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理想的微观言说

身份认同是主体在主体间关系中，反思与建构自我/个体/群体属性，而形成的主观肯定性态度。身份认同常由“话语”所构建，正如霍尔认为身份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1）而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在身份认同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作家作为置身社会变革中的敏感个体，往往会通过个体化的文学实践，对主体在自我、社会、文化等各个维度的身份认同进行迫切的追问与重新确认。

21世纪以来，作家越来越重视日常化、微观化的审美表达，这实际上是作家的身份认同从“官方和集体”向“民间和个体”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并不像以往那样激进，他们不再极端地崇拜或回避“官方和集体”，也不再偏执地排斥或沉溺“民间和个体”，而是在尊重一切的同时，在相对边缘的位置上，以有良知的“领受者”和“呈现者”的身份，自觉地将文学的触角伸向所置身的日常生活，不断捕捉百姓生活纷繁奇谲的生命性状，推衍民族历史丝丝缕缕的纠葛冲突，勾勒中华文化丰盈深邃的内在纹理。在日常生活的诗学意义不断找回的同时，为百姓立言、为时代立传、为文化立心的宏大理想也得以重构。这是文学生态演变不断走向“常态化”的结果，也是作家的身份认同建构逐渐成熟的结果。

一

日常生活叙事的“在场”与“缺席”和作家身份认同的流变密切关联，它产生于主体意识的萌动与复苏中，发展于对绝对正义的反抗与突围中，繁盛于言说个体欲望的渴望与需求中，并逐步成熟于对生活与生命内在价值的挖掘与确认中。

五四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既是刚刚脱离“士”的身份而迷茫找寻新身份的“觉醒者”，又是肩负着唤醒广大民众的“启蒙者”；既是追求个体自由独立的“个人主义者”，又是牢记弱国子民身份的“民族主义者”；既是西方文明的“受益者”，又是殖民主义的“抵抗者”。在“小我”与“大我”的徘徊间，张扬“个人主义”思想的“日常生活”在其笔下时隐时现。“五四”落潮后，知识分子深感“自我”的渺小，在确信依靠自身无法实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宏愿后，自觉捐弃了“个人主义”，归属于“阶级”和“集体”，并在“革命”的社会和文艺实践中完成了“文艺战士”身份的转变。个人主义的日常生活也逐渐淡出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火热的斗争生活，人民日常矛盾典型化的生活，以及能够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生活。到了1980年代，旧的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和文化束缚，因不适宜社会发展的需求被摒弃，作家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再度萌芽复苏，而找回“启蒙者”和“代言人”的身份成为几经起落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情结和内在需求。在他们的创作中，群体的价值观是叙述的起点，苦难和未来是叙述的中心，疗救与唤醒是叙述的姿态。他们一边批判黑暗时代的悲剧与荒谬，一边在启迪民众中重新找回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因此，这一时期尽管“日常生活”从压抑的、遮蔽的围栏中解放出来，但以“人”为中心的日常话语时常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话语相互纠缠。直到1980年代末，作家的“言说”较以往更为自由，但商品经济、市民文化的快速发展却让他们逐渐失去了登高一呼的地位和威严。于是，作家的身份终于从“阶级”“精英”转变为“个人”（2），与市民生活韵致相契合的日常的、世俗的文学时代也正式到来。

1980年代末的日常生活叙事浪潮，背后蕴藏的是文化话语权的转移，是作家的身份认同由“官方和集体”向“民间和个体”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到了19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并在过度的转变中走向了另一种的“陷阱”与“霸权”。19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期，市场化、信息化、娱乐化的时代新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多种力量的介入与辐射，直接撬动了作家身份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作家队伍不断分化、转型，作家的创作时刻受市场的施控，甚至作家本身也作为“符号”被消费异化。作家的生存境遇、价值共识以及创作心态遭遇了猛烈冲击。种种措手不及的变化和矛盾，使作家失去了“个人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之感”，（3）而陷入“同一性混乱”，即认同危机。在动荡的文学生态下，他们无法在新的社会制度、伦理结构以及文化体系中快速确立自我的内在本质、价值以及位置，更难以对仍处于变动中的外在事物做出清晰、完整地认知。尔后，他们无意触碰公共空间，更无力集中理性沉思，只能退居一隅，书写具体的、感性的、个别的凡俗生活。而随着个体欲望的萌动，加之市场媒介权威的推动，“欲望化”“时尚化”的景观在文学话语间大量出场，物质、身体、权力等日常生活话语在文本中不断浮出。“作家”和“日常生活”最终沦为空洞的、无意识的市场剪影。

如今，在市场经济纵深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大气候”下，21世纪文学悄然度过了20余载。市场主体、文化入侵、文学边缘的“演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历经了青春激情、理想受挫、市场实践的作家，面对仍在变化的21世纪文学生态，已经做了相对充分的物质、精神和阅历准备。他们不再受困于贫瘠的物质生活，能够较为容易地在与市场的磨合中获得生存的手段和空间；不再对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做或急流勇退或血脉偾张的极端反应，而是以更平稳的心态处理社会与文学领域的“演变”。同时，数十年的文学积累也让他们形成了相对纯熟的表达自我的文学风格。此外，这一时期，国家也加大了对文学生态的修复与重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上加以论述，重新赋予文艺以价值和意义，进而赋予文艺工作者以责任和使命。同时，国家以扶助、扶持或奖励等方式加大了对多元文学的吸纳、对新生文学力量的培养与对文学生产的引导。于是，作家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情绪与日益成熟的文学经验下，在文学意义逐步恢复的时代环境下，对主体的身份认同进行了追问。然而21世纪作家对自我身份的重建，不是对主流话语的归顺，不是对精英身份的找回，更不是对“在场”责任的规避，而是在无法改变相对边缘的环境中安于其位，以“领受者”和“呈现者”（4）的身份，深入朴素、鲜灵、诗意的日常生活，重新找回一种和谐的内心秩序和宏大的文学理想。

二

21世纪以来，作家首先深入的是普通人的“个体生活”，然而他们对“个体生活”的关注，不再是启蒙者的说教，也不是世俗者的沉溺，而是汲取了“五四”国民性批判的理性思维，左翼、延安、“十七年”文学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意识，以及新时期文学中的“人”“人性”“人道主义”，以“作为人民”“呈现人民”的叙事身份和叙事立场，以“乡土”和“城市”为叙事空间，深入民众生活细微的生命性状和矛盾冲突，冷静地呈现人们在社会转型期生活的困苦和精神的异化。

“乡土”始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生命根脉，然而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乡土”经验逐渐成为一种相对落寞的存在。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瞬息万变的时代，作家若能暂时搁置已经充分获得的城市经验，甘于寂寞地重新深入破败的乡土生活，定然与他的记忆、情感、身份、精神密切关联。这在贾平凹的《秦腔》中尤为得到体现，“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5）这是贾平凹对创作初心的回顾，饱含着他对乡土厚重坚实的责任与情感。然而与其他时期的乡土书写相比，这一时期的贾平凹真正地静了下来。正如他在后记中提及，创作《秦腔》的1年9个月“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6）他试图让创作回到内心，让文学回归生活，以“见证”和“讲述”的姿态，耐心聆听、真诚呈现生活发出的本真声音。于是，相较于厚重、宏阔的乡土叙事，《秦腔》将视角下移至一个街道、一个村落，试图从生活的原点出发，不设主要人物，不设结局高潮，不做主观判断，摆脱过多理论、结构的预设，让故事中的所有都依照生活最本真的逻辑和规律自然发生。然而尽管棣花街的日子黏腻、庸常，但生活并非简单的“陈列”，置身纷至沓来的生活场景中的人们总能自然而然地感知到生活的节奏与变迁，这便得益于作家日复一日对乡土生活深沉内敛地“掘进”。贾平凹用近50万字松散、细腻的笔触回归乡土生活原点，是他对叙事方式的一次大胆突破，更是内心趋于平静、作家责任逐渐找回后，对衰落的乡土文化、熟悉的乡土记忆的一次精神祭奠。

而在后乡村时代的生活景观中，作家尤为关注的是“进城农民”生活与精神的律动。在“城—乡”两重的生活空间内，作家形塑了吉宽（《吉宽的马车》）、高兴（《高兴》）、刘跃进（《我叫刘跃进》）等生于乡土的“突围者”群像，观照着他们漂泊他乡的生存与精神之痛。作家孙惠芬就一直关注着进城农民的生存境遇，这实际上与她作为一个农裔作家的身份相关。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作家，她也曾深刻感受到城乡生活差异下精神分裂的苦痛。她坦言：“我最初写城乡之间，是我对城市充满向往”，（7）但当我真的走进“被世俗欲望搅扰得行色匆匆的城市世界，我体会了一棵稻苗悬在半空的无依无靠，体会了融入茫茫人海找不到自我的恐惧”。（8）然而比起普通的进城者，孙惠芬更是一位作家，她认为她始终对每一个乡下人有着“切肤的同情和理解”，始终有责任反映“城与乡互为理想时呈现的诉说不清的困顿”。（9）于是，在《吉宽的马车》中，孙惠芬就通过城乡两种生活的对照，诉说了进城农民“融不进城市”与“回不去乡村”的精神阵痛。进城前，吉宽赶车之余整日蜷在某个地方发呆，身边遍是慵懒、琐碎的家长里短、流言蜚语，眼见皆是“云和云打架，风和风嬉闹”。就是这样一个安于现状的懒汉，也因爱慕的女子出嫁城市后翻下马背、背井离乡。到了城市，吉宽最先感受到的是空间感的断裂带来的焦虑惶恐：“城市的世界是阔大的，……是有边的无边；不像乡村，是无边的有边”。而当他见到了为解决民工情感与生理需求的“大众录像厅”“乡村风味饭店”和“穷鬼大乐园”后，内心的伦理与欲望激烈碰撞，进而产生了自我怀疑的茫然、困惑与不安。他渴望回到乡村，但当真的返回乡村，却又无法找回当时的纯真与安宁。孙惠芬借“吉宽”表达着自身感同身受的漂泊经历，而深入人民的作家身份，也让她始终游动于城乡生活之间，深切凝望着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的喜乐悲苦。

此外，城市人的生活状态是作家关注的又一焦点。20世纪90年代作家因社会地位急转直下，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而遭遇认同危机，执着于私人化、时尚化、游戏化的情感宣泄和精神放逐。21世纪尤其是经过20多年沉淀的当下，作家逐渐找回了对公共空间的身份认同，他们积极观照所置身的城市生活，对城市生活中的两性情感、生存状态以及文化精神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知。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虽着笔于福建莆田来的生意人大老郑与贫贱娼妓间的不伦之恋，但二人与邻居间平淡绵长的生活日常，却蕴藏着对人世人情无限的悲悯，以及对90年代小城生活的时代窥探。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心居》走进上海弄堂里的各色生活，在买房买车、婆媳关系的风波中，生动演绎小市民精于算计却不失真诚的性格。朱文颖的《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以细腻、柔软的笔触诉说城市的历史，尽管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城市的精神和气韵却附着在莉莉姨妈们的身上。尽管这些作品仍多为小景观的日常叙事，但却将世道人心、人情世故等公共因素纳入其中。同时他们的叙述不急不躁、从容不迫，他们笔下的城市生活艰辛但温暖、卑琐但有尊严，平和地呈现了城市人的压力迷茫和城市生活内部的矛盾纠葛。

实际上，21世纪作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叙事尚未脱离“苦难叙事”的内核，但这种叙事不再是阶级的、政治的控诉和憎恶，也不再是空洞的、抽象的启蒙和教化，更不是对物质、身体、情感欲望化的猎奇和追逐，而是以更为冷静的创作姿态植根人民生活，以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引起社会的共鸣与关注。

三

日常生活是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沟通桥梁，承载着以个体生活为肌理的社会历史变迁的丰富内涵。21世纪以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目标的新时代，要求作家反映历史的巨变，为时代画像，为时代明德，为时代立传。但如今作家已经褪去了“文艺战士”的外衣，不再执着于树立历史的权威，化“历史”为宏伟的修辞，将宏大的历史想象与神圣的政治使命相互契合；也被迫放弃了“启蒙者”的身份，不再视“历史”为思想的遗毒，将荒谬的历史面貌与教谕的启蒙责任彼此呼应；更逐渐摆脱了“自我”的圭臬，不再将“历史”置换为虚构的“寓言”，在解构“历史”的快感中，丢失了诉说历史的初衷和意义。而是渴望以一个“记录者”“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身份，通过家族的、平民的、心灵的历史日常，将国事与家事、时代与个人、历史意义与生命体验融为一体，抚摸宏大历史中芸芸众生浮萍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