，表达了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融入和情感认同。

20世纪80—90年代，俯瞰整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伤痕”“寻根”“先锋”“新历史”“新写实”等现象及流派的迭出，使乡土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产生了分流。除了一些“北大荒”知青小说可以作为“伤痕小说”的代表性文本，其他东北乡土小说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对这些流派的形成产生影响。但事实上，此时的东北乡土小说并没有跳脱全国乡土小说的风潮，甚至在地域文化的掘进、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城与乡的关系探寻等方面，进一步构建了自己的地方主体性。

新时期以来，一些作家开始从自己熟悉的故乡人事为切入点，通过自然风物、社会习俗和人情世态等地域特色文化的描摹，筑起自己的乡土小说世界。谢友鄞把创作原点放在关外辽西北与蒙古高原相连、蒙汉杂居的辽西“边地”，《窑谷》《嘶天》《大山藏不住》《马嘶·秋诉》等小说，展现了这个民族融合地带的多元文化形态。阿成的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地胡骚》，以平民立场发掘凡俗生活中的温情，通过对人间情感的关注与诗意书写，表达了作家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以及所处地域与人性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对东北地域民俗、饮食文化、建筑特色、人物性情的书写，使小说充盈着北国的异域风情和边地色彩，至今仍为东北乡土小说提供浓郁厚重的地域文化品格与雄浑苍茫的审美张力。洪峰的中篇小说《奔丧》《瀚海》《离乡》等，以及王怀宇的《家族之疫》《狼群早已溃散》等，将叙事背景放在平畴千里、信马由缰的东科尔沁草原。前者以草原人的生活场景透示着八百里瀚海的草甸子文化，后者则凝视草原文化中的强者本位意识，及现代性反思。这些东北乡土小说立足于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土壤，共同显示出东北乡土小说的内在差异性，以及东北乡土文化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