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书写背后的个体辩证法

引言

“成长小说”是德文“bildungsroman”的中文译名，“‘修养（bildung）’与‘启蒙’和‘文化’两个概念相伴而生，18世纪后30年开始在德国知识阶层中流行，直至今天仍然是德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1）“成长小说”这个译名在中国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43年，冯至最早将“bildungsroman”一词翻译为“修养小说”；1949年之后，他在新著中将之替换为“教育小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立场的弱化，刻板保守的“教育小说”逐渐被放弃，“成长小说”被广泛接受，并成为一个学科方向的代名词。尽管“成长小说”的译名几经变化，但其指涉的故事类型与情节结构基本不变——主人公经过情感或事业上的历练，在指引者的帮助下或通过自我指引，出现生命的顿悟，最终发挥了潜能、实现了自我、融入了社会。（2）经典“成长小说”（以《汤姆·琼斯》《简·爱》《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为代表）多表现主人公的正面成长，重在理想人格的塑造。到了19世纪中期，经典“成长小说”变异为“幻灭小说”（以《红与黑》《幻灭》《无名的裘德》为代表），叙事指向不在于目标的实现，而是对这种结局的彻底推翻，青春不愿意向成熟臣服，并把“终局”视为对自我的背叛。二战结束后，英美等国出现了书写青少年堕落或者以儿童视角来反观成人世界的“反成长小说”（以《彩绘鸟》《夜》为代表）。莫罗蒂将“幻灭小说”和二战后英美的“反成长小说”统称为“反成长小说”，并以现代性为标尺，将其与经典“成长小说”进行区分。根据这种划分原则，学界大体将《在细雨中呼喊》（以下简称《呼喊》）划为“反成长”类型。（3）然而，《呼喊》的情节模式并不完全体现为理想破灭、事业失败、人性异化等下滑性特征，而是以实然与应然的反差来构建成长的破碎图景，整体时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静态性和封闭性。笼统地将《呼喊》纳入“反成长”一类，有可能掩盖其成长书写的特异性。此外，《呼喊》是余华的长篇处女作，其写作过程可谓煞费苦心：“有时写得十分顺手，可顺着顺着就陷入了另一种状态，于是，再回过头去重新考虑，不断地删节，不断地重写，以至于在最后一次定稿时还重写了相当一部分章节，并将原稿的二十四万字压缩成十六万字。”（4）三易其稿，反复揣摩，足可见余华对该作的珍视。事实上，《呼喊》中的成长书写只是冰山一角，其深层结构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自由与必然、自我消解与自我建构的悖论性命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关于现代自我的内在辩诘。

一、旅程隐喻下的静态时空

《呼喊》模仿了经典“成长小说”的旅程隐喻：孙光林从南门的家庭中脱离出来，只身来到陌生的孙荡，后因王立强去世、李秀英弃养而再度回到南门，成为父亲和村民眼中的“多余人”。在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中，他充满了对自我身份和命运的惶惑不安，也正是这种纠缠不清的家庭归属、虚虚实实、血缘亲情，让他自我意识的萌发有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精神空间，他由此展开对“肉身之父”的审判，并在“弑父”的过程中完成自我的“精神断乳”。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进程也是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一开始，个体意识与外部权力是和谐的，黑格尔将个体意识对外部权力的顺从一致称为“高贵意识”；后来，个体意识走向了对外部权力的对抗阶段，这个阶段的个体意识又被黑格尔称为“卑贱意识”。由“高贵意识”到“卑贱意识”的转化，非但不是一种倒退，反倒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体现了精神的“自主自为”的本质特征。（5）“成长小说”一开始就是在启蒙现代性的背景之下诞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从外部秩序之中挣脱出来、获得自我解放的人学诉求，从《简·爱》《汤姆·琼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到《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中外“成长小说”的通用技法就是将主人公设置为孤儿、弃儿、家庭的叛逆者，他们在失去家庭庇护的同时，也获得了发现世界、跨越阶层、探寻真理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或者依靠与志同道合的恋人、朋友的相处来完成自我教育，或者依靠“精神之父”的指引而脱胎换骨，使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和谐一致。这一情节模式体现出较为显豁的目的导向与教化意识，在从“无序”到“有序”的叙事主线中暗含着对启蒙主义时空观的认同。与之有所差别的是，“反成长小说”中间虽然有“无序”，但并不以“有序”作结，体现出一定的文本开放性，然而这种开放性并不是相对论的托词，“反成长小说”所蕴含的朝气与暮气、理想与现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反差正体现了作者站在时间的纵轴之上对今与昔的价值判断。而《呼喊》却鲜有这样的纵向价值判断。尽管文本借用经典“成长小说”的“离家”模式，将南门—孙荡—南门三个空间按照时间顺序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但这绝非巴赫金所说的“时空体”。因为“时空体”是巴赫金按民间小说的体裁走向，对古典神话人物从“此岸”到“彼岸”的真空般的“垂直成长”方式进行补充的前提下产生的，该理论重在强调人的发展与时空推进的同步性，即“质量水准（价值）同时空规模（量）是相符的，形成正比”。（6）然而，除了因为亲生父母的贫穷而不得不寄养在王立强夫妇家，以及后面因为王家出现变故又不得不回到南门这两个外部的事理逻辑之外，孙光林的成长与南门—孙荡—南门三个时空的推进并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三个时空在孙光林的人格建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它们更像是三个彼此独立的静态空间，呈现出前后内容不同而内核一致的无序—无序—无序形式。也就是说，从南门到孙荡再到南门，孙光林的身体发生了物理层面的位移，但其生存状态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幼年时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隐隐不安，而后来的遭遇则不断强化了这种不安。此外，伴随孙光林成长的一系列事件，如冯玉清从被恋人抛弃到与货郎私奔再到最后沦落风尘、孙光明为救落水同伴而死去、孙广才在孙光明死去之后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苏宇因猥亵妇女而获罪、祖父青年时代的飞扬与老年时代的屈辱等，这些事件只是作为孙光林成长的背景而存在，并不直接参与孙光林人格的塑造。在整个叙事流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作为孙光林成长的“指引者”，也没有任何一个灵光乍现的时间节点，让孙光林突然产生顿悟，从而改变原有的认知模式，不管是向更崇高的方向发展还是向动物性方向退缩，这三个时空以及镶嵌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给孙光林带来的是一层又一层的绝望和一点又一点的温暖，它们被封存在一个个小的叙事空间中，相互独立又循环往复，构成了对历史—进化或时间—死亡的对抗。例如，第一章对童年的总体印象中出现了一个在雨夜中孤独哭泣和呼喊的女人，由此所传达出来的恐惧和绝望为全文定下了一个总体的情感基调。而后“我”似乎听到了回答这女人呼喊的声音，但这个声音最后被证实为一个匆匆夜行的黑衣男子的衣服被风掀动的哗哗声。接着，余华又用时空蒙太奇的方式将前面的黑暗一扫而尽，呈现出一个阳光温煦、青草飞舞、儿童嬉戏、羊羔奔跑的温馨场景。而让人意外的是，这一场景却被一个孩子突然发现的事实打破——黑衣男人死了，就倒在前方潮湿的泥土上。这既是对呼喊的最决绝的回答，也是一个最痛彻的自我告诫——不要对任何温情抱有幻想。然而，人心不可能总是坚硬如铁，冰冷的盔甲只能保证人不受失望的折磨，但不能给人以持续的心灵滋养，这个时候，人还是需要用温情来赋予世界以活着的意义。因此后面章节中，孙光林在一个又一个绝望之后不断走向自我封闭，又在自我封闭中呼喊温情抚慰，以此来对抗那个由父亲的暴躁、母亲的软弱、兄长的冷漠、村民的唾弃、城乡的差别、人心的诡谲所组成的令人窒息的人际怪圈。然而回答他的，并不是稳定的、持续的、强有力的、能够给他带来方向感的声音，而是由祖上微茫的荣光、养父母的些许慈爱、陌生人不经意的善举、青春期的同病相怜等组成的一个个细小的温情场景，这些场景稀释了童年的悲苦，赋予生命原有的尊严和价值，但其在本质上只是苦痛的一个空间对应物，而不能在实质层面上引导呼喊者走出困境或者改造现实，进而实现生命的飞跃。因此，从惶惑不安的6岁，到疑惧丛生的18岁，孙光林并没有完成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启蒙主义的线性时间观在他的生命轨迹上是显现不出的，有的只是绝望与温情的此起彼伏，正如中国传统美学里的阴与阳的循环交替。

经典“成长小说”之所以为主人公设置一个“终局”，是因为一个许诺将来的“乌托邦”，一个理性得到空前发展的“未来”时刻，根据这个“未来”时刻，“当下”才具有意义。《呼喊》既没有像经典“成长小说”那样为主人公设置一个“终局”，也没有像一般“反成长小说”那样为主人公设置一个生命陡转直下的断裂性时刻，而是在“反进化”的基础上赋予每个时间点以空间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个时空和每个事件，不再需要“未来”来赋值，它们本身便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康德曾经在许多著作中试图确立历史的合目的性和历史终点，却在讲启蒙的那篇文章中谈到纯粹的“现时性”。这一矛盾被福柯深深洞察，他说：“当康德在1784年问‘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他真正要问的意思是，现在在发生什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7）他认为康德对“现时性”的思考体现出一种“现在本体论”，是对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以来启蒙哲学所推崇的“普遍精神”的一种纠偏。其实，立足当下和立足未来，在本质上体现了成长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的悖论：一方面，人的成长是个体的人的成长，而不是先验的人；另一方面，人的成长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因此又必须受到历史的合目的性的宰制，这就造成了社会决定论与历史相对论的矛盾。因此，从康德开始，包括后面的本雅明、福柯等人都非常重视“现时性”，目的就是让人性从“应是”的永恒性、普遍性中解放出来，还原出“己是”“此在”的真实性。《呼喊》的时空结构是对启蒙主义进步观的反动，它以“绝望”与“温情”的对偶性关系为依托，将“过去”“现在”“未来”进行了空间化的处理，极力地肯定了“当下”的本体性价值。

二、伦理困境中的“身体”

对于启蒙，康德有一个经典的定义：“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8）也就是说，从个体哲学的角度来讲，启蒙并不意味着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自上而下的引导，而是个体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对自我的引导，所谓“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是指自我意识的混沌状态，也就是自我未能从自然、家庭、社会、历史等观念结构中独立出来，从而获得清晰的自我边界和身份认同的一种状态。在西方思想史中，从卢梭的“内在律令”，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再到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理想”，现代自我的发现与人的内部开掘是同步谐振的。那么，如何深入了解人的内在性呢？身体是首要的一个中介物。因为从人的实体构成的层面来讲，人是灵魂和身体的统一体。阿奎那认为：“身体的尊严不仅体现为其直接受造于上帝，还表现为身体作为物质世界的集合，具有了成为理智灵魂质料的平和性质，它是灵魂个体化的原则。”（9）叔本华认为身体兼具物理意义与形而上学意义，只有借助这个中介，才能通过现象学层面的“表象世界”到达本体意义上的“意志世界”。（10）正是介于人的这种构成方式和认识方式，巴赫金才在他的成长理论中特意强调“身体站位”的重要性，他说：“只有从我所处的唯一位置出发，我才能成为能动的，也应当成为能动的。”“存在的具体性、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源自于人的位置和由此出发的人的行为的具体性、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11）由此可见，只有确定身体的具体性、唯一性，才能克服先验自我的普遍性、抽象性，从而恢复存在的本真样态。也就是说，要想认识这个客观世界，向外探寻终将一无所获，只有以身体为据点，倾听自我最内在的声音，才能把握世界的本质。与“十七年”经典“成长小说”所刻意塑造的“理想自我”相比，90年代的“成长小说”更注重“欲望自我”，强调一种从先验真理和革命逻辑中解放而出的生命快感，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王朔的《动物凶猛》、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王刚的《英格力士》、东西的《耳光响亮》等。余华的《呼喊》当然也包括在里面，因为整部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外部信念，也没有因信念而承受的苦难，充斥其中的，是数不清的欲望，以及人在欲望沼泽中的非理性状态。例如，生父孙广才因生活压迫而六亲不认，又被情欲牵制而与寡妇私通、对儿媳动邪念；养父王立强虽然勉强算得上一个好父亲，却因无法束缚自己的情欲而出轨，结果因此而丧命；同学苏宇因青春期性萌动而猥亵了一名妇女，被送去劳教一年……《呼喊》中，欲望是深不可测的人性深渊，是人物行动的内在动因，也是人物命运的始作俑者，正如弗洛伊德所理解的那样，是一股“坚固的、难以驾驭的、非理性”（12）的力量。部分学者正是以此为据，将《呼喊》在内的90年代“成长小说”的主体生成方式归纳为“欲望先导”式，以区别于“十七年”经典“成长小说”的“道德先导”式，并认为其为之后的“青春写作”所呈现的“消费先导”式扫清了道义上的障碍。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用“欲望先导”涵盖《呼喊》的主体生成方式似乎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余华在延续他的本能原欲“优位论”之外，还赋予他笔下人物以日常生活中的情理逻辑，让人物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节奏，而不再是一个哲学符号的牵线木偶。（13）例如，孙广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但这个无赖却在后半夜从寡妇的床上溜走，伏在亡妻的坟头号啕大哭。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孙广才与酒为友，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像一个少年看到恋人飘散的头发一样神采飞扬”，并最终在这种虚幻的美好之中走向了一劳永逸的死亡。余华并没有将他塑造为一个充满主观恶意的暴君，而是试图将他理解为一个借女人和酒精来逃避现实的懦夫，一个在生活压迫、幼子夭折、发家无望的重重打击下失去生活理想的失败者。还有，在对孙光林、苏宇、苏杭等人的性意识萌发的书写中，余华同样没有将他们塑造为欲望的符号，而是深入人物面临的具体伦理困境中去展现他们的挣扎，也即在那个环境封闭、观念保守、性启蒙缺失的特殊时空，他们面对突如其来的青春萌动，无力反抗而又必须反抗，只能采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让快乐与痛苦一同发泄出来，让虚假的道德约束与无法抗拒的本能反复纠缠，直至走到疯狂的边缘。欧洲经典“成长小说”和中国“十七年”经典“成长小说”，也会呈现出个体的情感、本能、欲望与他人利益、社会秩序、终极理想的冲突，但往往会以后者的压倒性胜利作为终局，借以体现价值启蒙的核心要义，以及人类在天性上对身体的压制。二战以后的美国“反成长小说”以及中国90年代的“青春书写”中，身体逐渐复苏，并成为一种个体解放的强力，直逼权力话语、外部秩序、普遍真理对个体生命的制约。但由于消费主义的影响，这个时期“青春书写”中的身体已经逐渐脱离形而上层面的内涵，成为被消费主义所规定的欲望符号。尽管作家也赋予主人公这样或那样的另类成长经验，但他们的特立独行背后是对欲望的俯首听命，是“冷也罢热也罢活着就好”的生物性本能，而不是站在身体这个据点之上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