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复眼蜻蜓”

当下中国文学的先锋叙事，同现代主义的叙述技法息息相关，但对其理解又不应拘囿于所谓“现代主义”概念化的偏狭之见中。事实上，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迅速崛起后，当文学朝现实主义进行“再发掘”式的回归，便形成了多重元素汇聚而成的复合状态。及至当下，若要保持先锋叙事姿态，势必需要容纳和凝结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诸种因子，并进行壁立千仞的挑战性艺术重构。倘若此种论断成立，那么作家李浩近年来的创作，便清醒而自觉地践行了这样一种“复式”写作的先锋叙事。无论是《镜子里的父亲》中现实与虚幻交汇的魔幻父亲形象，还是《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中对心灵幽暗地带由“一”到“多”的现实人性探寻，抑或《飞翔故事集》中42种灵肉飞升景观的互映式呈现，均在多种“客观成像”中试图接近对生活“真实图像”的认知，并以锐利的先锋之姿塑造了文学书写的“复式”形态。这有些类似于昆虫界的复眼蜻蜓，通过数以万计小眼的捕光，最终使作品形成一种“多重感光”的“镶嵌图像”。历经近10年打磨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更集中展示了李浩“复式”写作的雄心。借助于幽暗思想月光的映照，作者通过灶王连通天、地、冥三界的生存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涵盖世情百态、融蓄网状人生的繁复性书写样态。

一、世界是一张寓言之网

我们所面对的，并非一个清晰分明、一目了然的单向度世界，而是一个经纬纵横、歧义丛生的多元含混世界。对此世界，“小说何为”成为每一位创作者都无法回避的挑战。基于此，编织寓言成为诸多现代作家阐释世界的文本途径。应该说，在《灶王传奇》中，李浩对此有着自觉追求。他通过繁复的文本构筑，有力突破了情节单一化发展的线性结构，使其呈现出一种网罗各种人物与事件、知识与规则的隐喻构造：一场战争之火引发的人间惨剧与苦难众生生存样态展示，一批前世书生造化而成的灶王群体的传奇经历以及由此演绎的三界政治图谱，一位6岁早夭孩童以前世今生的互文人生历程述说着贫富阶层间的天壤生活与矛盾碰撞……月光晦暗，大火冲天，阴风呼啸，《灶王传奇》的故事在凝重夜色的阴郁环境中展开，静静地编织着历史天空下的寓言之网。

对古老历史的选择性嵌入，为《灶王传奇》寓言文本的构筑提供了坚实的前在支撑。依托于野史杂史的时空背景，借助于新历史主义的呈说方式，李浩试图消解传统正史一维述说的神圣与压制，更多还原多枝交叉的历史本真面貌。无论是在明史演变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土木堡之变，还是决定历史拐点的夺门之变，均在作家的文本构筑中一笔带过。而真正引发其强烈关注与深情观照的，乃是凡尘俗世间的众生世相以及借此生成的民族寓言体系。为了型构这种网状寓言，作家在褪去正史负荷后，创造性地构筑了两套“戏仿性”的历史体系：一为由玉皇王母、星君功曹、城隍灶王等所构成的上层神仙体系，一为由曹府、王府、豆腐坊、铁匠铺等所构筑的下层凡间体系。而在此二体系之间，作家还通过层级化的律令制约与一地鸡毛的日常碎屑互渗，映射了民族历史的复杂多元形态。另一方面，在作品中，所谓大历史的事件与人物呈现，往往只起到了背景衬托的作用，而混杂着秩序、荒谬、欲念、无奈的凡俗人“人生在世”的多重可能，则成为其叙事的逻辑推力与内在张力。在此，建造一个基于人性的、与历史网状结构几乎一致的完整现实世界，成为《灶王传奇》繁复寓言性质的内在精神支撑。

借助于此种历史嵌入，《灶王传奇》进一步将探照灯伸向了人性幽微地带与民族性格深处。表面上看，作品以灶王在凡尘俗世的身世浮沉、见闻感受为线索，描绘了一幅众生百态的生存浮世绘，但倘若深入文本肌理，我们会发现其溢出日常的民族性勘察。在作品中，“灶王”作为能指系统，其具体指涉虽各有不同（如铁匠灶王、皮革灶王、曹府灶王、田家灶王），但却明显受制于类群性的内在规定，遵循着显在“仕”阶层司职功能与“知识分子情怀的复合秉性规约。更进一步来看，无论下到平民百姓，上至仕宦家庭，甚至城隍龙王、天庭诸神，皆被作家有序地编织进历史土壤与规训体系之中，他们的个体辗转腾挪与碰撞受伤，他们的卑微与隐忍，他们的荣光与怯懦，皆深深构筑了民族性格的“集体样本”。李浩的小说有着很强的寓言性质，其作品主人公往往不是单个“个体”的孤立存在，李浩赋予他们强烈的集体民族样本的审视意味。为了达到这种民族性格的深入洞察，李浩巧妙地引入了“悖谬”这一现代寓言体小说常用的构筑方式。在弗洛伊德著名的“铜壶逻辑”中，“悖谬”得到了恰切的展示：“Ａ从Ｂ那里借了一把铜壶，但当Ａ还回去之后却被Ｂ起诉，因为现在铜壶上有一个大洞，已经没法再用了。Ａ辩称：‘第一，我从没有向Ｂ借过那个壶；第二，当我从他那里拿到壶时，壶上就已经有了一个洞；第三，我把壶还给他时，壶是好好的。”（见〔美〕J.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第109页，陈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单纯来看，这三条理由皆能立足，但若放在一起便彼此互相排斥。在现代小说中，诸多作家对悖谬逻辑运用娴熟，无论是卡夫卡《城堡》中土地测量员对于近在咫尺的城堡至死未能进入，还是尤奈斯库《秃头歌女》中一对陌生男女由聊天深入而引发的夫妻身份确认，均以悖谬的方式让我们惊诧于所处现实环境的冰冷。在《灶王传奇》中，当个体小经验与时代大语境遭遇碰撞时，便产生了悖谬。以最为典型的灶王的罐子为例，他拥有“好罐”和“坏罐”两种，用以存放所在家庭成员善恶行为的记录条。按照灶王履职规则，本应好事好记，坏事坏记，但实际操作中却大有门道：当其在蔚城西南堡豆腐坊和广灵直峪大槐树穷苦人家时，严格恪守着善恶记录规则；但当其在大同府巨富曹府仍按此原则记事时，便有了城隍庙高经承的“善意”规劝，让其把“坏罐”中的字条撕掉一半。更让人震惊的是，当有一年，曹府灶王和铁匠灶王不远千里前往东岳泰山呈送整个蔚州的灶王善恶记录簿，并遭遇了十余日烦琐交接手续的刁难，却因一次散步意外发现罗汉崖下堆积的漫山遍野的陈年记录簿，它们或被风化或被虫蛀，犹如火焰烧过的灰烬……在作品中，像这种个体良知、努力、意愿遭遇整个社会潜规而发生异化的悖谬现象比比皆是。随着一次次内心良善与正向进取意愿的受挫，灶王便对于历史天空下所谓“公权力”的运作机制与经国大业产生了质疑。进而，以此寓言历史为凭借，作家匕首般极具严肃地向我们发出一系列追问：在权力意志与人情社会的历史与反复轮回之下，世界在变成石头吗？历史的镜面并非整体一块的光滑亮丽，而是早已破碎，只是，谁人能听到它于幽微月光下的碎裂声响？当美杜莎用残酷的目光犀利一瞥时，如何才能弥合她所代表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弱者的恐惧冰凌与仇恨焰火？

本雅明认为，寓言是含混性与多义性的结合物。在《灶王传奇》中，李浩正是以含混与多义的文本构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统一的隐喻性神话世界。这种历史寓言的具象化，直击我们民族历史的血脉与疼痛，也对我们民族语码中扭曲、晦暗的某种现象进行了痛彻反省。

二、小径交叉的“迷途人”

世界是一张大网，那么，身处其中的人呢？在诸多现代主义作品中，人物的困惑迷惘与虚无逃离往往成为“标配”。在《灶王传奇》中，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推进。一定意义上而言，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但难道这就可以成为阻碍我们认知世界、逃避人生的理由吗？“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些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200多年前基于人的“康德之思”在作品中一再闪现。而独特的是，在《灶王传奇》中，作家的“康德之思”是建筑在人之“神性”“人性”与“虫性”的结合之上，并以其在异化世界中的繁复肉身蜕变为依托，来书写“人在世界”中的灵肉碰撞与迷途探索的。而这些，最为集中地表现在“灶王—小冠”明暗双线人物的身份确证上。

“认识你自己”，这一德尔菲神谕，首先指引着作为灶王的“我”的前行。“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句“希腊式”的追问，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三次是在天庭参加百叟宴的城门处，三次是在人世间的地域关卡处，一次是在地府里帮助早夭的小冠重生时，分别对应了天、地、冥三界。诡异的是，在关于“你是谁”的追问中，还掺杂着“是哪里让你来的？”“即使你能证明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能把任何神仙、魂魄、鬼怪放过去！”李浩：《灶王传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小说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之类极具中国社会特征的人情情态和规训指令。如此，作为灶王的“我”，对自我的身份确认更多的是通过“他者”刺激而非“自我”自省来完成的，这使其显示出迥异于古希腊语境中自我追问的重要面向。这种“他者刺激”不仅表现为直接质询，还表现为履职场域空间从朴素到赤贫、再到极富、直至一无所有的变奏所衍生的恶劣“外卷”，由此造就心灵惊悸后遗症的一再升级。这种严重依赖于外在世界影响的身份迷惘，精准反映了中国历史寓言下尘世众生的逼仄心灵空间。

同样遭遇身份迷惘的还有小冠。表面上看，小冠因意外救了渡劫中的龙王，而在转世流程中获取龙王、城隍双重拜帖，并由灶王亲自护送，一路绿灯投胎到了富贵人家。但事实上，在小冠身上，更深意味地隐含着作家对现实世界中无数孩子童真丧失而身份消亡的悲鸣。小冠前世在豆腐坊时，充满了质朴气息；后世在官宦家庭时，却成了彻头彻尾的纨绔子弟。这个本该是席勒美育天空下“当游戏的时候才完整”的孩童，却过早地通晓了世界运行的残酷法则。小冠在二度生命行将终结之前，说出了身世之谜：在冥界转世时，因其身份特殊，可对6个不同人家做出选择，他毅然选择了最短命却最显赫的家庭。在善意劝阻无效下，阎王为其保留了前世记忆和阴阳之眼。吊诡的是，这种“一切存在在于选择”“要为选择后果负责”的存在主义生存法则，竟然需要一个原本天性自由的孩子来承担。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小冠的选择意志坚定，这个6岁便深谙人情冷暖且愿意为一切选择承受命运惩罚的孩子，是否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社会中，阶层的固化对于底层家庭尤其孩子心灵的戕害。是的，由“小冠”（取得小小成绩便心生成就）到“王鸠盈”（因卑贱之“鸠”占据“鹊巢”而生命走向盈满）的名字变动，本身已然深深烙上了类似于郝景芳《北京折叠》中的层级藩篱所潜隐的来自底层的卑微身份焦虑。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在“灶王—小冠”一明一暗身份确证的基础上，《灶王传奇》更进一步将其在“交叉小径”式社会体系中迷途探索的步伐，由外在世界引至内在家庭。在此，灶王与小冠，更多呈现了亲情层面“父与子”的正向连通与“子与父”的反向撬动。父亲书写，是李浩情有独钟的主题，从《蹲在鸡舍里的父亲》到《会飞的父亲》，从《父亲的笼子》到《父亲的七十二变》，父亲形象在他的文本世界中有着持续性呈现。倘若细究，李浩笔下的父亲，既迥异于卡夫卡笔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语境下傲慢、威严、独裁、武断的隔膜化父亲，也有别于舒尔茨笔下全然无害却尽失自我、脱离了亲情轨道的零余人父亲。李浩小说的父亲谱系，一方面解构着崇高与压迫兼具的威权“父系”形象，一方面又型构着其温情的家庭道义的一面。从作家本身出发，以李浩为代表的“70后”作家的童年与“60后”作家相比，显然具有更为复杂隐秘的、由社会急遽转型所带来的“童年”体验的裂变感与阵痛感。而在《灶王传奇》中，这种由外在寓言世界的裂变因子（比如残酷战争、官场倾轧、交易买办等）带来的心灵阵痛，促成了父亲之于孩子的强烈家庭臂膀保护。而在另一方面，在由社会驱动所造成的“小冠”到“王鸠盈”的身份变动与死亡之旅中，灶王又悲哀地扮演着束手无策的角色。他似乎听到了鲁迅那“救救孩子”的呼喊，也仿佛看到了自己前世作为穷苦书生的丧子之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生命的轮回却一次次残忍地将“父与子”之爱的脆弱维系摧毁。他一次次地扪心自问，我们这些灶王，谁也保护不了，究竟还有什么用？他在彷徨，在呐喊，在幽暗月光下夜奔，也被寒风吹得像纸片一样踉踉跄跄。这种“子与父”的反向撬动与无力保护的荒诞，隐含了作家对于柔弱的人性美好被消泯的深切痛楚。

在《灶王传奇》中，基于各方危局强大的外向压迫，灶王和小冠的生命轨迹始终处于一种千百小径交叉的“迷途人”境况之中。弥足珍贵的是，面对此种困局，作品中的“父与子”在彷徨与挣扎中，显示了不惮于行动的超越性。学者麦克罗伊说：“我们关心的是人和他的存在问题，当然，我们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看到我们处境的危险。”〔美〕戴维斯·麦克罗伊：《存在主义与文学》，第53页，沈华进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倘若撇弃理论之囿，将这句话投射到小冠身上也极为恰切。这位生存在“卷”与“压”现世隐喻中的孩子，却有着同古希腊神话人物一样的思悟自觉性，这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强烈的命运意识。小冠因幼年战乱殒命而保留了童年的慧根，也仿佛看透了冰冷社会机器运转下芸芸众生的卑琐与惊悸。于是，他便以克尔凯郭尔所信仰的“那个个人”的个体抗争，来冲击社会威权体制下的集体意志。他顽劣，他恶搞，他挥霍，他报复，认为只有玩够了、闹够了，才不辜负自己的短命一生。但这一切只不过是表象罢了，他真正想做的是以转瞬即逝的生命，来冲撞凝滞的、丧失了活力的社会规训体系。而他本人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个体的赴死保护了即将酿成“暴乱”罪责的大批饥民。这种集体寓言下的个体突围，在灶王身上亦有体现。灶王本人经历了从普通家庭到赤贫家庭，再到达官家庭跌宕起伏的履职经历，也体验了由贫到富终至一无所有的荒凉。随着他从幻觉神坛的跌落，他形而上的“神性”被形而下的“人性”与“虫性”消解殆尽。加之小冠的凄凉遭遇，让他产生了强烈负罪感。所有的一切，唤起了灶王的觉醒，他在“世界已是如此，你又能如何”的反复自我诘问下，最终发出了“我必须改变我的生活”的生命自觉。在作品最后，灶王静以修身，读书写诗、克己自省、敬畏万物、关爱生灵，实现了喧嚣尘世间灵魂的自我洗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