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生命的故乡

凭借别具一格的散文创作奠定自己文坛地位的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近几年来一直专心致力于小说创作，先后发表了“乌兰牧骑的孩子”系列小说、《送你一条大河》《乌苏里密林奇遇》《马娃子》等作品。这一次，鲍尔吉·原野能够轻松顺利地走进小说创作，固然得益于长期以来散文创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但更关键的是他所坚持的文学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从散文创作并不费力地进入长篇小说创作。小说只是我要写的另一类作品”①。这种状态就是真诚地面对生活、面对内心、面对文学，始终意识到那个最真实的自我，进而受到小说这一文体的感召，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与其相遇，他们一见如故，在相互拥抱的时刻，作家的艺术生命发生了核聚变，深厚的文学积淀与酝酿已久的生命体验便喷涌而出。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鲍尔吉·原野虽然延续了此前散文创作的审美特征，但他并未停留在简单的文体转换上。他此前的散文创作更多地着力于呈现草原牧民的生存现实和最真实的日常生活状态，并思考了现实空间意义的故乡和精神想象意义的故乡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展现一个更加立体、真实、完整的草原形象，以此去除那些对草原有着浪漫想象的作品所形成的审美遮蔽。这些在散文创作中已经完成的，自然不需要在小说创作中继续重复。鲍尔吉·原野是在此前基础上将艺术思考推向了更加深广的场域。他深刻体验到现代文明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盲目自大，心灵麻木，生命力衰退，与生命本真渐行渐远。因此，鲍尔吉·原野近年小说创作的着力点从对生存现实和生活现实的呈现转向对更为深层的生命意义的开掘。这些小说作品都表现出浓烈的生命意识，深入探寻了生命的故乡。

一、让生命融入大自然

阅读鲍尔吉·原野近年创作的小说作品，你会听到各种声音，如马嘶、鸟啼、狼嗥、鹿鸣、熊咆等，此外还有河水流淌的声音、骏马奔腾的声音、大风吹过的声音、鸟儿飞翔的声音、野兽窜动的声音；你还能闻到各种气味，如青草的气味、动物粪便的气味、泥土的气味、森林落叶的气味等；你亦能看到各种颜色，如绿色的草原、金黄的沙漠、蓝蓝的天空、金红的余晖、褐绿相伴的森林，还有五颜六色的鲜花、五彩缤纷的鸟儿羽毛、洒满白光的湖面等。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气息，弥漫在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生命于此也融化在自然的气息里。植物们，如辽阔的草原、苍茫的森林，都是大自然孕育而生的，根植于大地；动物也是如此，“它们始终和大自然融为一体”①。至于人，情况便有些复杂，“人在童年跟大自然保持着亲密关系。这段关系从刚懂事的三四岁延伸到上学时的七八岁。不幸的是上学之后，这种关系被打断了”②。结果是，“人觉得可以脱离大自然并忽略自然，甚至毁坏自然。他们的心灵失去大自然的哺育也失去好多美好的东西”③。于是，让生命融化于大自然，便是作家探寻生命故乡所选择的一条路径。

《乌兰牧骑的孩子：铁木耳与海兰花》④开篇是铁木耳、金桃、海兰花、巴根和江格尔，在暑假到来时坐在西拉木伦大街的铁制水管上制订假期计划。他们的年龄是八到十二岁。虽然他们想法各异，但都对大自然充满了向往。最后在铁木耳的精密筹划下，他们获得了走进草原，融入大自然的机会。《乌苏里密林奇遇》⑤中的主人公门德和狗宝也都是十一二岁。门德在一个梦的启示下，与好友狗宝相约游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俄罗斯的乌苏里森林，拥抱大自然。《马娃子》⑥中，巴图和满达年龄也是在七八岁左右。他们通过一次奇妙的机遇，穿过山上的石壁进入了一个屏蔽人类的纯粹自然世界——马郡。这些书写都充满了浓厚的隐喻意味。空间意义暗示了人性意义，二者之间形成有效的互文。在空间上，无论是铁木耳等人所在的西拉木伦大街，还是门德和狗宝所居住的查干木伦村，抑或是巴图和满达的赛罕乌苏村，虽然离大自然很近，但都已经游离在大自然之外了。在人性意义上，这个年龄的他们虽然离生命故乡还比较近，但已经开始产生游离。他们在生命的关键时刻融入大自然，扼制对生命故乡的遗忘，这是非常幸运的。鲍尔吉·原野展示融化生命的大自然，充满了诗意。然而，这种诗意并非飘浮在生命之外的远方，将一切险恶屏蔽掉的宁静与美丽，而是直面大自然现实的诗意。这些作品中，既展示了大自然的仁慈与美丽，又不回避大自然的暴虐与残酷。

大自然是仁慈的。它对融化于其中的生命进行温情的化育与滋养。草原、森林以及生活其间的动物们，都是由大自然养育而生，同时它们又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解起来并不困难。然而，融化进大自然，还会看到它对生命更加奇妙地造化。在《乌兰牧骑的孩子：铁木耳与海兰花》中，海兰花带着两个弟弟为了去白银花草原而穿越沙漠，不幸在沙漠中迷路，父亲宁布前来搭救姐弟三人。然而，沙漠的燥热让他们饥渴难耐，生命垂危。幸好一场暴雨解救了他们。父亲在暴雨来临时挖了一个小坑，将雨衣铺在上面蓄水。当暴雨过后喝水时，海兰花惊奇地发现，雨衣铺就的小水坑里竟然有小鱼在游动，这些小鱼没有受到任何浸染，通体透明，鱼骨清晰可见。它们似乎就是融化在大自然中的生命气息在暴雨中凝结而成的。如果没有父亲用雨衣铺就的小水坑，这些生命将会何去何从呢？相信它们也一定会有生存的办法。这是大自然融化生命最直接有力的证据，也更加能够看到大自然化育生命的奇妙，也更加表明大自然是真正的生命故乡。

大自然又是暴虐的。它时刻对融化于其中的生命进行严酷的考验。自不必说，沙漠的燥热、山洪的咆哮、狂风的肆虐、雪崩的凶猛……都在无情地考验着存在于其中的每一个生命。同时，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各类生命之间不断地进行生命竞技。它们时刻都要面对生死，这便是大自然的残酷。《乌苏里密林奇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只母野鸭带着三只小野鸭在湖里游荡，突然出现一只白雕向它们发起袭击。母鸭利用在湖里的优势，用翅膀和扁嘴与白雕奋力搏斗。只要白雕露头，母鸭便使出浑身力气拍动翅膀将其按入水中，几个回合过后，白雕便被淹死了。一切生命，为母则刚。母鸭在保护小鸭这一意志支撑下竟然奇迹般地战胜了白雕这样的猛禽。这便是生命的潜力。人们一般习惯性地认为，大自然里都是弱肉强食，弱小的生命只能坐以待毙，任由宰割。母鸭却显示了生命的潜在力量。试想，如果母鸭被弱肉强食的思维所催眠，它的意志是否会很快崩塌，母子四个都将葬身在白雕爪下？然而，母鸭依靠顽强的意志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在《马娃子》中也有类似的生命。巴图和满达到马郡变成马之后，结识了一匹由灰兔变成的马，他们三个一组在马郡共同生活。有一次，他们突遭狼的围攻。巴图和满达恐慌至极，险些让狼得逞。后来，在灰兔的指挥下，他们与狼斗智斗勇，最终战胜了狼。几只狼被他们打得死的死，残的残，伤的伤。正当巴图担心狼会报复时，灰兔却告诉他，这些狼不会来报复，因为狼崇拜强者。他们在这场竞技中赢得了生命尊严，获得了狼的尊重。这一场景又与《鹿花斑的白马》①中的一个场景形成互文。在《鹿花斑的白马》中，几个孩子在草原上遇到狼的跟踪，向来坚毅勇敢的草原女孩朵兰也显出了惊恐，但还能组织大家沉着应对。试过很多方法之后仍然没有摆脱。最后发现，是因为巴根背着一根木棍，被狼误认为是枪，使其产生了愤恨。直到扔掉木棍，大家象征性地惩罚了巴根，狼才停止跟踪。在狼看来，参与大自然中的竞技，每个生命都应依靠生命本身的力量，而人却偏偏使用枪炮一类的作弊神器，这让狼鄙视和愤恨。当大家“惩罚”了巴根之后，狼就放弃了跟踪。这也说明狼对真诚认错表现出原谅和尊重。

无论是造化与养育，还是暴虐与残酷，都是大自然对生命的一种恩赐。大自然总是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②的平等姿态对待融化其中的一切生命。它的暴虐与残酷，并非故意与生命为敌的邪恶，而是对生命的考验。它用残酷和暴虐激活一切生命的内在力量，让生命都成为自身的英雄，在以生命为赌注的竞技中，可以体面地、有尊严地去面对生死。胜了，是靠自己的生命意志挣到的生存机会，有尊严地活下去；败了，也无怨无悔，体面地退场。这便是鲍尔吉·原野让生命融化于自然，让生命故乡赐予的生命尊严。

二、儿童视角与童真童趣

鲍尔吉·原野近年小说创作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儿童视角，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里的儿童视角是由小说叙述者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在小说叙述上，作家选择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在此前的散文创作中，鲍尔吉·原野选择的叙述者大都是实体的人，他们或探亲、或访友、或采访，从而使叙述产生一种在场的真实感。但是，这些叙述者又大都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是一种“异质性的在场”③，他们大都游离于草原及其相关日常生活之外。到了近年的小说创作中，鲍尔吉·原野选择的第三人称叙述，一方面延续了散文创作中叙述的在场感，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做出了更加丝滑的艺术处理。这些叙述者已不再像散文中的叙述者那样处于游离状态，而是融化进了小说的审美世界。他们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却随时随处存在于小说的审美世界之中。他们俨然是大自然的化身。对于人类来说，儿童朴素纯真的生命状态是与大自然的气息相接近的。因此，儿童视角便从大自然化身的叙述者那里天然流露出来。这是让生命融入大自然后的必然选择。在作品中，无论是叙述者，还是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以儿童视角来审视一切。同时，作家也将自我生命展开，与叙述者融化在一起，真诚地面对自我、面对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由此决定了儿童视角并非作家以成人的体悟和感受模仿出来的，而是在探寻生命的故乡中自然生成的。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有所不同，鲍尔吉·原野所呈现的儿童视角不仅仅是对儿童生活与精神发展的表层描摹，他更是以朋友的姿态邀请孩子们帮助自己展现生命故乡的原生态。在这里，儿童视角成了一盏探照生命故乡的明灯，照见了纯粹的童真童趣。

从人的角度来说，这种儿童视角探照出的童真童趣，正是生命故乡所承载的一种特质。它也是被融化生命的大自然气息同化出来的。这种童真童趣已不再是少年儿童所专属的行为特征。除了少数边缘人物之外，它几乎覆盖了鲍尔吉·原野近年小说作品中的一切人物，且不说少年儿童，就是众多成人身上也都充溢着可贵的童真童趣。在这些作品中，童真童趣成为作家所要展示的一种生命状态。看看《乌兰牧骑的孩子：喜鹊与金桃》①中，牧民们面对钢制理发推子和半导体收音机时的表现。他们在这些新奇事物面前，像孩子一样表现出既好奇又谨慎，同时还带着一点小害怕，试探着接近。在他们眼里，理发推子头部长满了牙齿，可以将头发咬下来，而壮着胆子理发的牧民向围观的牧民回应理发并不疼。面对收音机，牧民们更愿意相信广播员是像乌兰牧骑演员躲在幕布后面一样，坐在黑盒子里对他们讲话。这便是牧民们的生命状态，呈现出一种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的浪漫的认知方式。这种生命状态“会让您更本真、更单纯、去花哨化、去计谋化”②，并会“让你心灵质朴”③，引导人们回归生命的故乡。

再看看乌兰牧骑队员在文艺演出时，也是充满了童真童趣。他们虽然无法像专业化的文艺机构那样提供规范专业的文艺表演，但他们拥有最可贵的一项品质就是来自生命故乡的真挚，将自己的生命状态与文艺演出合而为一。专业文艺机构往往将每一次文艺表演框定在规范的模子里，紧张地排练，一次又一次地彩排，在时间上确保每一个节目精确到秒，到正式演出时，各部门格外高度紧张，生怕哪个环节出了意外而造成演出事故。这样的演出确实专业精致，但在一定程度上却牺牲了文艺表演所应有的真挚。而乌兰牧骑队员的文艺表演，可以预先安排，也可以随时随地随现实需要进行，在草原上、在星空下、在篝火旁都可以实现他们的表演。在《乌兰牧骑的孩子：铁木耳与海兰花》中，山丹报幕时，巴根跑上台自豪地声称“这是我妈妈”，山丹将他推进幕布后面，他又冲出来哭闹，山丹只好牵着他的手报幕。对于这样的意外，山丹并没有尴尬，更没有觉得这是演出事故。在《乌兰牧骑的孩子：篝火与星空》④中，他们面对星空下的草原美景，在篝火旁自由自在地表演起来，虽然观众只有两个猎人和几个孩子。同时，他们也将两个猎人拉入了表演中。这些无不充满了童真童趣。文艺表演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不再是一项工作任务，更像是孩童般的游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陶醉于其中。

同时，童真童趣还是一种生命能力，它是由人的内在心灵所决定的，在于“你的心能不能跟天地接上，这就像充电器跟手机之间的关系”⑤。这就是内在生命与自然界相连接的能力。童真童趣便是连接二者之间的数据线，它能够使生命频率调试到与大自然的气息相契合，为各类生命之间实现有效沟通提供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各类生命之间因误解而导致的悲剧。在《乌兰牧骑的孩子：喜鹊与金桃》中，喜鹊万纳与金桃成了好朋友，它可以用树枝陪金桃下棋，又可以引导孩子们找到山丁子果。猎人萨白能够用骨哨召唤松鸡前来跳舞。在《乌苏里密林奇遇》中，松鸦成了鄂伦春少年那木卡的忠实伙伴，帮助他在森林里传递信息。门德在森林里迷路时遭遇棕熊，惯常性恐惧让门德对棕熊产生了敌意，在多次摆脱无效的情况下，他终于从棕熊的行为中意识到，棕熊无意与他为敌而是想交朋友。在与棕熊有效沟通后，他们最终也成了朋友，棕熊真诚地邀请门德吃松果和鱼，他们在一起相伴起舞。这种各类生命融合在一起的和谐正是生命故乡所具有的状态，而童真童趣是其中最关键的品质。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具体的故事或片段描述提示更为普遍的人生意义。牧民们的生命状态、乌兰牧骑队员的生命状态、与其他生命沟通的能力，都提示了更加普遍的人生感悟与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因事业进步而产生疲惫时、当与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产生了沟通障碍时，就需要思考一下自身的生命状态是否已出现问题。对此，是继续机械麻木地沉沦下去，成为一个工具人，还是适时地调试自己的生命状态，唤醒对生命故乡的记忆，鲍尔吉·原野给出了答案。他的这些小说，探寻生命的故乡，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为人们提供了识别生命本真的认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