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猛虎下山》的两极情感结构

一

从所叙述的事件来看，《猛虎下山》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企业变革所带来的下岗分流紧密相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一场席卷全国的企业改革扑面而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有些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不得已关停，或施行减员增效的政策，来挽救工厂效益低下的颓势。这就是《猛虎下山》所叙述的背景。其实，已经有很多作品书写下岗分流的历史事件，书写这场历史变革给工人生活带来的影响。从历史反思或者道德立场的角度来叙述这一历史事件，是常见的叙述模式。后文拟再详细讨论这一问题。中国要融入现代化的历史秩序，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就是历史的必然。新近崛起的“新东北作家群”所书写的下岗分流，也基本上遵从了历史理性的基本逻辑。在处理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猛虎下山》也遵从历史理性的叙述逻辑，也认为造成下岗分流的基本原因是改革开放深入的必然结果。所以，《猛虎下山》的结尾写道，炼钢厂并入到南方的工厂，工人也基本南下。南方在小说中本来就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南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南方。《猛虎下山》这样设计结尾，无非是表明，只有进一步融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工厂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当然，《猛虎下山》叙述的内在逻辑显然不是要回应历史问题，也不是要对下岗分流这一场历史事件做出评判。作为一名作家，李修文关注的是这场下岗分流给人的心灵造成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正如《猛虎下山》所叙述的那样，工厂内部，学校、医院、商店、澡堂、剧院等设施与场所，一应俱全。这样一个相对自足的环境使工人之间形成了相对比较紧凑的社会关系，也为形成社会共同体提供了客观条件。工人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有基本相同的利益和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情感与信仰，培养起来了强烈的认同意识。对于工厂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的叙述，是以往文学作品表现的基本内容。在这些文学作品里，工人基于共同的信仰和同质化的社会组织制度来开展生产活动，在同质化的生活空间里过着基本雷同的日常生活。然而，《猛虎下山》所要叙述的却是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崩溃，以及共同体崩溃给人带来的情感冲击。如何从情感的角度来叙述下岗分流给工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呢？《猛虎下山》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那就是把下岗分流给工人的情感影响置于猛虎下山的恐怖情境之中，把猛虎下山带给人的恐惧心理强度，作为表现下岗分流带给工人恐惧心理的尺度。于是，小说的开头就营造了猛虎下山令人恐惧的气氛。炼钢厂附近的山上，消失多年的老虎再次出现，并且先后吃了两个人，其中一位来帮助炼钢厂改制的工作人员，确定被老虎吃掉了；另外一名消失的人员，是一名疯子，上山后音讯全无，也应该是被老虎吃掉了。老虎下山吃人一事给炼钢厂带来极大的恐惧。为了打掉这只吃人的老虎，厂长决定成立打虎队。

工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猛虎下山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小说中体现为打虎队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改变。同时，因为下岗分流而造成的恐惧心理，转换为打虎队队员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对立。首先，刘丰收的性格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刘丰收本来是一位性格懦弱的炉前工，工作得过且过，即使自己的老婆林小莉和工人张红旗之间有私情，他也不敢发作出来，只能被动接受现实。就是这样一位毫不起眼、处于下岗分流名单上的工人，因为老婆怂恿，伤心失望之余，报名参加了打虎队。最初，打虎队仅仅就刘丰收一人，他无可奈何，独自上山打虎，却连老虎的踪迹都没有发现。因为无法交差，他不得已把自己的白头发用醋泡过，冒充老虎的毛发，上交给厂长。因为发现老虎的证据变得确凿了，工厂决定由刘丰收担任打虎队队长，招募打虎队队员，组建打虎队。

老实厚道的刘丰收报名参加打虎队，一扫之前猥琐、胆小的形象，其根源在于对下岗分流的恐惧。因为只要打死了老虎，他至少可以担任车间主任级别的干部，不用下岗分流了。报名参加打虎队的，基本上都是奔着打虎而不用下岗分流的目标去的。正因为下岗分流的恐惧，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也正因为恐惧，有人担心被赶出打虎队，例如张红旗。也有人都想在打虎一事上立头功。因此，小小的打虎队内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急于立功，因为要抢到“车间主任级别”，打虎队内部开始出现相互争斗的局面。首先，刘丰收发现，杜向东开始挑衅他的权威。杜向东急于立功，在打虎队内部处处树立高人一等的形象。刘丰收“一遍遍地，我做着同一个梦。在梦里，我变成了打虎队的普通队员，而队长的位子，已经被杜向东给抢走了”。刘丰收看破杜向东的意图，和马忠分析了杜向东当队长的诸多隐患。于是，心领神会的马忠，制造了马蜂蜇伤杜向东的假象，使杜向东因伤不得不退出打虎队。相较而言，刘丰收与张红旗之间明争暗斗的程度更加激烈。刘丰收本来就因为张红旗和妻子林小莉之间关系不寻常而烦恼。张红旗之所以能进打虎队，也是因为林小莉的力荐。然而，本来在刘丰收眼前趾高气扬的张红旗一进打虎队，就在刘丰收面前低三下四。其原因，还是因为想在打虎队立足，最终能上“车间主任级别”。但是，在刘丰收眼里，张红旗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为此，他开始防范和折腾张红旗。他刚开始还只是颐指气使地指挥张红旗，让张红旗“臣服”于自己，后来，干脆折磨他，甚至想从肉身上消灭张红旗。刘丰收和队员们默契配合，让张红旗多次遭受欺凌。张红旗不堪欺凌，为了改变这样的尴尬局面，他在打虎队内部公开宣称，山上没有老虎，甚至连老虎的脚印、粪便也没有。他还说，即使是刘丰收，也没有见过老虎。但是，即便张红旗说出的是真相，也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他。因为，如果真相就像是张红旗所说的那样，打虎队就会解散，队员们就会被下岗分流。为了防止张红旗下山报信，队员们把张红旗关进了岩洞，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百般虐待张红旗。最终，身体惨遭伤害的张红旗，陷入深度昏迷，躺在医院，一直没有苏醒。杜向东和张红旗先后离开打虎队，最终确立了刘丰收在打虎队的绝对权威。刘丰收能确立绝对权威，不在于刘丰收的业务能力出众，而在于他充分利用打虎队成员害怕不能在打虎队立足的恐惧心理，一一排除了杜向东、张红旗的威胁。可以说，是恐惧的心理重新组织了打虎队的人际关系。

如果说，杜向东和张红旗本来就和刘丰收之间关系一般，遭受刘丰收的猜疑和算计，情理上似乎还能说得通。但是，马忠和刘丰收最终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就更能清楚地说明恐惧心理是重组打虎队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因。马忠本是刘丰收的师弟，二人关系亲密。在刘丰收失意之时，是马忠陪伴了他。在刘丰收猜忌杜向东、张红旗二人之时，也是马忠积极从中协助，最终帮助刘丰收铲除了异己。但是，在打虎队每个人都奔着“车间主任级别”的目标驱使下，担心被驱逐出打虎队的恐惧，成为打虎队成员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便是马忠和刘丰收私交最好，在恐惧的心理驱使下，二人紧密的关系最终也是分崩离析。由于钢厂再次转制，刘丰收的打虎队面临解散的巨大危机。化解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老虎。老实忠厚的马忠也认识到：“一句话，找到老虎，咱们就是人，找不到老虎，咱们就不是人。”当刘丰收邀请马忠结伴而行的时候，一向对刘丰收言听计从的马忠，决定和刘丰收分道扬镳。因为马忠也想“立个头功”，逃脱被下岗分流的厄运。在想要“立个头功”的观念驱使下，马忠抢走了刘丰收的假老虎皮，二人因此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打斗。当刘丰收真的变成一只老虎后，刘丰收生吃了由马忠变成的兔子。由此可见，出于对下岗分流的恐惧，即使是感情深厚的师兄弟最终也能以命相搏。

下岗分流对于工人们来说，不仅仅是工作安排上的调整。其实，从情感上看，是工人之间长期在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共同体的崩溃。在以往工厂叙事的文学作品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工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共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形成了接近的价值观和信仰，以此为纽带，工人和工人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关系。但是，由于下岗分流，工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始变得面目全非。基于下岗分流带来的恐惧情感的书写，成为书写下岗分流这一个题材崭新的视角。在历史理性层面，李修文仍然坚持“真”，在价值理性层面，因为从恐惧心理楔入下岗分流，李修文也梳理起了“善”的价值尺度。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流，使《猛虎下山》在叙述下岗分流这场历史变革的时候，形成了崭新的叙事境界。

二

其实，恐惧还只是《猛虎下山》书写下岗分流的一个叙事角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视角，那就是爱。《猛虎下山》还大量书写了亲情的温暖。恐惧的情感发生在人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表现，而爱则是发生在老虎家庭内部。炼钢厂原本是一山林荒地，名为卧虎山，常有老虎出没。建造炼钢厂时，一共打死了36只老虎，这片山林也更名为镇虎山。最后被消灭的老虎为一只母老虎，当时，母老虎刚产下幼虎不多久，为了保护幼虎，母老虎甚至向打虎队流下了求情的眼泪。在打虎队员开枪的一刹那，母老虎推开了幼虎，自己中枪而亡。留住性命的幼虎，独自成长。在它成长的最艰难的时刻，是母老虎的在天之灵一直引导着它，教育它克服成长的恐惧和困难。在母老虎在天之灵的帮助下，这只幼虎顺利成长起来了。这是母老虎为了幼虎，以命相搏，并且在精神上督促幼虎顺利长大。老虎家庭成员之间的友爱，是幼虎长大的根本保证。

而在刘丰收变为老虎之后，原本家庭内部的纠纷、仇视也渐渐消弭，刘丰收和林小莉、儿子之间，也变得温情脉脉。为人之时，刘丰收和林小莉、儿子之间并无太深厚的感情，刘丰收甚至对林小莉充满恨意。林小莉看不起刘丰收，与工人张红旗出轨。林小莉以给刘丰收算过命能活过75岁为由，劝告刘丰收报名打虎队，上山打虎。其私心是，如果刘丰收被老虎吃掉了，工厂能给儿子安排一份工作。但是，变成老虎之后，刘丰收和妻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林小莉和儿子一起上山打老虎，刘丰收全程暗中跟随，保护着母子二人的安全。因为坚持上山打老虎，工厂保卫科以闹事为由，把林小莉母子抓住，并打算移交给公安局。而为了搭救母子二人，老虎刘丰收冒着生命危险现身，和工厂保卫科、警察周旋。这一举动不仅仅证实了林小莉母子的说法，还让二人洗脱“罪名”，最终成功被搭救。当刘丰收变为老虎之后，林小莉也对刘丰收的感情也变得深厚了。炼钢厂南迁后，林小莉以为刘丰收被老虎吃掉，便改嫁了，嫁给的丈夫也叫刘丰收。在身患肺癌的情况下，林小莉从南方特地回到卧虎山，来给丈夫刘丰收上坟，并深情告别。

除了家庭内部的友爱之外，《猛虎下山》还写到了老虎家族之间的友爱精神。当“我”是打虎队队长刘丰收的时候，“我”费尽心机，四处搜索老虎的行踪而不得。即使是从刘丰收变为老虎，也从来没有觅得老虎的半点行踪。然而，当老虎刘丰收为搭救妻儿，被捕获之际，竟然从四面八方的山上传来一阵阵的虎啸声：“这啸声，一声稍停，一声又起，合在一起之后，再去听，它们好似洪水即将泛滥，一旦下山，草和树，人和枪，乃至车间和剧院，全都要被卷走，全都留不下性命；又像八百个怒目金刚，手持金刚杵，指斥着山底下：再不放人，你们的大祸，就要临头了。到了这时，再去看厂长，再去看更多围捕我的人们，个个都在后退，个个都已魂飞魄散，等到厂长强撑着镇定下来，想起我，再看我时，我早就不见了，一溜烟地，跑远了。”正是来自老虎同伴的啸声，最终拯救了刘丰收，使他最终逃脱。逃到上山之后的刘丰收，回归自然，再也没有找到任何老虎的踪迹。直到回归山林近20年之后，刘丰收才感觉到，他即将被同伴接纳。

三

人类社会因为利益使然，恐惧弥漫，并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这是《猛虎下山》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照的是，老虎家庭内部、老虎同类之间却充满了温情与友爱。这种“恐惧—友爱”的两极情感结构，使得《猛虎下山》在工业题材的叙述上有了崭新的开拓。

工业题材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叙事内容。从“十七年”时期的《三家巷》起始，一直有此类优秀长篇小说问世，为当代文学增色不少。不过，即使再纷繁复杂，工业题材的叙事类型相对还是很清晰的。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最初是社会政治叙事模式阶段。在这一阶段，工厂、工业生产作为社会有机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叙事其实是和社会政治叙事是一体的。这一种叙事类型之中，工厂作为社会政治空间，工业叙事作为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统摄下的叙事维度。因此，这样的小说叙事更多要表现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小说叙事一般是追求的是“真”。例如，《三家巷》即是如此。据欧阳山回忆，《三家巷》构思于1942年，当时他正在延安党校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经过这次整风，我对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想到写一部小说反映这个问题。当时我把这个打算和在一起学习的周而复同志谈过，他也很赞成我的想法，我们甚至给这本还未着一字的小说起一个名字叫作《革命与反革命》。”①《三家巷》的主题明显是反映革命的大趋势。同样，《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也是表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只不过在《乔厂长上任记》和《赤橙黄绿青蓝紫》那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表现为改革开放的大趋势而已。改革开放的历史变革要求“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叙事演绎的基本框架而存在。这样一类小说的主人公一般作为社会客观规律、历史目的论的化身而存在。同时，也反映了合乎主人公自身价值的“善”。乔光朴、解净的人格魅力，即是他们在自身价值实现上的“善”的体现。历史目的论的“真”与价值理性的“善”因此高度重合。主人公的价值在于体现历史目的论，在历史目的论的演绎之中，主人公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工业叙事的基本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