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狂欢化诗学”的几个关键词
作者： 赵目珍引 言
狂欢的仪式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甚或更早。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这种存在的独特性非常明显。“狂欢”或“狂欢化”作为文化研究或文学理论研究的话题，一般都会追溯到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小说研究。的确，巴赫金通过“对拉伯雷的《巨人传》的研究，颇为独特地探讨了中世纪‘低俗’或通俗文化与宗教和封建政治文化的关系”①，从而为民间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张清华曾借助巴赫金对狂欢化的研究指出：“这种‘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的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同一切永恒化、一切完成和终结相敌对……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文化状况。”② 21世纪初的诗歌现场与这种状况最为接近。这种状况的主要表现：一是诗歌现场中仪式景观的宏大、热烈，包括轰轰烈烈的网络诗歌运动，难以计数的诗歌民刊的繁荣，以及纷繁喧闹、铺天盖地的官方和民间诗歌活动；二是反对正统、严肃语言形式的各种喜剧化诗歌创作类型层出不穷；三是低级、荒诞、戏谑化的诗歌讽刺与幽默现象混杂、暗涌。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充满了欲望、有异端表征的诗歌写作或被哄抬的诗歌事件，如“下半身写作”“废话写作”“垃圾派写作”“低诗歌运动”“梨花体事件”等，更是为诗歌的狂欢化制造了多层次的复调迹象。本文不拟对各种狂欢化诗歌写作做历史的清理与回顾，而是从几个关键词的剖析来对21世纪初“狂欢化诗学”做管中窥豹式的观察。
颠覆/解构
一如欧洲中世纪的狂欢要与宗教和封建政治文化相对立，要对古老、正统、高雅的对话、讽刺体和正经的酒会进行戏仿和嘲弄，中国21世纪初狂欢化诗歌的重要特征，也是要与传统、斯文、追求崇高等严肃、正统的诗歌写作决裂，从而造成一种对立，进而解构或颠覆，以取得自身地位。
“下半身写作”的代表诗人沈浩波直接点出：“我们将义无反顾地在文化的背面呆看，永远当一个反面角色。”③在“下半身写作”的宣言中，他直言不讳地说：“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我们尤其厌恶那个叫做唐诗宋词的传统，它教会了我们什么？……唐诗宋词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可笑地拥有了一种虚妄的美学信仰，而这，使我们每个人面目模糊，丧失了対真实的信赖。”“源自西方现代艺术的传统就是什么好东西吗？只怕也未必……更多的时候，它已经作为一种负担而必将为我们抛弃。”①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一切传统，在沈浩波这里统统被驱逐了。其用意显然是要以“破”为“立”，建构自己的先锋诗学。“废话写作”的代表人物杨黎也宣称：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官话、套话、假话，诗歌就是让我们说人话。这似乎是从话语体系上进行一种有意识的颠覆。“垃圾派”则公开提出“崇低主义”，他们要颠覆一直以来的崇高思想，为“崇低”思想争取地位：“占中国思想史统治地位的从来都是崇高思想。在中国，此前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非崇高思想。崇低思想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的一大空白。”②“低诗歌运动”宣布其使命是：“对现有各种‘合理性’存在和‘非合理性’存在以及当下文化艺术潮流（包括主流和先锋）进行彻底颠覆。”③
从以上诸多“狂欢化诗学”类型的主张和理论看，“颠覆/解构”是他们写作的主要使命之一。这些派别都自认是“真正的先锋”，甚至宣称是“先锋诗歌的终结者”。而“先锋”的姿态或使命之中，“颠覆/解构”传统，乃至所有的一切，恰恰是思理上的必然。故而，“颠覆/解构”的理念在21世纪初“狂欢化诗学”中此起彼伏便不足为怪。倒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颠覆/解构”值得关注。美国学者于连·沃尔夫莱在阐释狂欢/狂欢化时指出，“狂欢化就部分而言……目的是为了颠覆秩序，让社会秩序内部严肃的东西显得滑稽可笑”④。21世纪初的“狂欢化诗学”，从表面看无疑有对诗学理念、诗学思想颠覆的一面，而其内在企图恐怕也像于连·沃尔夫莱所说，是针对秩序和话语权力的。长期以来，诗坛的话语权都不被民间掌握，而民间强烈渴望参与到诗坛应有的民主当中。世纪之交，各种复杂情势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其实，“低诗歌运动”参与者早已指出这一点：“低诗歌运动的反叛，势必指向权力话语的标准化、统一化、集中化、同步化、共性化、集权化、非人性化等等，对之发起持续不断的话语冲击与话语消解，其基本目的，是争取话语权力。”⑤狂欢内部所蕴含的“颠覆/解构”力量不可小觑。当然，这种“颠覆/解构”有其负面影响，也有积极意义。
崇低/向下
“崇低”是“狂欢化诗学”中“颠覆/解构”理念下的一个重要内容。“低诗歌运动”的理论家把“空房子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俗世此在主义写作”“民间说唱写作”“放肆写作”等纠集在一起，认为“低诗歌”成为运动形态的条件已成熟，加上网络据点和论坛加盟，“‘低诗歌运动’已成必行之势”⑥。他们宣称中国新诗的历史“走的是一条不断向下的路线”⑦，指出中国先锋诗歌的共通点是“不约而同地干着‘向下’或‘崇低’的诗歌写作”⑧，且“具有共同的以‘崇低’‘审丑’为价值取向的特征”⑨。权且不论“低诗歌运动”对中国新诗的判断正确与否，他们对21世纪初“狂欢化诗学”的“崇低/向下”表现的确洞若观火。
沈浩波指出：“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而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我们是一具具在场的肉体，肉体在进行，所以诗歌在进行，肉体在场，所以诗歌在场。仅此而已。”⑩很显然，“下半身写作”已开始从早期诗歌写灵、写神、写存在、写生活，转而向写身体/肉体过渡，在写作的走向上，已经有了一种向下的趋势。“垃圾派”将“崇低”思想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从“垃圾派”代表人物老头子的阐述看，其诗学核心就是其提倡的“垃圾写作”三原则：“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①从理论上看，这三原则有某些程度上的哲学意味，但总脱离不了“崇低/向下”的主导意识。龙俊阐释“低诗歌”的三原则，其中也有形而下这一条，其重要内涵之一即“低”的意识。从某种程度上看，“崇低”显然是对崇高的一种反拨，它有削弱崇高美学权威的效力，会对崇高所依赖的语言结构和话语体系产生冲击。其目的显然就是要为“崇低”思想赢得合法地位。
当然，“崇低/向下”到最后可能会成为一种策略，它需要与崇高一样，无论是否具有这种内在意义，它需要看起来成为崇高之一种，或者至少具有某种崇高的意义。沈浩波在阐释“下”的诗歌精神时说：“‘下’从诗歌精神上来说，试图体现一种‘向下’的精神，这是对诸如崇高、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道德体系、权威、精英秩序等一切高高在上的‘庞然大物’的反抗，也是对诗歌中‘人性’价值的确认，以及对‘真实’的确认。”②如此，“下”虽然名义上是“下”，却成了真正的“上”。“垃圾派”写作为了取得与崇高思想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进行理论阐述时同样会将辩证法作为论述的工具：“中国的精神世界将因崇低思想的出现而变得完整。崇低思想既是作为崇高思想的对立而存在，同时与崇高思想也是互为统一的。”③龙俊在阐释“低诗歌”形而下原则时，除了“低”的意识这一内涵，还有意将“人本思想”拎出来，作为重要内涵④。由此，“低诗歌”其实一点也不低，相反它成了一种具有“人本”尺度的写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崇低”是相对的，它是“狂欢化诗学”在崇高思想逼迫下一种无可奈何的应变或突围。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承认自己是真正“低”的，因此必须通过“反者道之动”的理念，进行高调转换。即便如此，这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解释，其具体的实践写作即便有向理论靠拢的意识，最终也无法企及，甚或被不光彩的一面所掩盖，最后不得不陷入被诟病的困局。
身体/肉体
对“身体/肉体”的重视是“崇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巴赫金的学者潘牧·莫里斯指出了“身体”在狂欢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巴赫金强调狂欢的姿态和仪式的具体感觉形式，因为狂欢的整个意义衍生于人的身体的物质性……狂欢中身体和生殖器的荒诞的夸张，嘲笑了中世纪宗教对肉体的排斥……荒诞的身体是所有狂欢的核心……那是全体人民的身体，因此是不朽的。”⑤也许21世纪初“狂欢化诗学”中的诗人，尤其是兼具理论素养的诗人，对这一见解有着精准把握，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荒诞的身体”或者说“肉体”，对他们的诗歌创作而言那么重要。但在不朽这点上，他们离中世纪的狂欢还差太远。
21世纪初的“狂欢化诗学”体系中，以“身体/肉体”为第一要义的是“下半身写作”。尽管沈浩波明确意识到“80年代，尤其是第三代诗歌运动开始后，中国诗歌的先锋性主要表现在语言意识的觉醒上，‘语言’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但是为了“下半身写作”，他仍然要毅然决然地宣布“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⑥。该派别除了公开标榜以“下半身”安身立命，还将对诗歌的理解定义为：“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⑦甚至将“肉体”当成艺术产生的第一推动力，认为：“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下半身写作”另一代表人物朵渔也曾说：“‘下半身写作’的核心理念在我看来就是诚实地遵从肉体法则，它以‘选择’的可能性对抗社会的‘给定性’，以激情、疯狂和热情来捍卫人的原始的力量……对于‘下半身’来说，写作是一种肉体的召唤，一种感觉，一种强烈的愿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①因此，“下半身写作”的代表诗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以“肉体”扬名的佳作。
全面考察“下半身写作”的理论阐释，也能发现其部分理论价值和文化意义，毕竟它的出现打破了诗歌文化一度僵死的形态与格局。“下半身写作”也突破了某些禁区，它“撕开了‘性’这个对于上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的‘道德禁区’”②，并借助对“性”的书写突破了对这一领域的话语禁锢。然而，“下半身写作”中生理描写的鄙俗化的一面，毕竟容易被放大。很多诗人在写作上逞一时之快，不惜以粗鄙和猥陋为代价，从而也导致围绕“下半身写作”产生了巨大争议。随争议而来的便是鄙夷和排斥，以至于“下半身写作”最终不得不流于污淖之中不可自拔。
从“身体/肉体”再往“下”，就到了身体的“垃圾”部分——屎尿屁等。“垃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徐乡愁曾公开说自己要“做一个屎人”，这是一位以“屎尿屁”等为核心意象来建构诗歌的诗人。尽管皮旦曾指出徐乡愁“屎尿写作”一类的作品与“身体写作”有区别，“它写的一般是已经或将要排出人体的种种排泄物，而不是什么肉体”③，甚至徐乡愁还曾公开反对包括“下半身”在内的各种东西：“一切思想的、主义的、官方的、体制的、传统的、文化的、知识的、道德的、伦理的、抒情的、象征的、下半身的、垮而不掉的东西或多或少都有些伪装的成分，只有垃圾才是世界的真实！”“如果说‘橡皮写作’是一场诗歌语言的革命，‘下半身’是一场诗歌题材的革命，那么‘垃圾派’就是一场诗歌精神的革命。”④他们都标榜自己是最“牛”的。但从溯源的意义上看，他们都把“身体/肉体”及其附属物作为狂欢的道具，二者并无实质区别。
口语/口水
于连·沃尔夫莱早就指出狂欢文化有三种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其中两种与语言形式有关，即“喜剧式的语言创作”和“各种类型的粗话”。其对前者的总结，主要是指“拉丁语和本土语的口头和书面的戏仿”，而对后者的总结则是“咒语，誓言，各种炫耀的夸口”⑤。其后，彼得·斯塔利布拉斯和阿龙·怀特对“粗话”进行转述时，点出更丰富的内涵：“这里指的是诅咒、誓言、俚语、幽默、杂耍和笑话、各种粪便。”⑥从某种意义来说，狂欢化对于诗歌秩序的破坏与改变，语言形式上的颠覆最具穿透力。遥想20世纪初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语言形式的改变使得一代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言说方式上都得到了革新，并促使中国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口语写作/后口语写作”之所以瞄准语言及其形式机制，并使之发生再变革，或许正是从“五四”先驱们那里得到的启示。
那么，21世纪初的“狂欢化诗学”呢？实际上，21世纪初的“狂欢化诗学”更多地延续了“口语写作”的路子。沈浩波就宣称：“必须更客观地看到，‘下半身诗歌运动’仍然是80年代以来，以口语化为基本标志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发展的成果。”同时，指出“下半身诗歌”有“对90年代后口语诗歌成就的汲取和承继，特别是对后口语写作对在场感、及物感和身体感的强调。”⑦不过，从“下半身写作”群体的具体创作实践看，“下半身诗歌”对“纯正口语”的破坏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性描写基础上的诗歌，内容上的赤裸与暴露，让语言也变成了“赤条条”的文字。2001年，杨黎从“非非”出走，进入“下半身写作”的行列。尽管他被视为一个对语言相当敏感的诗人，但其“下半身写作”时期的语言，囿于题材的局限，也无法摆脱“欲望”感官的包围，许多诗篇都沦落到了“口水”的层级，成为低俗诗歌创作的代表。相较于“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写作”在对口语的亵渎上也颇多“建树”，尤其是粗话中粪便和各种身体器官类词汇的入诗，使得诗歌处处散发出一股低俗味。他们甚至标榜“为了让世界还原成它的本来面目，不惜把自己变成动物，变成猪，变成垃圾，变成屎”，并骄傲地宣称“屎尿写作是对垃圾派写作的一种切实拓展”①，大有一种“真理在握”的无知无畏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