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反讽及其限度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不断更迭，各种话题、争论更是层出不穷，但若挑选其中在大众和知识界都受到关注，且讨论度最高的作家，王朔必然是其中之一。从1978年发表小说《等待》以来，王朔的作品，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的《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等，因为鲜明的语言特色和特立独行的价值立场而引人注目，同时也饱受争议。1988年，王朔的4部小说（《顽主》《浮出海面》《橡皮人》《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同时搬上大荧幕，引发热议，人们甚至将这一年称作“王朔年”。

然而，与王朔在八九十年代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不大相符的是，在目前通行的几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王朔及其作品几乎是“失踪”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王朔仅作为争议性作家出现在第27章“90年代的小说”的“小说创作与文化事件”中，评价语是作品水准“参差不齐”；（1）《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第19章“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将王朔的小说置于90年代社会转型的语境中来理解，认为《动物凶猛》是其商业写作中较具有反叛意识的一篇；（2）《新中国文学史》第2章中的一节“精神消解与理想坚守的两端”，王朔被当作“价值解构的写作”的代表，被认为是90年代市场经济的文化环境所造就的“弄潮儿式的写作者”中，“最引人注目、最具有文化与道德冲击力的”。（3）如今，当我们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不仅很难绕过王朔及其带来的文学观念变革，更重要的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弄潮儿”的出现，引起了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等重要文化、思想问题的讨论。在这场未完成的论争中，话语中心逐渐由文学、艺术领域延伸开去，最终抵达了对当代中国社会以及精神问题的反思。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些论争与反思，其实早已暗示着当下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若干现实。

新生活与新人物

在2004年出版的《王朔自选精品集》自序中，王朔曾有一段对自己写作状态的剖析：“从八三年初到九一年底，整整八年我处于职业写作状态中，除了写字就是看书。离人群远了，离社会远了，偶尔上街也如隔着玻璃鱼缸看新鲜。一切发现、感悟皆非生活经验而是来自书本。那些貌似形象、生动的文字概念又因其言之凿凿、确有深意于是被轻易地接受了，当作生活本质牢固树立在头脑中。思路似乎也因读书开阔了、拓展了、清晰了。沿着书本构成的认识捷径快速前进给人一种提高的快意。世俗的乐趣和欲望被理智打入不齿于人类的范畴。久而久之，对生活本身失去了热情，甚至产生轻视的情绪，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通往这些问题的阶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涉入其中，就再难以抽身。”（4）这段话点明了王朔1992年之后中断写作的原因，更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他的写作赖以维持的根基，即“世俗的乐趣和欲望”。王朔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故事的人，他信赖生活经验而非书本知识，也正因此，对“概念”与“知识”的反叛，一直是王朔写作的重要动力。

应该说，王朔的反叛精神事出有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大批军人、干部从五湖四海汇集到北京，在这里建起了自成体系的大院。大院在当时的北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独立于老北京市民的四合院、胡同，是自成一体的小集体、小社会。与市民阶层不同，大院子弟大多出自干部家庭，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较少有压力，因而多少具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王朔就是大院子弟的代表，他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也正是以大院子弟为原型。在小说《动物凶猛》中，作为大院子弟的“我”对自己的未来十分坦然：“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5）衣食无忧的生存现实和可以预见的稳定未来，是属于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大院子弟所独有的状态。此前的中国，或者同一时代的大多市民阶层、农村青年，他们必须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一样，或依靠劳动，或依靠知识，才有可能为自己赢得新的更好的生活。而大院子弟不同，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知识改变命运”或“奋斗改变人生”的朴素信条在他们那里几乎是无效的。也正因此，一种颓废、虚无、漫无目的的情绪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

与《动物凶猛》中的“我”类似，王朔的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整天在大街上游逛、打架、恋爱的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青年形象，对于这类青年来说，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渐渐消磨着他们的精神。如同本·海默尔所发现的：“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这种“庸碌无为”的、“消极”的状态和情绪之所以出现在王朔笔下、出现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与当时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转型密切相关。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时间的标准化和生活的程序化，正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作为最早接触现代生活的大院子弟，80年代的王朔已经发现，当时的他以及他身边的一批青年人，一方面享受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正在被这一现实所导致的精神世界的单调乏味所吞噬。西方日常生活理论认为，日常生活的关键在于稳定和重复，也因此形成了一套几乎固定的快感机制，“日常现代性的日常状态就是建立在分分秒秒的基础之上的同步化。……现代性之中的‘日常生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整齐划一，它的沉闷无聊等等，也许与它特征相同而又最为常见的东西是流水线”。（6）王朔的小说始终笼罩着这种“筋疲力尽、虚弱不堪的百无聊赖”，而这一情绪，正是90年代中国都市青年典型的精神病症。小说《顽主》中有一个细节，一个粗壮汉子来到3T公司，他的问题是“活着没劲”，于观提出陪他玩牌、下象棋、划船、看电影等，汉子都一一否定：“‘越说越没劲。’汉子来了气，‘你也就是这些俗套儿。’”（7）在这里，王朔以一种戏谑与夸张的方式，举重若轻地道出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困境——“没劲”。所谓“没劲”，指的正是缺乏生活目标和动力，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致，因而庸碌无为、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

如果我们结合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潘晓讨论”“蛇口风波”等具有代表性的青年群体为主导的社会事件便会发现，王朔的小说敏锐地揭示了一个时代青年群体的精神问题，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成了“痞子”，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精神困境。如同张德祥在《王朔批判》一文中所说：“如果从题材的意义上、从文学描写的对象的意义上、从作品提供的人物形象的意义上而言，将王朔这些小说称为‘痞子文学’并没有什么不贴切或不可以——简直可以说是王朔以他的这些作品才给当代文学带来了这样一个过去不曾有过、也不可能出现的‘痞子文学’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朔这些小说也就有了现实主义的因素——它是这样一个阶层在文化上的表现、反映，也可以说王朔是这个社会阶层在文化上的代言人。这种文学现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现实土壤上生长出来——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反映。”（8）尽管王朔本人对于“痞子文学”这一定义始终不以为然，但他小说中创造的诸多“痞子”形象，的确令其作品成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更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现实、社会转型在文学中的突出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王朔的小说描绘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特殊阶层和他们的人生，更映照出一种新鲜而典型的社会现象。

瓦尔特·本雅明曾经在爱伦·坡和波德莱尔的笔下发现了现代都市的“闲逛者”，认为他们是将自己藏匿于“人群”之中，“人群不仅是那些不法之徒的最新避难所，也是那些社会弃民的最新麻醉药。闲逛者便是被遗弃在人群中的人……这处境如同能补偿很多侮辱的麻醉药，使他整个地沉浸于快乐之中”。（9）王朔笔下的“痞子”，正是90年代中国都市化崛起过程中最早的“闲逛者”，如《顽主》中的杨重、马青、于观，《许爷》中的吴建新，《动物凶猛》中的“我”及其同伴，甚至《无人喝彩》中的李缅宁，《给我顶住》《过把瘾就死》中的方言，等等。在王朔之前，中国作家几乎没有真正关注乃至书写过这类人，他们被认为是混混、无赖，是被主流价值和主流社会所拒绝、排斥的边缘人群。

需要区分的是，王朔笔下的“痞子”不同于此前的“流氓无产者”，后者的出现，来源于阶级社会中的压迫和斗争，而“闲逛者”则是现代都市的产物，他们不具有斗争的愿望，他们的困境并非来自对主体身份、社会地位的不满，而是来源于重复性的日常生活所导致的信仰迷失、精神空虚。

可以说，王朔小说中的“痞子”形象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新的人物谱系，从八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这类“问题青年”“失败青年”，这些精神世界陷入虚无与迷失的都市年轻人，始终存在于我们身边，他们的困惑与艰难，最直观地反映着其所处时代的某些问题。近年来，我们依旧可以在诸多作家笔下发现类似的人物，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即是这类人物在今天的延续。作为20世纪末的大院子弟，王朔身临其境地感知着当时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困境，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笔下的众多人物也大多来源于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的相通，王朔的小说在90年代的中国，最早就是被青年人和学生群体所接受的。

日常生活的“例外”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突出的“痞子”形象，王朔的小说被认为是“玩文学”的代表，他的戏谑、反讽，以及他对传统价值观的严重偏离，遮蔽了其小说中伤感、悲凉的情感基调。事实上，王朔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精神的作家，尤其是到了90年代，在《动物凶猛》《许爷》《刘慧芳》等小说中，这种情感的悲剧性甚至淹没了王朔小说语言的喜剧性。如果说80年代王朔的小说彰显了一种大众话语的狂欢，那么，到了90年代，他的小说则更多呈现了这种狂欢之后的落寞。

中篇小说《许爷》（《上海文学》1992年第4期）在王朔的创作中并不起眼，而且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其时已经是他写作的最后阶段。但我们今天重读王朔的作品不难发现，这篇小说在他所有的创作中显得非常特殊，它具有一种罕见的沉重，在这里，作家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他笔下人物的命运起伏，像是一次盛大的回忆，也像是一场郑重的告别。

小说《许爷》依旧书写着大院子弟。主人公许立宇是“我”的中学同学，他的父亲是最早参军抗日的游击队员，但之后在几次改弦更张的历史节点都不大走运，最后只是个“级别最高的司机”。这样的身份，让许立宇在“我”们这些大院子弟中处境尴尬，“我并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现在我有勇气承认了），他的父亲是个司机”。（10）许立宇没能像多数大院子弟那样获得当兵的机会，而是回老家插队多年之后返京，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80年代的北京，开出租车是少数人的特权，收入不菲的司机许立宇因此收获了与“我”和吴建新的“友情”，三人一起过着极度放荡的日子。直到许立宇与吴建新闹翻，而“我”决意换一种生活，大家分道扬镳。重逢时的“我”成了通俗小说作家，许立宇依然还是出租车司机——这时候的他已和他的车一样陈旧。然而，还没来得及酸楚，“我”又与他在一次饭局中相遇。在一票鱼龙混杂的上流人士中，因为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说不尽的故事，许立宇被尊称为“许爷”。再之后，许立宇出了国，他的故事只能从不同人的口中拼凑一二：移居日本之后，他四处打工，一度靠背尸赚了很多钱，甚至重新找回了80年代初在北京当出租车司机时的优越感。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在东京的繁华街道上，许立宇与一个日本黑社会头子起了冲突，并当众用菜刀杀了人。从此，许立宇的去向和他杀人的动机都成了谜，众口铄金之中，许爷的故事结束了。

如前所述，在日常生活的机械化重复之中，现代都市形成了一套稳定的社会结构。人们的欲望机制趋同，商品拜物教、享乐主义盛行。海德格尔曾在哲学层面反思日常生活与日常状态，他认为，日常状态是一种“木木然”的、被遮蔽的状态，“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存在着”，“保持距离、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存在的方式”。（11）在90年代的中国，当人们逐渐从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幻梦中苏醒过来，整个社会遭遇了工业化、商业化与世俗化的猛烈冲击，在日渐稳固的日常状态中，个体的人逐渐丧失了主体性。由此重新进入小说《许爷》，我们发现，许立宇这一人物的出现，恰恰是日常生活中的“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洞开的国门让人们遭逢物质生活与世俗生活的诱惑，在日常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面前，人人都享有主宰权，于是，许立宇一度以为他超越了自己并不荣耀的身份与阶层，站在曾经的大院子弟乃至整个社会的中心。然而社会现实的飞速发展，让出租车司机许立宇再次被挤到了时代的边缘，他必须为自己寻找新的身份。许立宇对外国的向往，不仅是渴望一种更加富足的生活，更源自始终萦绕在他内心深处想要突破自己的出身和阶级，最终实现“高人一等”的愿望。