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平线”走向未来之境

张辛欣在移动的时空中以多种姿势翱翔，在《精神遗嘱：我与新时期文学》一文中，她有着这样的表述：“也许我更像个‘蝙蝠’，在各种创作样式之间飞来飞去，仍然感到比寂寞更甚的东西：单调。”但其实张辛欣的文本所表现出的自我与真实存在之间的叙事张力，尽显历史内涵与现代化的先锋气质。她曾经当过农工、战士、护士、导演、访问学者、主持人、电台评论员、画家，涉及小说、戏剧、电影、口述实录等，所涉领域广泛，尝试以不同的文学样式介入社会现实，从事文字、电视、广播、戏剧方面都有创获，是一个典型的跨界艺术家。自1987年《往事知多少》问世后，相继发表了小说《一个平静的夜晚》《心与心之间》《留在我记忆中的》《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疯狂的君子兰》，纪实文学《在路上》《流浪世界的方式》，以及非虚构作品《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等；之后她去美国，很快又有了《我》《选择流落》等系列自传体小说。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张辛欣从《在静静的病房里》到《在同一地平线上》《北京人》，再到《我ＭＥ》《IT童话》，作为一个独步在东方与西方、此时与彼时、个人与社会间的一个目光彻换的观察者，在个人-社会-历史的维度上表述女性精神成长的故事，也进行着艺术上的多元化阐释。但她将女性个体-历史发展的联结作为隐线，勾连着感性的生命经验与时代特质及理性的文学写作，标志她的生存行迹与笔下的人物故事的关联，以及自我轨迹与社会轨迹的同一性，同时也在探索女性、性别、个体在人类意义上的普遍性困境及出路问题。

一、走出性别困境之后

20世纪80年代张辛欣被命名为“中国存在主义代表”，之后于1988年，在创作的高产期，张辛欣选择了淡出国内文坛，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流落中有了一种近乎逼近自我“空洞”的情绪，开始了对过往的收集、整理、书写，寻找各种各样的生存缝隙，包括回溯、梳理80年代文艺思潮与创作经验，情感焦虑竟然趋于稳定。多年之后，在《我》中她发出这样的感慨：“小说让我立即成名，接着让我毁灭。小说中心是一只孟加拉虎，这是我的女性故事部分无法拥有的，我把它让给男主角，让他追逐在林莽和荒野偶然现身的虎，追逐着它的动态，为了追艺术，他，掉入悬崖。” 应该说，《我》中记录的有关爱与真诚、欺骗与背叛的情感冲动及纠葛，是张辛欣混搭在20世纪80年代新浪潮中的真切投入与生命搏击，是对20世纪80年代《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和《最后的停泊地》（1983年）等小说的注脚，也是对错位的心理世界、情感轨迹的真实袒露。“我选择了放逐，从那片中心自我放逐，自觉地失声，我敢对天悄悄说，我想用隐身，用消失，转世，转个世界，换取让我清新的任何可能，但是，我也许渐渐消散在不明不暗之中？” 如此，在多重的转向之后，张辛欣承认所有的生命经验、精神资源，以及移动中的时代变迁等，成就了自己的艺术实践，“而自己的生命路程正好跟写于读的前世纪的内心生存方式契合” 这是确切的。

张辛欣的小说《我在哪错过了你》（1980年）、《在同一地平线上》（1981年）和《最后的停泊地》（1983年）等是纠结于两性相处方式的典型文本。《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小说中的“我”从一个女售票员，凭借像男人一样拼搏，跨行做起了编剧，却在自我完善中失去了心仪的导演。为了自强自立“不得不常常戴起中性，甚至男性的面具”，在没有男友之前，曾“为自己的冷静、能够自立感到骄傲”，而当遇到喜欢顺从女子的男性时，“我”却对自己的主观意志感到疑惑了：“你啊，看重我的奋斗，又以女性的标准来要求我，可要不是像男子汉一样自强的精神，怎么会认识你，和你走了同一段路呢？”《在同一地平线上》小说结构沿着两条心灵轨迹延平行延展开来，画家丈夫对妻子的心理渴望与妻子对他的期许成了交织的点，但彼此不能够形成心灵、精神的依存，这成了他们最大的情感障碍。而彼此空间距离让位于心理距离，他们渐行渐远，最终无法挽救曾经有过美好想象的婚姻。

显然，女性必须面临着社会与男人的双重要求。具体体现为：一是女性行为变异为男性化，即所谓的雄性化；一是因对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进行改变之后，产生了心理不适和精神困惑，表现为精神上的变异。张辛欣从女性的视角去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展示现代女性生存与心理困境：女性试图冲出传统的角色规范，以崭新的姿势立足于社会；但由于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点上性别角色改变，女性与环境、与他人以及自身内在心理的冲突，导致了她们在觉醒之后会有精神上的危机感，很难突破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这也导致了女性自我定位的偏颇存在，印证了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被动的、不自觉的，她们尚不是独立于男性主体之外的另一观察主体。

可以说，伴随着1985 年的“文学革命”挑战与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刻板的叙事模式，当先锋派作家们在苏联文学模式、西方文学模式和拉美“加西亚·马尔克斯”模式中穿行，并且竞相效仿各种主义和流派，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导演的艺术习惯，张辛欣一直试图在戏剧化成分下保持结构的张力，始终保持着文字的跳跃和简约。而这种文气一直延续到几十年之后。在一些论者看来，张辛欣在精神上始终没有偏离自己的方向。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她就开始拓展与跨越新的边界，在互联网风潮掀起之时，就以网络作家、博客博主的身份出现，发表了唯一的网络小说《一个读者的自白》，在网络空间中表达自己的主张，开博客、写专栏，直接与读者对话、交锋。在异域的空间中张辛欣并没有疏离故土，相反，开始重新审视自我的成长，维系着对母土的精神连接；用自己的观察、记录、视角和反思，来对历史与时代进行重新审视。

新世纪张辛欣出版了《我·BOOK1》《我·BOOK2》等自传体小说，是对主观“我”世界中的客观性展示与注释。这是作家潜意识里对过往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回溯、怀旧、回顾，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皈依，更是一种自我放逐后的精神归途。这一切既是“我”视界中的客观历史存在，也是一个由“我”构想出的主观的理想新世界。“我”将客观现实中存在的历史事件、真实生命形态及社会现状拉回到当下的现实场景中，并给以理性地分析。张辛欣也说：“我想当一个小说家，凭一支笔，在被全部安排的一律化世界里给自己铸造一片主观世界。” 但文学创作与历史求真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最终的目的也大相径庭，文学必然有主观的思想情感倾向，掺杂了具有修辞逻辑的文学想象。即便是之后的《IT童话》构想了未来之境，但仍是将现实的问题移植到未来世界里。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家有关主观世界的构筑仍然是一个乌托邦构想，既不能够做到绝对的真实客观性，也仍然无法真正地完成主观性的构建。

但毫无疑问，《我》在回溯中通过对自我放逐的另类召回，也在非虚构的真实场景中，抒发与袒露着对往日的情怀与情感依存，以及对历史事件进行的理性的反思与审视；《选择流落》便是对她28年流落生涯的一份记录，她写自己扮演唐人街求职者的经历，写与街头流浪歌手的交谈，写万神殿出版社一次编辑的集体出走，写困惑也写疗愈，写琐碎也写全景，但可能最终写的还是那个行走着的自己的文本等。张辛欣虽然自觉地远离故土，仍然有精神的牵念与回归，她在《我·BOOK2》小说结尾处深情表白：“当任何白日降落，我会自动地落入儿时胡同。难道在不属于的这个老地方有着我的真归处” 。张辛欣也说：“和世界同代人相比，我这代中国人，每个人的生命方式都够壮观的。当我在世界文化流浪的环境里写我的成长，我感觉用其他历史文化坐标下的人做一点对比，会给读者更大阅读和想象空间。……在我这个写作者看来，没有比用个人命运，特别是用成长故事，更方便于生动而广泛地承载历史的方式。对更广大文化地域的读者而言，“文革”、知青、一个中国女性的婚姻故事，都表达着成为如此的‘我’的脉络。” 因此，《我》是对之前《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1986）、《在路上》（1987）、《独步东西： 一个旅美作家的网上创作》（2000）、《流浪世界的方式》（2002）、《我的好莱坞大学》（2003）等非虚构小说的精神延续，但这与相对客观性的纪事性小说还有本质的差异，体现了作家主体对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通过回溯、回忆的方式的“召回”，更强调了主观性与个体主体的经验性。之后《选择流落》（2016）、《我的伪造生涯》（2017）等文本，这些基本上都具有一脉相承性。当然，“我”世界不同于传统道德上对善恶的批判，而是更贴近现代历史学意义上所强调的“客观性”，同时也运用了文学想象构筑了历史场景与历史记忆，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代理性与生存正义，还有一种当代视角的反思。

二、展示与注释：主观“我”世界中的客观性

与早期的小说相比，《我》（2011）、《拍花子和俏女孩》（2013）等作品，作家童年和知青生活的记忆成为创作中不断重复的部分。这些作品有私小说性，与历史传奇小说的不同在于，这里还蕴含了自传、传奇、历史、神话、魔幻、书信感，以及自己罪行的忏悔等，展示了童年和知青生活，以“我”的成长带动、描绘出了20世纪中国的成长与镜像。

那个飘荡在记忆中叛逆的北京大院里长大的女孩，独自在幼儿园胡闹、独自逃课出行、与霸道的同学对抗却被出卖，作为“新搬来的女孩”，始终被六公主府的女孩儿们孤立、排挤的“小酸杏儿”，只能在胡同中闲逛，或观察胡同里同男孩赛“坦克”、赛“飞机”，沿着小街看沿街店铺，胡同孩子眼里的“天宫”成了她的“地狱”，试着靠舞蹈和说书引起注意的小姑娘，终于可以游刃有余地“在纷乱无序里玩一个自己” 。于是，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就坠入《我·BOOK1》真实与虚构的世界中。当然，作家在非虚构故事的讲述中，将穿插在思绪中飞动的魔幻或虚幻的想象，刻意将它们定格。

我上了城墙。在残剩的城墙上，在宽大道路中间飞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我，闹翻天地的哪吒，踢起燃烧脚下的风火轮在手中耍，风火轮变成好多降魔圈，我长出好多手好多脚，我的手脚纷纷抛出金光闪闪的降魔套圈，我的超级黑眼珠喷射红光……巨大断崖突然出现。

显然，想象中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本来就是互为彼此滋生的空间，也成就了作家的书写空间。20世纪80年代，张辛欣以“文革”时抄章乃器家的经历为原型创作了短篇《浮土》。这段抄家经历在她新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中得以再现。章乃器作为书中唯一非虚构人物出现了在小说《我·BOOK 1》里，构成了与13岁红卫兵“我”的交锋场景。少女参与抄家，除了知道面对的这人是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因“右派”下台，其余则一无所知。但她本能地认为这种粗暴行为是越轨的。可自信而狂妄的革命激情，也将自己高度的困惑消散了。

《我·BOOK 1》流露出对真实历史人物章乃器的情感与敬意。多年之后“我”得知章是辛亥革命小兵、学商、银行家，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都是他投资的。此外他还办杂志，成立党派，曾经因为作为反日六君子之一入狱，多亏了爱因斯坦等国际人士的呼吁才被救出来，还是经济学教授、房地产商、粮票发明人。她流着泪，看缥缈网络载着的章乃器曾经的撰写：“假如，有一天我平反了，我的权力回来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全国人都改吃面包，开办国营面包房，因为做饭浪费人太多时间！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我要给小学老师提工资，他们最辛苦！我要做的第三件事情，把我的冥想心得告诉天下人……” 她不禁唏嘘，感慨万千。这样的历史人物身处逆境，仍然志存高远，谋划肩负与承载历史、中华民族绵延的重任。一个处于自由精神世界的张辛欣，体味着交错空间中章乃器的梦想，也深为感慨：“我用最残忍的方式‘学历史’，学做‘人’，带感激和罪过活着其余时刻。” 张辛欣以一种自主的意识来反思，也是以一个小女孩的成长史角度展开了对青春、革命、社会、伦理等的理性审视，透出了历史、现实时光的交错，来抒写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变化。

张辛欣的主观世界也依然在构筑中，小说中弥漫着的黑眼珠、苹果树、老虎等几个意象，其情感脉络也构成了《我》的故事。如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反复强调“黑眼珠”意象，显得梦幻而夸张。“黑眼珠”作为一个简约的形象，是开启记忆的展开角度，也是一种可移动的观察视角。在遥远的自我放逐的更大记忆画板上，是黑眼珠留存的记忆痕迹，它记录着个体或民族艰难曲折的精神长路。而在回切的时间里记忆中，“黑眼珠”在北京、湖南、云南、美国等空间中的自由穿梭，有1958年的各种场景：田里的麦子密的好像火柴，大人们把成熟的麦子拔下来，全部栽倒一块田里；看到大人们炼钢铁，把吃饭的铁锅和铁勺也扔进泥巴糊外壳的土高炉里。一个个张着透明的大嘴，透明的肚子里，有草根，有树皮；看到这发生在1960年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惨状，而政府的报纸上却写着“自然灾害但是我们没饿死一个人。而在知青岁月中，“我”自身军旅中的重病经历，音乐附中才女林柳的准残，初恋漂泊在海上的水手林地，还有演习中为了救别人牺牲的女排长，以及自杀的站岗士兵“木头人”故事等，构成了“我”世界中的时间-人物序列。而青春里的梦魇与对理想的坚守，或许就是在这种时空的交错中，磨炼了一个个体的生命意志及其生存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