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反讽,以及作为修养的当代性
作者: 冯强一、感伤及其历史根源
《形式主义的花园》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7年华清写下的部分诗歌,跨度将近30年。其中《个人史简编》(2014)回顾从“出生不久”到13岁之后的人生历程:“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领袖去世,人民游行/庆祝他们的胜利,而他美丽的同桌/那个名叫‘小玉’的女孩/却因为被邻家男强暴而辍学/从此他就变成了一个无用的感伤主义者……”“感伤”是华清诗歌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一点,他自己也频频谈到。他很早就在文学史中领悟到“生命本体论时间观”,这一敏感于个体时间流逝的时间观出现于秦汉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生命的感伤主义体验,由此成为中国人生命哲学的基点与原点,人生的短暂与宇宙的无限之间无望的悬殊对比,也成为中国诗人们永恒的生命情结,成了他们观照历史、追问宇宙的认识基点”。张清华:《隐秘的狂欢》,第47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生命本体论的感伤主义看到的是人世的倏忽、生命的无常与个体存在的虚幻,这一切都源于以单个生命丈量宇宙的渺茫。《形式主义的花园》附录的访谈中,华清向提问者坦承:“我的诗里会有一种虚无性的情绪,所谓悲剧气质,生命的绝望。……我最喜欢的诗人不是李白杜甫,而是李商隐和李煜那样的格局比较‘小气’、也比较‘颓废’的诗人。我认为颓废可能是诗歌的根本,至少是中国诗歌非常核心的一种美学,甚至是中国诗人贡献给世界的一种最特殊的美学,是中国诗人用他们的写作将这样一种美学合法化了。”华清:《形式主义的花园》,第2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翻检《形式主义的花园》,会发现一多半的诗歌带有这种感伤和颓废色彩。这是一个熟稔文学史的诗人对自身诗歌的定位,意味着他个人的审美趣味。
吊诡的是,写于1990年初的《悲剧在春天的N个展开式》又具备充分的反感伤性质,这恰恰是收入《形式主义的花园》最早的一首诗——“花朵的葬仪已经结束 无须对物/感伤 吟过的主题不可重现/这就是神祇退出后的空旷 环顾/谢幕的世界 胜利的夏天在鼓掌/诗人 当你被迫脱下残雨/浸透的衣裳 诗和纸张已腐烂在地上”——冷峻、理性、清晰地预言了一个总体性时代的结束。作为时代的观察者,它的抒情声音决绝,饱含了尖利的痛楚。
可以说,感伤还是停止感伤,在华清那里构成一个问题。一方面,感伤带有本体性质,因为有限时间的生命个体无法抗衡无限的宇宙时间;另一方面,个体生命所能焕发出来的理性正是启蒙运动以来哲人所强调的人之主体所在。而作为学者,华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以“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概括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的发展流变,可以说,“启蒙”作为一个重要理念于他同样具有本体意味。《形式主义的花园》之后,他的“启蒙”理念更多化身为一种反讽意识,而非正襟危坐的理性教条。在展开这一论述之前,我们先从文学史角度对“感伤”稍加梳理。
吉川幸次郎同样指出:“在汉代以后,在六朝的诗中,把人生视为绝望的、充满悲哀的存在的看法就成了诗的基调。”〔日〕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第22-23页,李庆等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吕正惠以陆机的“叹逝”归纳这一主题:“我们可以说,这是自《古诗十九首》以后,所有魏、晋诗人最关心的问题,陆机只不过把这一问题理论化而赋以名称而已。”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第52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不过吉川幸次郎认为宋诗已经能从魏晋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出现了新的人生观,即对“悲哀的扬弃”,王安石所谓“文章尤忌数悲哀”(《李璋下第》)。顾随亦认为,中国诗歌史可用“无可奈何”四字概括,顾随:《驼庵诗话》,第11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他还对“伤感”和“悲哀”做过区分:“伤感是暂时的刺激,悲哀是长期的积蓄,故一轻一重。诗里表现悲哀是伟大的,诗里表现伤感是浮浅的。如屈子、老杜所表现之悲哀,右丞是没有的。”顾随:《顾随全集(3)讲录卷》,第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华清强调的“感伤”自是顾随所说的“悲哀”,因为是长时段的、对生命的整体感受。从哲学上讲,他更近乎存在主义的理念,且认为自初唐的陈子昂开始,中国诗歌中就有了一个存在哲学的主题,这一主题与海德格尔所探讨的时间问题,具有相似的理解。见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中国诗歌的感伤或悲哀传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即诗人作为个体与权力的脱节。这种脱节不是诗人自身决定的,而是诗人作为皇权机器的一部分,其意义感大多数来自君尊臣卑的权力格局。一旦失宠失意,生命的感伤和悲哀即是一个大概率的选项。华清将爱国诗人屈原同希腊神话中自恋的那喀索斯关联在一起,“那喀索斯水中的倒影映照着英俊的你”,“所有分裂症中最伟大的一种:为国家而疯——”(《吊屈原》)。他人的欲望(在这里是君主的欲望)对“我”具有建构功能,作为一个政治抑郁症患者,屈原的分裂源于他无法辨认或迎合君主的欲望或表象,也就无法解决“我是谁”这一根本性问题。他创造幻觉重新定义自我,这一自我游移出权力格局并最终发疯自杀。在幻觉中重建自我的努力失败了。“当他看清水边自己的身影和面容/他发现这残骸已经冷却,腐败”(《梦见》)。《致1976》中的两个自我:哀怨但依旧凝视、欲望着君主的自我,以及君主欲望和表象之外死去的自我,其中传达出来的恐惧几乎凝结成集体无意识。在“两个互不相干的噩梦”之后,“九月里,在田野为公社割草的他/镰刀从水中勾起了一具骷髅,随着他/一声惊悚的尖叫,天空里哀乐再次响起/转眼到了十月/他的眼疾终于痊愈,一场群殴之后/他突然不明不白,被告知了胜利,敲锣打鼓/参加游行。那时他知道,自己作为人民的/一员,会有必将胜利的一生”。镰刀从水中勾起骷髅,如此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场景,暗示着作为个体的“我”的消亡,自我被融入一个集体性的欲望之中。深深的恐惧被不明所以的胜利迅速遮掩埋葬,但是恐惧真的消散了吗?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原始场景储存在记忆深处,在无意识层面支配着诗人的写作?《拟鹦鹉》中美丽花园里金碧辉煌的笼子中有一只学舌的鹦鹉,“听着这奇怪的啁啾声,枯坐者的身体/向后倾斜,渐渐化为了一根/长满耳朵的枯木……”华清:《上个时代的夜莺及其他》,《十月》2019年第4期。这种渐变的恐惧简直触目惊心。莫言曾提及两种“恐惧”,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述妖精和鬼怪故事带来的恐惧和“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的政治恐惧,莫言:《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第159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作为集体无意识和隐秘经验,后一种恐惧一旦与个体生命终结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就显示出更大的威力。
说到底,感伤的恐惧根源有二:一是个体生命的终结,这是每个敏感于生命的个体都具有的,也是华清“生命本体论诗学”的根底之一;二是体制生命的终结,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现代的根本特征是身份平等,而“体制”则是君尊臣卑的权力格局,“如此,第二种恐惧在根源上带有了反现代的特征。
二、唯名论反抗,及反讽的两种类型
将近20年前,在笔者跟随批评家张清华读书时,经常听他提起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那个个人(that individual)”的命题,他的近作《如何将现实经验升华为精神性命题》中又重提这一命题,可见是一以贯之。后来我知道“那个个人”的传统可以被归入哲学史上的唯名论(nominalism),即认为“所有真实存在的事物都是个体的或特殊的,共相只是一些虚构。词语并不指向实际存在的普遍的东西,而只是对人的理解有用的符号”。〔美〕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第22页,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本雅明曾说,那些伟大的小说所代表的人物,是“生活着的怀有深刻不确定性的人”,〔法〕奥利维埃·罗兰:《现代小说,现代阅读:中国讲演录》,第9-10页,孟湄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本雅明意义上伟大作品的人物是唯名论者。唯名论“打破了一系列将社会结构和知识研究限制在某种等级制或集体式框架内的前提”,〔英〕拉里·西登托普:《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第364页,贺晴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促进了理性的民主化。实际上,根据吉莱斯皮的研究,现代性就起源于13世纪欧洲哲学(神学)领域中后起的唯名论最终战胜了追求“共相”的实在论。
20年后,诗人华清仍是一个坚定的唯名论者。举《形式主义的花园》之外的一首诗《锣鼓》为例,这首诗可以视为《致1976》的一个相反方向的改写:
梦中的陌生人走在街角的拐弯处
目睹了这场盛大的锣鼓。他听到喧天的
声响,震得满世界颤抖,灰尘抖落
众人载歌载舞,仿佛重临的重大节气
陌生人上前,试图参与其中
但有侍卫在一旁拦阻,他们叫道
不要乱了秩序!……陌生人
只好在一旁观看,怯怯地望着那队伍远去
当他离开之时,一阵冷风刮过
他最后看了看自己的影子:细长,模糊
如一片凋零的树叶在街角滚动
显得那样孤单,无助。他呆呆地站着
觉得自己两手空空,手里并无锣鼓
他只好双手抱住肩膀,蹲下身来叹息
那时他发现,自己已遍体冰凉,除了
满地的垃圾,被丢弃的面具,周遭一片死寂华清:《在星空下(外五首)》,《天涯》2018年4期。
同样是一个梦境,却颠倒了《致1976》中的参与者的幻象,转而成为一个为集群和体制抛弃的旁观者,这种被抛出的幻象我们曾在沈从文那里见过,其中的感伤与恐惧上文已有分析。从唯名论的角度讲,这个令人感伤或恐惧的场景恰恰是“那个个人”从集群中孤立出来,停止虚妄的时刻,恰恰是“那个个人”拒绝“共相”的“面具”或“秩序”,从而最具现代性的时刻。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君尊臣卑的不平等权力格局注定了现代性的残缺,引入唯名论以打破君尊臣卑格局下的病态理性就显得必要。华清的诗歌中,唯名论经常以看似消极的面目出现,比如“看客”这一意象。《看客》华清:《秘密花园或疯人院即景(组诗)》,《花城》2017年第3期。将“看客”定位于“驿道上”的“木乃伊”和“一块磐石”,“一无所有”,“他只有坐在路边看世界/他看着,你们华美的车队/你们伸向空中的仪仗/你们凛然的圣像,你们广布四海/无边的威仪,他看着你们哗哗驶过的/碾压一切的马蹄”,相比之下,“他眼睛空洞,形容如死神般安静/盯着你们,沉默但不曾/错过一切,看着这马群上飞驰而过的洪流/最终化为一堆冲天蔽日的尘土”。因为拥有更大的宇宙视域,《看客》已然摆脱了《锣鼓》中的恐惧,从而将恐惧转化为深沉的悲哀。“沉默但不曾/错过一切”,沉默的观看本身既构成一种见证,也构成一种消极的反抗。《石头记》华清:《这花园终将老去》,《芳草》2021年第3期。中抒情主人公甚至化身河滩边沉默的石头,“仿佛在记录/又仿佛什么都不做”,最终历经几世几劫,“化为命运的造像,与大荒的讲述者”。这是感伤停止的时刻,也是反讽出现的时刻。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认为:“热情和反讽,并非两个对称性的概念。只有热情才是我们文学建筑的基础材料。反讽,当然不可缺少,但它只是后来的,它是‘永远的微调者’。”〔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捍卫热情》,第8-9页,李以亮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华清曾专门写有《扎加耶夫斯基》一诗,华清:《上个时代的夜莺及其他》,《十月》2019年第4期。但这里他未必能认同扎加耶夫斯基的看法,作为一个非基督徒,反讽于他可能才是根本性的,感伤和悲哀甚至都是隶属于反讽的次级情感,与之并列的还有反讽带来的豁达与开阔。当然,这里说的是客体优先原则下的反讽,容下文分辩。在唯名论推翻了实在论,却无力再度构建一种整合的哲学(神学)世界观的背景下,客体优先原则下的反讽可以重新将人置入世界,使其在自然宇宙共通体中再次获得一个位置,从而摆脱上帝死后留下的意义虚无。
作为学人,华清新近出版了《春梦六解》,笔者看来颇似单口学术相声,娓娓道来的说书人口吻或许又可开辟一新的“述学文体”。其中第一解“宝玉之梦”引《红楼梦》第五回宁荣二公之灵嘱警幻仙子,“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张清华认为曹雪芹“说梦”的方式是“中国人独有的‘辩证法’”或“真正的反讽”,即“他亲自编造了这个梦、这些话,但又并不相信”,以此揭破人世间的虚实、真假、是非和形色。第四梦“浮士德之梦”中梅菲斯特与浮士德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理解。见张清华:《春梦六解》,第22-23、1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风月宝鉴》一诗,华清把“风月宝鉴”视为“这世界最绝妙的反讽”:“它有互悖的两个镜子/美丑同体,对立,正反间有奇妙的/沆瀣一气。最重要的仍是她的身体,肉与骨/生和死,诱人与可怖,逗引和拒斥/都是如此的紧密、紧致。囚禁于一块/细脆的玻璃,或是一片薄薄的青铜/与有毒的水银之中”。华清:《风月宝鉴》,《人民文学》2020年第4期。纵欲能否证菩提,我们姑且放到一边不说——比如同是纵欲,西门庆没有像宝玉一样等到明心见性的时刻——但“风月宝鉴”所隐喻的“好”与“了”的世劫循环,却内隐了一个“时间模型”:“若是将其锤扁,将这一时间叙事压缩为共时之物的话,那么其最佳的形相,便是一面叫作‘风月宝鉴’的镜子了。一正一反,它将时序中色与空的亿万轮回,径直嵌进了一面薄薄的镜子,将那色与空,有和无,正题和反题,真相与幻影,繁华与大荒,美人与骷髅……集于一身,彰显于同一片刻,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张清华:《春梦六解》,第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这里诗人显然放弃了狭义现代性的同一性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它需要经历一个正题、反题以及合题的线性进化——而代之以阿多诺式的“客体优先”的“否定辩证法”,其中的“客体”即自然物色或他者。比如《枯叶》中诗人从一枚枯叶看到整个宇宙,枯叶上有“原野的广袤,和沟壑的纵横”,“有日落日出,有月光普照/甚至田野的房屋幢幢,炊烟袅袅”,“有星空的图谱,宇宙永不停歇的轮转交替/有一个王朝的塌陷。犹如抗拒者的下坠/连同它的枯干,死去,还有关于/这一切的记忆”。同样,《在威海》的结尾,人类的历史被极度压缩,“在壮丽的朝阳或凄美的黄昏中/真正绵延不息的,仍是那大海上/变幻涌起的无尽波涛”。华清:《练习曲及其它》,《作品》2018年第1期。即便是从“上帝和众神”视角下看到的“星空”,也是丧失行动能力的,只能进行客观和旁观,“星空下,百年前的蚁穴/与万年后的尘土……”⑥ 华清:《上个时代的夜莺及其他》,《十月》2019年第4期。这里诗人为我们挑明了另一种反讽类型,客体优先原则下的反讽。这种反讽隐含了感伤又大于感伤,因为自然物色或他者的循环,总是大于个体的内心。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暗度陈仓地引入共通体意识——区别于依靠权力或暴力捆绑起来的集群——从而帮助唯名论超越相对狭隘的个体意识。一种共通体意义上的“我们”毕竟是值得期待的,《致1976》和《锣鼓》探讨的不就是这一主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