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下山》：中年写作、常态特征与先锋意识

李修文是“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不仅作为编辑直接策划了“70后”作家的首次出场，而且以作家身份参与了新生代作家韩东、朱文发起的“断裂”问卷调查；1990年代，李修文书写了大量至美至幻的“仿古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文坛佳话，“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21世纪初，李修文的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煽情而又凄美的情节、清靓而又旖旎的文字让人感伤落泪，夜不能寐。可是随后“大红大紫”的李修文毫无预兆地在文坛失踪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后来才知道“天才作家”转型当了电影编剧，如《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就是他的心血之作。其实，“在人间赶路”的时候，李修文只是暂时偏离了大家的审美期待，埋头创作了大量空间宏阔、意境深远的散文，如《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并且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不过，最让人惊喜的是，人到中年的李修文重新回归到阔别20多年之久的小说领域，在新时代的2024年创作了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小说以1990年代国有钢铁厂改制、工人下岗为题材，通过人虎博弈的“传奇”故事，表达了对人性、时代和命运的思考，表现出了鲜明的、具有现实感的先锋性。

一、中年写作：“身经”与发现

李修文说他最喜欢的两个字是顾随所说的“身经”，也就是“一定要拿自己的身体去经历，而不是隔岸观火”①。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就是经过30多年创作实践的已届50岁的李修文“身经”的艺术成就。这种“身经”，就是将自我创作、时代命运、社会境遇紧紧结合在一起，注重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敏锐地发现世界的真相。

有学者考察，“中年写作”这一概念由肖开愚在《减速、宽阔、抑制的中年》《90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等文中首次提出，随后诗人欧阳江河对此进一步补充“：这一重要的转变所涉及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它还涉及写作时的心情。”②他们将“中年写作”视为一种成熟、多向的知识分子写作。显然，这一概念不仅仅指写作者年龄上不再年轻，更是指写作者的创作立场、创作心态、审美风格的成熟。虽然论者主要是讨论诗歌创作领域的现象和问题，但是这一概念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启示。陈思和通过比较20、21世纪初的文学特征和文学精神，认为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进入“告别理想、崇尚实际”的“中年期”，中国文学创作已经整体摆脱了“青春期写作”的反抗与批判，进入一种稳定与相对成熟的写作状态。写作者“不再以理想主义为动力，而是沉入民间大地，履行独立的批判功能”①。不过，陈思和在文中列举的作家主要是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余华等“50后”作家。同时，对于“70后”作家的未来走向，当时的他也是忧心忡忡。

艾略特以叶芝为例，讨论作家的中年创作状态时说：“人到中年有三种选择：要么完全停止写作，要么重复昔日的自己（也许写作技巧会不断提高），要么想办法找到一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使自己适应中年。”“然而，如果一个人作为诗人成熟了，这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成熟了，他能体验同其年龄相称的新情感，而且像往日里体验青春情感一样强烈。”②除了成熟与稳定的表层特征之外，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年状态”蕴含着诸多维度的危机和可能。陈思和的“忧心忡忡”更多只是表现了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关爱和期待。他也时常提醒笔者要追踪“同代人”李修文的创作动向，和同代作家一起共同成长。

自1994年李修文在《芳草》杂志发表了处女作《桃花满天》以来，爱与死一直是他乐此不疲的创作主题。在《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李修文以感伤唯美的笔触讲述了一曲曲肝肠寸断、凄艳哀婉的爱情故事。有人说，如果《滴泪痣》是一曲如泣如诉的纯爱挽歌，《捆绑上天堂》则如一出惊天动地的爱情悲剧。只是可惜，计划中“爱与死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却迟迟没有完成。李修文坦承道：“我无法归纳我今天置身的这个时代图景……我失语了，我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一个我眼前的处境，一个我精神上的困惑，使我对过去很多观点产生了质疑。”③之后的李修文像着了魔一样，决绝地离开小说领域，离开给他带来极高艺术声誉的审美舒适圈，在散文创作的道路上狂飙突进。李修文从不惮于自我的内外焦灼，他决绝地与过去的自我告别，宣告了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到《在人间赶路》《诗来见我》“恢复了‘人民’的肉身性与丰富性”，“进而理解历史、自然、人心与天道的消息，由此发抒情志、修己立人”④。在审美风格上说，这些“发抒情志、修己立人”的文字，总是特别抒情而感伤，甚至弥漫着一丝颓丧之气，这与他早期的小说创作有着某种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

今年，李修文回归暌违20多年之久的小说领域，在《花城》公开发表一系列小说。此时的李修文“不再被理想的激情所支配，而更多的是对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⑤。此时李修文的文学创作与之前青春主题的写作风格拉开了距离，呈现出稳定、独特、成熟的个人风格。在《猛虎下山》中，李修文以极具才情的艺术想象、急促而又密集的叙述节奏，讲述了一个在1990年代中后期全国非常普遍的工人下岗的故事。1999年春天，镇虎山下的炼钢厂被一家沿海特钢厂收购。紧接而来的就是工厂改制，生产转型，大量工人下岗，工人们都害怕被下岗这只“老虎”所吞噬。人到中年的刘丰收性格懦弱，连生产组长都没有当过，老婆和工友张红旗眉来眼去，暗通款曲，被人瞧不起的他自然在下岗名单之列。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厂区再现下山虎啸，厂长决定重赏打虎勇士，报名参加上山打虎的队员可以免于下岗。刘丰收主动请缨，借助酒劲，打虎上山，结果醉酒跌倒，伤痕累累。刘丰收“灵机一动”，用一夜间长出的白发伪装成白虎毛发，向厂长谎称自己与吊睛白额虎搏斗了一场。刘丰收成了打虎英雄，受命领头选人组建打虎队，一时风光无限。可是，随着时间流逝，老虎的存在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刘丰收在对老虎的期盼中产生幻觉，最后自己披上虎皮变成了老虎，成为打虎队捕猎的对象，而他的儿子则成了打虎队的成员。

与“青春写作”更多地关注主人公个人情感和成长经历不同，中年写作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李修文不再满足于“重温”“倾诉”和“回忆”，而是“去发现这个世界的部分真相”。《猛虎下山》在主题上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和人性的探索。李修文通过刘丰收的遭遇和选择，展示了人到中年后普通大众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同时，他也通过对其他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设置，探讨了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脆弱。这种对现实问题和人性的关注，使得小说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小说将人物置于1990年代中后期企业改制、工人下岗的历史背景之下，通过对巨大的历史压力与卑微的普通职工之间的强弱对比观照，探讨社会历史与文化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与制约。而历史重压之下的普通人刘丰收以“猛虎”的幻象回应或反击现实的奇特方式，体现了作品对于历史、现实的深度关注，以及对于人性、心灵的深刻挖掘。当跨越真实的猛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抵达现场时，一种对于生命与世界的重新思考也应运而生，而这种对于生命的勘探与考察也是中年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很有意味的是，小说中除了刘丰收，其他中年人都是“无后”，没有子女。“70后”的李修文在叙述父辈故事时发现了这个生命事实。现代技术飞速发展，可是人的基本生殖繁衍能力却丧失了。同时，这种“无后”的文化意象也意味着家庭意识共同体的解体，以及人到中年的“70后”作家与父辈的生存状态、文化观念之间的“断裂”。即使是小说中唯一的“后代”——刘丰收的儿子最后也到南方去了，和父辈的文化空间彻底割裂。

李修文“不再被理想的激情所支配，而更多的是对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猛虎下山》作为一部典型的“中年写作”作品，它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人性的探索，以及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世界。这种写作风格不仅体现了作家个人成长的轨迹和思想深度的提升，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考方向。

二、常态特征：底层与活力

先锋与常态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种基本形态。所谓常态特征或常态性就是常态文学所具有的文学形态特征。这一文学形态是“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逐渐发生演变的文学现象”①。本文所说的《猛虎下山》常态特征主要是指小说顺应了“70后”作家熟悉的“底层写作”文学潮流。但是，与一般的“底层写作”满足于苦难的书写、暴力的展示不同，李修文将文字置于时代和历史的境遇，热情书写底层大众强大的生命能量，烛照出生命丰富的坚韧和尊严。

“底层文学”是“无名”时代相对强劲的文学潮流，同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文学潮流。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道的诸多“70后”作家自然而然顺应了这一潮流。李云雷曾将“底层文学”概括为：“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②这一概念的概括成为部分“70后”作家底层写作的理论宣言书。不过，这一“宣言”只是将“底层写作”的书写对象进行了简单化处理，将这一文学潮流的书写对象锁定为农民、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和城市边缘人等弱势群体，同时，对“底层”的共名之下那些无数命运各异的生命个体、形态各异的生存景象语焉不详，更不用说“70后”作家这一群体内部对“底层写作”的态度也是迥然有别，创作个性更是丰富多样。如李修文和鲁敏、朱山坡在“底层写作”上的立场就有千差万别。鲁敏善于从精神方面考察底层人的生活状况，考察个体自身的“暗疾”，以及伴随其间的“温情”，如《六人晚餐》；朱山坡则善于从文学地理、风俗异闻的角度描写底层社会的希望与绝望共存，如《蛋镇电影院》；李修文则坚信“山河人间就是写作本身”，彰显人民性的艺术美学，让人感觉到切实的温度和重量，如《山河袈裟》。

“每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其所经验的材料进行加工（也利用抽象这一手段），是为了揭示客观现实的规律性，为了揭示社会现实的更加深刻的、隐藏的、间接的、不能直接感觉到的联系。”①早期的李修文写过《肉乎乎》《夜半枪声》等底层关怀小说，父亲与吕婆婆浓浓亲情之中的卑微与愚昧让人印象深刻。李修文说：“我对弱势的人天然有一种探究和关注，事实上我所写的小说人物几乎都是有各种各样困境和问题的人；我要写虚弱、弱势，我要写的是一颗虚弱的心，而不是写一个有关弱势的概念。”②这也就是说要写出底层的“温度和重量”。他还说：“我不是对底层，而是对人类身上的虚弱部分特别着迷”，“忽略内心真实的底层叙事是毫无意义的底层叙事”③。这恰恰说明了李修文的“底层写作”既是对1980年代纯文学启蒙叙事的艺术调整，又是对先锋文学叙事实验的蓄势反弹，更是对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分享艰难的底层道德绑架叙事的主动逃离。李修文坚忍不拔地高扬人文情怀和伦理意识，积极修复自身的社会责任，及时应对时代的巨变。

在《猛虎下山》中，打虎和下岗本来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却彼此互文，互为镜像，成为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就像刘丰收对老虎说的：“我也不想来，可上山是个死，不上山也是个死，我就来了。”社会变革震荡造成了个体与过去的戛然断裂，脱轨的个体生命走向变得难以预测，原本遥不可及的事情就此连接了起来。芸芸众生在时代强力裹挟之下显得无奈且无力，逼仄的生存空间剥夺了选择的权利。“找到老虎，咱们就是人，找不到老虎，咱们就不是人。”马忠的这句话揭示了看似荒谬的“老虎”钳制之下的底层生存困境。权力与资本双重挤压之下的底层民众丧失了个体的主体性，只能由“老虎”推动前行，“老虎”在决定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推动着叙事进程。当打虎队因为上山拍摄的导演失踪而被解散时，想依靠打虎摆脱下岗命运的刘丰收感觉被逼到了绝境。于是，他妄图通过幻化成老虎的方式挣扎出一条生路。只是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样，异化后的刘丰收再也无法回归人性。在命运洪流中挣扎与抗争，底层大众所发挥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却在抗争获取的异化成果中彻底消失，这或许隐喻着挣扎的徒劳与生命的无奈，但底层人物面对无情命运的奋力抗争本就具有超越现实的生命本体层面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