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与史诗：论熊育群的小说

熊育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诗歌走上文坛，后又以散文扬名。其小说创作始于中篇小说《无巢》（2007年），后又出版三部颇具影响的长篇小说：《连尔居》（2013年）、《己卯年雨雪》（2016年）和《金墟》（2022年）。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从非虚构到虚构，熊育群游刃有余地在不同文体之间自如切换，无论何种文体，其笔下都漫溢着强烈的“浪漫精神”，各文体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故此，要进入熊育群的小说世界，需要先了解其诗歌和散文的美学特色。

一、“体验”诗学的生成

熊育群至今共出版过两本诗集，《三只眼睛》（1991年）和《我的一生在我之外》（2018年）。综观其各种文体的创作，诗歌是本源性存在，贯穿其作品的“浪漫精神”正是一种诗性的体现。他对此有很高的自觉，甚至成为其自我指认和自我理解的重要路径，“我以诗歌的方式去感受、思考和把握世界”①。早期诗歌更多集中于书写自身经验和情感的直接抒发，到了后期，随着游历体验增多，自我经验亦从内部向外扩张，时间的厚度凸显，诗中的“历史感”由此而生。如果说“瞬间”和“历史感”是熊育群诗歌的核心，那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同样得到彰显。

在所有文体中，熊育群创作最多的是散文，大部分是其所谓“游记散文”或“山水散文”，他用一支情理兼具的笔记录下在岭南、云南、西藏、欧洲等多地游历的经历。他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现场去感受大地之上的历史文化积淀，并非如某些“文化大散文”一般简单“取文学的方式传播知识”，他要写自己的“灵魂”“气温与体温”“感受与体验”②。这是他所感知的真实世界，也是真实的心灵世界。可以说，这些颇具个性的散文生成了一种“体验”诗学，又渗透进小说创作。

小说《无巢》取材自2006年发生在广州的一件轰动社会的真实案件“，恶汉偷抱3岁女童抛下天桥后跳桥自杀”。作者采取全知全能的视角重新以文学的方式叙述此事，但他并不刻意描写事件本身的残忍性，而是试图进入与事件相关人物的内心，探究背后的动机及导致此事发生的社会因素。小说沿着两条基本的线索展开：一是主人公郭运从深圳返回贵州乡下老家，打工多年赚的钱仍不够盖房，而再度进城到广州，后发生凶案；二是郭运父母到广州处理后事，在记者的陪同下欲向遇害小女孩的家人道歉，同时探寻儿子死因。作品主要在父子之间变换角度，深入他们的内心，一方面展示城市流光溢彩背后的阴暗处，揭示凶案发生的主要社会原因在于城市的自私、冷漠、残酷；另一方面则探究“无巢”这一具有巨大象征意义的社会现实，直指主人公既不能容身于城市，亦不能安顿于乡村的漂泊无依的状态。基于此，作者通过探索人物内心，构建出一个充满批判和反思意味的文本空间，引发读者对于社会现状的关注，对于道德正义的思考，并寻求社会公正和改变。

《无巢》直接介入重大社会问题，与其后的长篇小说迥然有异，但一些后来常见的美学特征已有所显现。例如，打破新闻与小说的文体界限，即融合虚构与非虚构的尝试，对于人物情感体验的重视使得部分文本抒情意味浓厚。在其后的小说创作中，熊育群也开始探索注重总体性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近作《金墟》被公认为具有史诗品格。此处的“抒情”与“史诗”，参照王德威的说法，不再仅属文类标签，而延伸为“话语模式”“情感功能”以及“社会政治想象”，“所谓抒情，指的是个人主体性的发现和解放的欲望，所谓史诗，指的是集体主体的诉求和团结革命的意志”①。在抒情性与史诗性的辩证之间，熊育群的小说美学于焉浮现。

二、宏大历史与心灵史

熊育群的长篇小说对于历史念兹在兹。《连尔居》主要以“我”的少年生活经历为脉络，讲述故乡连尔居自“文革”时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变迁。《己卯年雨雪》聚焦于1939年（己卯年）秋季发生的“营田惨案”，完成了非常独特的抗战书写。此两部小说均有其故乡湖南岳阳的历史文化背景。《金墟》将目光投射到作者后来定居的广东岭南，通过开平赤坎古镇百余年间的沧桑变化，以横跨东西方的宏大视野，牵引出错综相连的家族史、地方史、华侨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

然而，熊育群对历史的书写既非对宏大历史的图解，亦有别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写作热潮下，以民间立场或日常叙事对“正史”权威性的消解。早在写小说前，他已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观，“我写历史，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它的气息，它就在我生活的时空里，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②。重要的是，他要找到过去与现实的联结，找到与个体生命相联系的历史。在他看来，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性灵抒写”，所以，他要写的历史更多是“心灵史”，“是消失了的生命的现场”③。因此，他小说中的“历史”彰显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要在大历史的脉络中突出心灵史。

《连尔居》是一部有关个人成长的小说，基本时间线是“我”从懵懂稚嫩的孩童长成青春骚动的少年，通过高考离开家乡，走向现代都市。同时，这也是有关一个已经离开故乡、生活在“后革命”都市空间中的中年人，调动年少时的记忆，以童年、少年、青年的成长轨迹为坐标，铺陈开一座南方村庄的历史变迁。故事大部分情节发生在“文革”时期，其中的批判性显而易见。不过，政治维度的批判并非其最终旨趣，他的“文革”书写是完全个人化的历史叙事。

有关“文革”的个人化书写涌现于先锋文学时期。彼时，文学与现实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开始松动，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发生深刻变革，先锋作家们在小说中解构通常意义上文本的“内容”和“意义”，挖掘极其私人化的经验和感受。这一切不仅关涉叙事形式和语言实验，同时指向先锋派的文化记忆。先锋作家们大多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对于这一历史，多处于“旁观”状态，所以写到“文革”时更倾向于个人化、主观化的童年生活。例如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被张清华形容为记录了一整代人的“特有的童年记忆”④。《连尔居》可以置于这一谱系中，但其独特性在于，同样身为“60年代人”的熊育群写“童年记忆”的目的是要写“一座村庄的历史”，进而扩展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⑤。他所聚焦的是村庄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程，其中，“文革”只是其中一个力量，现代文明、现代科技的影响更是无远弗届。

连尔居走上“现代”之路是从与历史传统的断裂开始的。这是一座在洞庭湖边围湖造田建造的村庄，人们从族姓祖居地来到此处，“与宗族断了血脉”，“那些来自祖宗的清规戒律只有上了年纪的人念叨一下，年轻人早已不记得它了。他们先是自己动手把祖宗的祠堂给拆了，砖运来连尔居砌房屋地基，麻石条做了挑”①。之后，“现代”无所不及地渗透进来：老人看到东方红拖拉机以为是“怪物”，要和它拼命；夜色中持续工作的机器改变了乡土社会的耕作习惯；手表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的观念；照相机改写了记忆的形式。以上种种都颠覆了连尔居人的精神体验，小说所展示的正是人们心灵变迁的历史。

《己卯年雨雪》是一部抗战题材小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对于这场战争的书写有助于建构民族记忆、塑造民族精神。从战时小说、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主义小说，抗战题材持续激发着作家们的创作激情和文学思考。进入21世纪，作家对此题材更是向着更宽广的历史和幽微的精神深度挖掘。②熊育群的小说以发生在其故乡岳阳的“营田惨案”为中心，以大量的史料搜集、田野调查、文化研究为基础，一方面要尽量贴近大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更要突出历史中普通人的心理演变。

“营田惨案”的发生时值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23日凌晨，日军5万余人渡过新墙河，在鹿角、营田登陆。熊育群组织20多人，历时一年，记录了一百多位幸存者在当天的经历。他直面这场屠杀的暴力和血腥，采用近乎纪录片镜头式的直白描写叙述惨绝人寰的屠戮，显示出面对历史真相的勇气和写作伦理。同时他力图在更深的层面审视战争，探求战争如何发生，进而如何影响交战双方民众并带来长久的伤害，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救赎的可能，“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不仅仅是从自己国家与民族的立场出发，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而是要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寻找根本的缘由与真正的罪恶，写出和平的宝贵，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③。

小说的突破性之一在于采用中日人物的双重视角，在不同立场的人物之间频繁切换。熊育群在搜集资料时发现，这场战争不仅让当地民众在深刻的历史恐惧中选择了“集体失忆”，也给日本士兵造成巨大创伤。基于此，他想要超越单一的仇恨心态，深层次地思考战争何以发生，又如何获得普通日本民众的支持，这主要是通过小说中日本士兵武田修宏及其妻子武田千鹤子来中国前后的命运浮沉和心理情感变化来探讨的。武田修宏从人滑向兽的深渊，又一步步重拾人性；武田千鹤子一开始笃信战争正义，后来目睹战争的惨烈血腥而产生动摇，最后被中国人拯救，从而真正觉醒。正如学者概括说，“它讲述了一个彻底失控的世界中，个体如何面对自身同外在世界的冲突、人性如何试图找回它自己”④。至此，惨烈的战争与毁灭成为背景，心灵的变化被推至前台，成为最核心的部分。

《金墟》采用双线交叉叙事，以赤坎跨越百年的两代人为核心展开，民国初年的一代人建城，21世纪的一代人重振古镇荣光。小说通过当地两大家族司徒氏和关氏的恩怨纠葛，引出赤坎百年衰荣史，背景兼及数百年的历史变迁。赤坎是侨乡，一部赤坎史同时也是全球视野中的华人奋斗史。在绵延百年、横跨中西的时空跨度下，小说天然地具有了史诗的气质。司徒文倡领导建城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动荡和变革的重要时刻。在21世纪的今天，司徒誉担任镇长主持的重建工作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之下开展的。杨庆祥指出，两次建设，“其内在的理路，都是赤坎的现代化，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⑤。这无疑道出了《金墟》的“史诗性”，即一种集体性的诉求。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现代化和走向全球的宏大叙事，抑或是文化和精神的赓续，在小说中都仰赖于人物的传奇人生和道路选择才得以构筑。大时代与普通个人命运之关系，也是熊育群的关切所在。基于此，人物的情感和回忆构成了连缀现实和历史的经纬线。司徒文倡漂洋过海到美国，后返乡联合族人建城，遭妒离开，抗战时被日军围困，服药自杀殉国。司徒誉是新时代的改革英雄，同样充满激情地投入到重建古镇的事业中，面对各种困难和冲突，一一寻求解决。在此过程中，他隔着百年的时空与祖辈产生了精神和心灵的强烈共鸣，当下的现代化也与历史产生回响，被赋予历史的深度。除此之外，随着关忆中的“寻根”、徐芷欣的采风调查，每个人都与大历史产生了深刻联接，就如同小说中司徒誉所生发的感想，“人活在当下也活在历史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过程”①。

由此可见，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体情感是熊育群小说中历史的重要维度。2022年，中国作协发起“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召唤一种新时代史诗：“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规模上、更全要素上书写恢弘时代气象和生生不息人民史诗”②。这样的史诗必然包含平凡人物生活和情感的历史，也必然是对于生存史和心灵史的重塑。

三、浪漫现实与诗意空间

熊育群是生活在岭南的湘籍作家，两地文化都深刻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和文学气质，湖湘文化的“务虚精神”与岭南文化的“务实精神”融合在一起，“空灵飘逸的精神与具体的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事情是骨架，诗意是灵魂”③。其中，诗意主要源于湘楚文化的滋养。刘洪涛在有关湖南乡土文学的研究中指出湘楚文化有三个重要来源，即“先楚文化；以少数民族习俗、传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近现代湖湘文化”④，这些无一不深刻影响着新文学以来湖南作家的写作。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即浪漫主义。不同作家对于“浪漫主义”有其个性化的理解，在熊育群看来，楚文化浪漫主义的核心是顺应自然、逍遥自由、放浪恣肆的老庄思想。

熊育群曾在《复活的词语》一文中指出，与孔子“修齐治平”的理想不同，庄子向往的理想生活是“非毁礼法、傲视王侯、率性认真”，在楚民的纵情山水、放浪形骸中，庄子看到了“真正的为人之道”⑤。后来，随着大一统政权建立，儒家教化思想逐渐渗透。但在一个前现代的楚地村落，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绵延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所以，尽管《连尔居》中故事上演的背景是政治挂帅、普遍“无神论”的时代，但依然显现诸多“神迹”时刻。小说以“忘魂草”开篇，一旦踩到这种植物，记忆便会改变。这既提示“回忆”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在文本中开辟出一个泛灵的世界。从这个维度看，“连尔居”便具有了象征意义，正如作者所说，“在意识形态、科技和外来文明侵入前，它几乎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人类在大地上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状态”⑥，意即要为一个已经被种种现代表征所“祛魅”的世界重新“赋魅”，从而寻找在现代社会诗意栖居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