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记忆如何被书写

李舫的抗美援朝题材纪实文学《回家》①对当下社会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意义。它通过对抗美援朝题材的再挖掘，创造性地融入前沿、深刻的家国观念，向人们彰显：尽管那一代人的背影已在现实中远去，渐渐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但正因如此，他们的功勋才越发值得后来者守望，这些前辈构筑的伟大记忆理当也正在成为团结、教育、激励国民的有力武器。

本文主要从书写方式入手，讨论《回家》之于当下文学的意义，或者说示范作用。本书是作者重返抗美援朝题材，与前辈写作构成复杂对话并独树一帜的重要表达。《回家》对抗美援朝精神的追溯，以及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当代人生存关系的记忆打捞，有其鲜明且独树一帜的风格：突出个体，强化细节，彰显日常，将伟大故事熔铸于看似平凡的过往——作者更突出了无名个体的意义。作品当然未止步于此。其大篇幅着墨于个体化细节，并非要否定普遍的价值情感和民族共同体的意义，而是试图在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中寻求伟大记忆之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基石地位，从而进一步将战争描写从国家立场推向人类文明的高度。从个体到国家，再到人类文明的价值序列，《回家》展示出一种伟大记忆的书写范式，它提醒写作者们如何避开猎奇或价值虚无的险滩，在精微处、在情感深处追寻那些伟大事件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坚实联系，并由此生成书写的意义，形成可传之后世的文本——使“记忆制造意义，意义巩固记忆”②。

一、无名者的存在：伟大记忆中的至痛部分

《回家》突出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对伟大记忆中无名个体群像的打捞、铺陈和叙写上。和以往同类题材写作不同，无名者的功业构成了本书所彰显的伟大记忆的主体部分之一。有记忆而又无名，这多少有些悖论。但这正是历史的悲剧，自古以来“实现了社会伦理价值的死亡，其意义远大于生命个体的价值本身”，“这是生命个体的悲剧，也是生命本体价值与伦理价值间的悖论”③。李舫切中了这一点，她和她的同道者们力图挖掘那些隐匿于英雄光辉名字背后不为人知的、甚至被遗忘的无名者的名字及其历史功绩。由此，重返历史现场，追索作为生命个体的“无名者”之存在印记，将其纳入伟大记忆的书写序列之中，从而赋予生命个体本身以至高价值，就成为《回家》之于抗美援朝记忆书写的重要贡献。

名字是记忆最重要的时空标定点之一。关于伟大事件的记忆，往往与一些光辉的名字紧密相连——无论是在烈火之中纹丝不动的邱少云，还是高声喊出“向我开炮”的王成，抑或是一跃而起用胸口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名字与记忆之间存在着极为稳定的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如果从历史的深远处来回望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历史事件，人们也容易察觉那些光辉的名字作为伟大记忆的典型代表而存在，但却远非全部。伟大记忆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底，成为指向未来的原动力，除了像巨崖、磐石、支柱那样的光辉名字来做标志，还需要一些更为坚实的东西像铺路石那样来做基础，使它们在更细微处、与人民大众血脉相连之处、于日常感知之处，发挥点滴渗透的情感唤醒作用。这正是艺术家的天职所在。《回家》就将着力点放在对无名英雄的姓名、事迹的考据、追溯与再现上，让无名英雄与名字重逢，勾勒出一种属于无名英雄的伟大图景。书中写道：“能够被人们记住名字、能够回家的烈士也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无数也许永远在寻找回家之路的无名英雄。”那些永远无法回家的“无名英雄”，无缘体验国家仪式的配祭，正是经由《回家》的文学记载而得以“回家”。可以说，将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无名英雄“打捞”上来，让无名者“有名”，正是《回家》的独特艺术魅力所在。通过这样的书写，作品将英雄的志愿军战士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并让这些个体与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情感发生深切的关联。譬如作者在文末表达，身边朋友总是会给她这样的反馈：“太好了，我的父亲就是志愿军战士”“真巧，我也认识一个志愿军的后代！”等。这就充分显示，像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历史并未走远，它仍活在当下，与普通人发生着紧密的情感关联。

如何恰切地在记忆的深海里打捞这些无名者的名字（或哪怕只是一些模糊的个人信息），如何以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描摹这些无名个体，才能唤醒读者心中对伟大记忆的情感共鸣？这无疑需要写作者对相关问题具有敏锐而深刻的透视力，同时在文学书写上具有高度的表现力，通过一系列叙述策略，使无名个体的“血肉”与“筋骨”分明，进而重塑“无名”的文化思想意义。在这方面，《回家》的几种书写技巧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拣选。为了发掘并有力地呈现无名者在伟大记忆中的历史分量，作者接触、整理了海量的原始档案。在这些原始文献中，她投入了大量诸如想象与再现的精神劳动，跨越历史的鸿沟，发现那些被遗忘的名字，擦亮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名字，激活那些曾失落在历史长河中不复存在的名字。通过勾勒名字与伟大历史的关系，展现这些名字背后的事迹，使尘封的记忆变得鲜明而神圣。

在《回家》第二十章“驰骋”中，作者以档案作为引子，讲述了9位烈士的“回家”、认亲之旅。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一步步进入档案，从档案中发现微妙的线索，再从线索中找到事件、人物可能的发展方向，然后在充分辨别、判断的基础上，将这些历史细节选择性地呈现于文本之中。比如陈曾吉的《烈士牺牲证明书》和作者亲赴吉林延边在烈士旧宅所见的陈曾吉17岁时的黑白照片，共同构成了国家文学中关于这位烈士的“记忆”。通过对此类档案的深入挖掘和挪用，《回家》有力地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英雄来自平民。作者书写无名英雄的自觉性或许正是来源于档案的启发，“档案里的一切都聚焦于普通人生活中的几个瞬间，历史几乎不会涉及这些内容，……档案书写的并不是历史篇章，不论描绘闹剧或悲剧，它使用的都是日常语言和同一种口吻”①。作者将退居为历史的伟大记忆与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以人性、人情勾勒伟大记忆，令二者相互映衬，使历史有了更为真切的呈现。有研究者说，在写作中，巧妙的档案运用能够生成一种独特的美学效应，“那种朴素但深沉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像揭开了一层面纱，穿过了认知的迷雾，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旅程后，终于了解到生命与事物的真谛。档案能够将事情抽丝剥茧；寥寥数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无法理解的内容，还有生活”①。《回家》对档案的运用，抵近此妙味。

二是对书信和日记的摘取与诠释。单纯的档案考索，有时不免单调，有时还可能流于孤证，《回家》还将笔触伸向两种能够与历史档案相互印证的记忆文献：书信和日记。在历史工作者与写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批能够塑造并分享记忆的书信和日记得以重见天日。作者在整理志愿军烈士资料的过程中，首先被这些书信和日记的内容所打动，进而找到了英雄们的“根脉”——故土和家国。由此，《回家》以书信和日记为“入口”，更加坚实地走向无名英雄的内心；同时，后来者也得以在长眠于历史长河中的先辈们的陪同下，重返历史记忆的现场。

书信和日记有着其他历史文献难以匹敌的生动性和现场性。它们以第一视角展现战争中的生活百态，让无名英雄的个体生命历程在烽火中熠熠生辉。在家书中，志愿军战士以相当平实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战地生活，“每日两餐，秫米饭豆腐菜均能吃饱”“表带和腰带比我来时都紧了三孔，只有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他们对家的情感与归家之渴望，凝聚于那些简短却饱含深情的“我一切都好”“不要挂念我”“不要为我担心”的字句中，甚至是“望不要回信”的嘱托。而他们所为的，是“朝鲜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安全”；所盼的，不过是“将来过更安定快乐的日子”。在面临家国取舍时，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家让位于国，展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怀。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的黄继光实现了自己在家书中“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不立功不下战场”的诺言；“希望父亲听到好消息”的牟敦康发誓要报答党多年的培养，直至牺牲——他们的言语和行动皆彰显出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作者将他们的生命体验、所思所想与战斗事迹一同编织进伟大记忆的书写机制中，无疑构成了最为细腻真实、最动人心魄、也最具情感穿透力的表达。

在由书信和日记构成的文本里，“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式的细节与温度是伟大记忆的微观显现。它们透露出跨越时代的共通情感，让伟大记忆变得具体又真实。烈士李征明那6封闪烁着创意、画满“表情包”的家书，便是对这一情感的生动诠释。因担心家中两个年幼的妹妹看不懂文字，他巧妙地用简笔画的方式替代部分词语，使画中不仅有兄妹三人的卡通头像，而且还有日历、课本、学校、上甘岭等形象，字里行间充满生活情趣。此外，文本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有语言与表达方式，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相对陌生的阅读体验，更是一种伟大记忆的体现。如罗盛教于1950年1月写给父母的第一封家书中提及的时代变迁，“现在与以前不同了，以前是做出来的有一大半是别人的，现在是做多少收多少、绝对没有人敢抢我们的”，让读者深刻感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语境与氛围。

值得指出的是，《回家》还努力使书信和日记的引用呈现出超越私人言说的公共叙事取向，从而折射出宏观的历史进程，使这些被重新发现名字的无名者内嵌于伟大记忆之中。如1953年3月，译电员伍逢亨写给战友们的信，是一封战场上的遗书，信中他以必死之志写下对党组织的向往之情，让人为之动容；四个月后，在最先译出“停战协定”电文后，日记中的他又难掩雀跃之情，笔墨间跃动着胜利的喜悦；直至2019年，87岁的伍逢亨留下第二封遗书，交予党组织，短短几行字既是对其坚守个人信仰的展露，又是对党和国家事业传承的深刻体现。这三封书信和日记的摘录，见证了伍逢亨一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与践行，更成为党和国家发展历程中无数英雄儿女忠诚奉献的缩影，闪耀着不朽的光芒。还有牟敦康没寄出的信、任西和没写完的日记等，都不再仅是个人记忆，而且是被文学整合进伟大记忆的书写序列之中，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个体与集体的桥梁，体现出个体将自我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的强烈身份认同。在作者的书写中，书信和日记中的私人记忆，已然带有了公共属性。这种属性是作家赋予的，更是时代给予的，作家让它们成为伟大记忆的组成部分。

三是对纪念物的叙写。这是属于作者李舫个人诗性的部分，也是她在历史质感呈现方面的独到之处。《回家》中频频出现战争的纪念物，如缺损的纪念章、皮带碎片、带弹孔的水壶、半个鞋底、一枚纽扣、写有“最可爱的人”的搪瓷茶缸、镶有年轻女性照片的小圆镜……作者以满溢深情的笔触和间或出现的实拍照片，细细描绘着这些与烈士遗骸一同踏上归途的物品，以此还原历史现场。作者通过对纪念物历尽磨难而依然保持的物质性实存的揭示，隐喻伟大无名前辈的功绩即便历经时光磨洗也依然确凿无疑——这同时象征着那些伟大记忆的确定性。但有别于前述档案、书信、日记的引用，无声的纪念物所召唤的英灵往往是更为纯然的无名者，他们存在的唯一痕迹便是这些纪念物本身，幸赖于这些纪念物坚实且坚定的物质实在性，属于他们的记忆才不至归于虚无。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它们在战争年代是战士与家人的重要连接纽带，而在今天，则是找寻和确认无名者的重要线索，是“烈士回家的路”。

在《回家》中，对纪念物的追溯与考索，主要围绕以王春婕等为代表的“守陵人”的工作展开，这一过程颇具历史考证中“田野调查”的色彩。在作者的笔下，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画面，正是通过这些“小写的”“具体的”人进行勾连的。作家代表读者，对纪念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追问，如为什么胶鞋、纽扣、水壶这三样东西占据很大比重？又如纪念章、小铜号、被子弹打穿的钢盔、残缺不全的腰带都见证了什么？于是作者同王春婕一道，追溯纪念物的鲜活故事，打捞物品背后的信息及其真实价值，乃至找寻这些价值背后的无名英雄。书中记录了王春婕将冉绪碧烈士的三件遗物交还给其家属的一段故事，作者通过“一把木质算盘、一盏桐油灯和一个简易木质书箱”感知英雄的存在，勾勒出冉绪碧“是书生，也是战士”的立体形象，通过物与物主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与王春婕的工作皆指向一处，那就是——将物与人勾连起来，让无名者“有名”。譬如作者还特意指出，2019年退役军人事务部从数百位烈士遗骸、上千件烈士遗物中，“找出24枚刻有个人名字的印章，并发动社会力量为魂归故里的烈士们寻亲”。但世事变迁太过剧烈，虽然印章、纪念物偶然能够幸运地与前主人相匹配，但大多数的寻找只能归于失败。这种失败的寻找正是伟大记忆的自然构成部分，它凸显了记忆中的痛苦要素：“共同的痛苦比喜悦更能使人团结起来；对国民的追忆，哀悼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哀悼要求义务，命令我们共同努力”①。“痛苦”或“哀悼”意在塑造作为整体的国民。而“所谓国民就是人们在过去构成的，今后也要继承由牺牲的感情构成的伟大的团结精神”②。李舫因此说：“毫无疑问，精神的追寻甚至决定一个民族能够走多远。一个民族，如果任由英雄的墓冢掩盖在荒烟蔓草里，那么这个民族的情感底色是苍白的，精神家园也是荒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