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诗意的营造与原乡情结的呈现

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现代性、主体性、文学性皆是高频率出现的术语。这一组关键词中，如果说主体性和文学性尚属于阶段性涌起的话语场内容的话，那么现代性这一词语，则贯穿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1985年，随着美国学者杰姆逊访华演讲及后续的诸多西方现代性著作的翻译和出版，现代性作为一个总议题浮出水面，并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文学、哲学、社会学、史学等人文社科领域聚焦于现代性话题，并结合本土经验和学科特点，搭建了各式各样的阐释系统。

河南位居中原腹地，时至今日，那里的乡村世界依然延续着前现代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部分现代性观念与前现代生活方式混杂的生存样式。现代性观念的覆盖来自21世纪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后形成的虹吸效应，而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则来自坚固而高耸的历史传统。令河南或者河南籍作家着迷的恰恰是前现代的历史内容，无论是周大新的盆地叙事，还是李佩甫的平原叙事，以及阎连科的批判性书写，抑或刘震云的北中原故事，他们的笔下，大多撷取呈封闭性的前现代的空间和时间片段，展开各自对中原文化根性的勘察。关于河南小说的基本特征，梁鸿、李丹梦皆有专题论述。就当代河南小说而言，学者的总结性梳理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宏大叙事的特质及相关的结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权力情结过于浓郁。对于这个总结笔者整体上还是较为认同的，但也注意到存在花开别枝的情况，比如乔叶小说中女性视角下小叙事特征的展现。而在作家赵兰振的笔下，苦难意识与乡土情结被转化为原乡情结与抒情基质的结合体，由批判性的锋芒转向内向性独语的建构。

赵兰振的老家在周口市郸城县，为黄淮平原的腹地所在，农业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在做文学刊物编辑之前，赵兰振有过很长时间的乡土生活经历，他经历了乡村医生—文学杂志编辑—小说家这样的身份转换过程。作为“60后”的小说家，赵兰振的童年经验主要集中于物质匮乏、信息封闭的经济短缺时期。在中原偏僻之壤，时代的特殊性可能体现得不那么强烈，但前现代生活的粗粝，前现代暗夜的光影细节，则必然丰满而细腻。青壮年时期，赵兰振作为骨科医生有过较长的乡镇卫生院工作经历，这一时期具备了某种跨度，既包含了现代性观念萌动前的黎明，也包含市场经济深化后乡土世界进入变动的窗口期。而这一阶段的生活磨砺也奠定了他从事小说写作的经验积累。中年之后，赵兰振北上，进入《十月》杂志做专业文学编辑，曾编发过诸多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小说作品，丰富的编辑经验和阅读经验，使得他对于小说文体拥有深入而自觉的体认。离开文学刊物后，赵兰振转身成为专注于小说写作的自由作家，他也将文体意识注入到写作实践中去，试图写出不一样的小说，起码是不一样的乡土小说。

就目前的创作加以体察，就会发现赵兰振的小说之舟既不趋于抒情小说的河岸，也不趋于现实批判的根性开掘，他的小说航道介于两者之间。总体而言，他的短篇小说致力于残酷诗意的营造，而两部长篇则着力于原乡情结的搭建。迄今为止，赵兰振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分别为《摸一摸闪电的滋味》和《草灵》，而长篇小说也恰好是两部，即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夜长梦多》及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小长篇《溺水者》。这两部长篇小说，通过童年经验的开掘与磨砺，映照出了前现代暗夜里乡土世界中光与影两个侧面。除了那一代人共有的光影细节之外，另外还有着在小说构思及表达上所体现出来的作家的耐心，这种耐心恰恰对应了作家在审美细节上的雕刻。

一、短篇小说：批判与温情

讨论赵兰振的短篇小说，无法绕开抒情基质浓郁这一事实。一方面，他的部分短篇作品，如《初醉》《与水为善》《走丢声音的夜行者》等，称其为抒情小说并不为过，其中内蕴的少年体验、情爱向往，拥有极高的情感纯度，而那些毛茸茸的感觉和湿漉漉的情感细节如此鲜亮，更加夯实了其小说的抒情品格。这部分作品很容易让读者想到由汪曾祺、孙犁、张斌等作家代表的抒情小说一脉；另一方面，他笔下趋于写实风格与现实观照的作品，尽管拥有沉重的内容，然而依然会嵌入诗意之呈现，仿佛是闲笔的勾画，却承担着描绘小说轻柔曲线的功能，并以其“轻”分化小说之重带来的压抑和钝觉。不过，从小说的主题开掘和形式搭建的层面来看，又很难把赵兰振的短篇小说归入抒情小说的范畴。在其笔下，乡土题材、童年经验、苦难主题、滞后而迟钝的生存状态如秋收之禾，被紧紧地捆扎在一起，只不过，他采取了针挑的方式加以呈现，而不追求刀切的力度和较大的横截面。

卡尔维诺曾指出：“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①他以古希腊神话中英雄珀尔修斯的故事为例，讨论作家之笔和世界的关系。在赵兰振的短篇世界里，小说之“轻”来自他个人的抒情气质以及对诗意的运用，而“重”则来自他本人的生存现实经验。黄淮平原多年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底层生活经验只是一方面，乡村医生这一职业身份给予作家的一切则是最重要的。医生群体对于人之生存困境有着超出常人的感知，他们也是生老病死这些人生哲学主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多年的行医经历，乡镇卫生条件的简陋，底层民众之于死亡的无力感和不得已的自我麻痹，使得赵兰振在处理童年经验和现实生活之际，无法避开沉重内容的重压。从其个人气质和小说理念出发，又难以认可重笔写人间悲苦的方式。因此，他选择轻重相间的方式来回应小说的现实性问题和美学形式问题。这种轻重相间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残酷的诗意的营造。

赵兰振短篇小说中的批判主题来自他对人之生存困境的审视和追问，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他的诸多短篇小说不仅将故事场景锁定在医院中，带入了医生的视角，而且在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中，作家本人的职业经验被屏蔽，为童年视角所取代。《大雪封门》以切片的形式提炼了医院中两种死亡气息的汇聚。一位是源于贫困只能屈身于乡卫生院的晚期肝癌患者，他一个人安静地、悄悄地等待死亡。另一位则是迷信巫医、毫无医学常识的乡村老人，重症肠梗阻情况下由两个儿子陪同来到同一家卫生院，在不知死亡即将莅临的当口，亲见儿子们因为医疗费而大打出手，后来被遗弃在急诊室。死亡的到来是平静的，而死亡即将到来之际，整个空间却呈现出凝滞的状态，死亡事件的前后因果，再加上人伦之悲剧，是那样的沉重，逼着人们去反思背后的观念、现实困境、医疗条件等客观因素。《摸一摸闪电的滋味》同样描述死亡迫近的境况，但凝滞的空间场景中却有着诗意的穿刺，即一位底层男性在大雨之夜的死亡来自他的一次爱情冒险的偶求。为爱而死在底层已婚男性身上结出的不是荒诞的果实，而是如同玫瑰和诗人里尔克间的唯美关系。《明灭》中的故事同样发生在乡镇卫生院中，一位青年孕妇于深夜的苦雨中即将临盆，肚子里的死胎不仅带来绞痛，也危及这位小儿麻痹症患者妈妈的生命，全院的力量被集中起来，处理这一紧急事件。这个过程极其残酷，也伴随着惊心动魄，因为需要绞断婴儿的头颅方能保全大人之性命。在这个阴森之夜，“我”见证了一位青年母亲的肉身之痛，也预知了其后的心灵之痛，见证了其婆婆顽固的男权观念以及妇产科医生的束手无策，其中的悲伤不可逆转。不过，在这篇气氛压抑沉重的小说中，叙事进程中依然有着别样的亮光，这亮光就是按压孕妇腹部之际，从其身体内部飘出的一群萤火虫。萤火虫在小说叙事进程中成为唯一的“轻”，也成为心灵化的载体。

在短篇小说集《草灵》中，作家更多地聚焦于童年经验的区域，以童年的视角观照孩子们和动物之间的故事。童年的天真快乐如流水浸润之草地，每一个瞬间，每一种模样，皆让人沉浸和回味，然而与之并列的则是作为亲密伙伴的动物的死亡。一只亲手喂大的羊，年节之际要面临刀具之寒光，一条忠心耿耿的伢狗，也会在成长的某一瞬间离开，然后消失。稚嫩的生命在很早的时候就需要学会面对死亡，思考死亡。如此，纯真惬意与死亡细节并列在一起，打造了这部短篇小说集较为完整的残酷的诗意。

赵兰振短篇小说中的批判主题总体来看呈现出散点的存在，他避开了宏大叙事常用的结构历史、诘问文化心性、反思制度变化等叙事要素，而是在具体的叙事现场，审视人性在困境中的变频，透视人伦悲剧后面的观念之殇及物质条件落后带来的生存逼仄。在批判的同时，他不忘深情地注视，试图设置诗意的开关为心灵之痛提供一份镇痛剂。

二、《溺水者》：诗意的还乡

赵兰振的长篇小说有着迥异于短篇小说的美学追求，它们将重心更多地放在乡土世界完整性诗意的开掘之上。遮蔽掉了乡村医院的故事场景，取而代之的是乡土的植物气息和四季风貌，职业化的医生视角也被扬弃，童年视角被充分地带入故事现场。在小说文体的自觉和自主层面，作家也走得更加深远，无论是在结构上的拉伸和变化，还是场景的充分心理化处理以及语言上的摇曳多姿，以及叙事隐线的进入，皆表明作家意欲搭建原乡世界的野心。具体到《溺水者》中，则是对光影世界的诗意营造及母性主题的开掘，在《夜长梦多》中，则是对乡村世界神秘主义余晖的钩沉。

在前现代的暗夜里，光与影的关系，并不预示白天和黑夜的对立，而是互为镜像，可能通过时间的拉伸而得以转换。赵兰振笔下，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黄淮平原，前现代的暗夜保留了相当的完整性。在这一特定的油灯时代里，因为没有后来的各种电灯之光、屏幕之光的驱逐，暗夜如虎，蹲在每一个村庄的入口处。

作为一部私语体小说，《溺水者》的叙事线条呈现出单向性、简单化、心理化的特征，一位叫螺号的13岁乡村少年，目睹了同伴冬生溺亡的过程。安静的夏日，坐在树上的螺号，耳目间正濡染着各种气味和声音之际，转瞬间，善凫水的同伴就消失于池塘水面，与同伴一起悄然失踪的还有在池塘北岸洗衣服的大雨，一位在视野里夺人的刚嫁入村里的俊俏媳妇。三个主体，因为突然到来的死亡现场，中断了各自日常的通道，只留下一个13岁的少年在池塘边，仿佛坠入迷魂阵中。这一事件本身所蕴藏的玄机陡然生成了某种特殊的心理经验，如同钉子一样楔入主人公的灵魂和肉体里。在这里，死亡是从深渊里陡然升起的高墙，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隔开了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自此之后，一种追踪谜底的心理原动力紧紧地攫住了这位少年，他中途辍学，他对大雨跟踪和窥视，成年后他和大雨日渐亲近并燃烧起两性间的情感火焰，终于在月光下的田野里，在槐花香气的缭绕中谜底被揭开。这一切的一切，既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时间线，又构成了小说的心理线。

毫无疑问，《溺水者》中主人公的死亡情结有着无限延宕的特征，从少年时期一直延续到青壮年阶段，这也大大超出了一般的预设。肖涛在《麦田挽歌与记忆捕捞》这篇评论中，针对小说死亡情结的不断后延，给出了如下的阐释：“螺号为何偏执于那些令他不快的梦、螺号为何费尽心机要挖掘冬生死因以及螺号成长期的强迫性重复症，俨然超越了寻常人生的快乐需求，而更多出于死亡本能。”①死亡带给人巨大的恐惧，这只是它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由某个端点激起的对死亡的迷恋。里尔克的诗歌里曾有过“死亡是生命的成熟”这样的句子，川端康成的作品，海子后期的诗歌等，皆有着死亡迷恋的倾向。一方面，死亡对于日常生活经验而言如同闪电般，冲毁出一道心理缺口，逼着当事人离开生活场景，进入存在的本体论区间，去探寻存在的意义、归宿、价值等终极问题；另一方面，对死亡由恐惧而向着迷恋的心理转折，展现出个体的心理世界不可测度的深度和无边的宽度，作为人类的思维产品，哲学和文学，必然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从古老的神话开始，这一永恒话题就被不断地被抚摩和再现，其中更多的是克服，比如中国文化中的化蝶形象，少部分则是趋近，这是死亡迷恋的必然结果。总体而言，趋近比之克服，拥有更多的心理内涵。而对于小说主人公而言，由亲历引发的死亡情结，具备了趋近和克服的双重性。正是趋近，构成了无限延宕的渊薮，而大雨这样的“永恒女性”的出现，意味着死亡情结的最终克服。

小说中关于趋近—克服的双重线条的描写，使得作品最终形成双主题的变奏曲。一方面，趋近与克服所形成的闭合结构，实际上指向了一位乡村少年心理成长的完成。他的成长的链条也曾有过斜枝的逸出，比如他一度产生的对数算的迷恋，还有就是无限靠近高考大门的机会，但在强大的死亡情结的拖拽下，被迫返回原点，最后在大雨的情感慰藉之中，完成了疗救。疗救的标志并不在于大雨终于告诉了他困扰其多年的谜底，而在于，于田野上浩大的月色和永恒的静谧中，躺在他臂弯中的大雨完成了与他的共同呼吸。另一方面，通过窥伺和跟踪所完成的与大雨的亲近，使得主人公得见一位美好的女性，以内敛的光芒和鲜艳的美好，指引着他走向另外的通道。这无疑是对乡村母性的礼赞，而作家的这部作品，也是对乡村母性的献礼。歌德在《浮士德》的结尾曾经道出，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溺水者》中的大雨，作为东方的乡土女性，就扮演着“永恒女性”的角色。她不是那种有着文艺气质的女性，而是一种接近泥土的女性，俊美，朴素，勤劳，不善言辞，温存与善良，她是蓬勃生命力的象征。赵兰振通过对大雨的刻画，努力恢复母性怀抱的本然气味。我们甚至可以说，母性气味在《溺水者》呈扩散的态势，大雨作为人之母的形象存在，其他还有洋槐花、田野、月光、夏日的空气等，因为大雨这位美好女性的存在，同样被激发出母性的味道。

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②《溺水者》其实就是作家纸上的诗意还乡之旅的某种结果。也正是诗意还乡的心理动因，使得作家在叙事展开的过程中尤为注重感性细节的捕捉，进而奠定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抒情基质。阅读赵兰振小说的突出感受，不在于叙事斑驳带来的快感，抑或叙事手法带来的挑战，而在于一种沉浸，即沉浸于作家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的语言和感觉的用心经营之中。马尔库塞以审美新感性的提炼，意欲让人们从陈旧的审美倦怠中解放出来。赵兰振小说在形式美的建构方面，是属于那种找到自己的调子和感觉细节的。当然，独特的情调也是抒情型小说内在的逻辑支撑，形式美的建构在《溺水者》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富于质感的语言表达在作品中此起彼伏，呈现出多方位涌出的姿态；另一方面，作家特别擅长调动五官感觉的经验来处理细节，尤其是在听觉和触觉方面，其灵动和细腻有着灵光乍现的特点。这部小说的开头就以气味的捕捉代替视觉的展开，处理作为外在的“世界”如何在一名乡村少年身上打开的过程，作家主要依靠听觉和味觉系统的丰富加以完成。不同物体的声音，比如风、沙土卷起、蝉声等，不同对象的形状和特质，比如槐花、麦子与月光，皆是通过听觉和味觉的调动，形成交响乐的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